摘要：我至今仍记得1945年8月9日的那个凌晨。防空警报凄厉地划破夜空，整个新京（长春）瞬间陷入混乱。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苏军打过来了！”

我至今仍记得1945年8月9日的那个凌晨。防空警报凄厉地划破夜空，整个新京（长春）瞬间陷入混乱。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苏军打过来了！”

两个月前，司令部的将校们信誓旦旦：“边境防线固若金汤，至少能撑三个月。”可如今，走廊里全是慌乱的脚步声，高级军官们脸色铁青，哪还有半点“帝国支柱”的威风？

我攥紧军刀冲进特殊情报队，迎面撞上藤井少佐。他嘴唇发抖：“前线……已经崩溃了。”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所谓“精锐”，不过是个笑话。

我是5月30日才从山东转过来的，进了关东军司令部的大门，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号称精锐部队存在的地方，在两个多月之后竟会如此地狼狈和不堪！

刚开始的，我还特别庆幸，每天跟着这些大官们，升官发财指日可待，而且这里比山东奥安全很多，不用担心八路军夜里搞偷袭，可好日子美过多久，我很快就发现，作为这里最末位的一个，在大难来临的时候面临的及那个会面临什么。

7月的时候，小松队长刚在作战会议上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固的阵地，至少能坚守三个月。"可转头就有人发现，仓库里的步枪连一个中队都武装不起来。

我溜进三楼的监听室，耳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俄语通讯。苏军正在频繁调动，这绝不是正常换防。但当我向参谋部报告时，那个秃顶的田中少佐只是不耐烦地挥手："斯大林不会在收获季节前开战的，这是常识。"

我心里稍微安心了一些，可8月初，情况急转直下。先是苏军更换了密码系统，接着监听站传来更可怕的消息——坦克集群正在边境集结。

司令部突然忙碌起来，文职们抱着成捆的文件跑来跑去。最可笑的是，他们第一道正式命令居然是《实施士兵战时烟草定量制》。

8月8日深夜，值班的柴田上等兵慌慌张张推醒我："长官，所有俄语通讯都中断了！"我冲到监听室，耳机里只有诡异的静电噪音。凌晨三点，凄厉的防空警报突然响彻全城。走廊上有人带着哭腔大喊："俄国人打过来了！"

司令部的混乱超乎想象。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将校们像无头苍蝇般乱窜，有人甚至穿着睡袍就跑来了。而这些人，昨天还在高级酒馆里抱着艺伎吃喝玩乐！

藤井少佐满脸油汗地冲进来报告："边境防线...已经不存在了！"

最讽刺的是，我们这些号称"帝国最精锐"的情报官，居然是从普通士兵的窃窃私语里才知道——苏军的钢铁洪流，离新京只剩不到两百公里了。

很快，我就发现，这些高级军官早就安排他们的家人提前离开了，而他们给我的最后一倒命令就是让我做留守班的班长！带着留下来20多个人死守这里！

我被他们抛弃了！

司令部本来有100多人，却把我这个才来两个月的人留在这里！

原本连一张纸都带不出去的情报室，如今散落的俄语密码本被踩得满是脚印，曾经被奉为"帝国机密"的文件，现在像废纸一样飘得到处都是。连密码本都被扔在桌子上，我顿时火冒三丈，拿起锤子，跑到打字室，把里面的设备在了个稀巴烂。

然后大声怒吼着让他们把文件全部拿到院子里烧了！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整栋楼都跟着颤抖——工兵队开始爆破司令部周边的桥梁了。关东军炸毁了桥梁铁路，这样苏军就进不来了，可这也断了我们撤退的路！

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人只有死路一条了！

而大街上，广播还在播着：“我航空部队在西部国境轰炸了苏军机械化部队，炸毁坦克……”这些骗人的把戏，只能骗那些一无所知的老百姓，那些留下来的日本人，男女老少还在拼命地挖着战壕，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困死在这里了，没有吃的，也没有退路！

8月12日凌晨，最后一列"特别避难列车"终于要发车了，如果上不了这辆车，就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站台上挤满了哭嚎的日本侨民，宪兵用枪托开路让军官家属优先上车。"长官，带我走吧..."我甩开手下的手跳上列车时，听见身后传来绝望的嚎叫。

原来这就是帝国精锐的末日——不是玉碎冲锋的悲壮，而是一群丧家之犬在争先恐后地逃命。

我还是被捕了，我被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我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的，我们都被洗脑得太严重了，但是，七年时间里，吴浩然先生用耐心教会我认清了一个事实：那些被我们称为"精锐"的关东军，不过是一群披着军装的强盗。

而他经常说的“真理必胜！”四个字，永远地镌刻在我的脑子里，一直到死。

1956年深秋，当我终于踏上日本的土地时，满洲的硝烟早已散尽。

历史不会重演，但记忆必须传承——我要用余生告诉每一个愿意听的人，真正的精锐之师永远不会把刺刀对准平民，而一个不敢直面罪孽的民族，永远都是精神上的溃兵。

讲述者：小岛隆男：1917 年生于东京。关东军司令部特别情报中队中尉，战后在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 年被释放回国。回国后积极从事反战和揭露日军侵华暴行活动。

来源：何以言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