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都是第几年了？十几年如一日，也不嫌麻烦。＂母亲接过大伯手中的两个沉甸甸的竹篮，笑着摇头。

年货里的亲情

＂这都是第几年了？十几年如一日，也不嫌麻烦。＂母亲接过大伯手中的两个沉甸甸的竹篮，笑着摇头。

大伯摘下头上沾着雪花的棉帽，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外面雪大，路上滑，我走得慢了些。＂

母亲赶紧把他让进屋，倒了杯热茶。＂守义，来，喝口热乎的。＂

我家住在北方一座老工业城市的工人新村，那是八十年代初的冬天。

院子里的水龙头都冻得吐不出水来，家家户户门前挂着冰溜子，小孩子的鼻涕冻得像两根透明的小冰棍。

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五十多平米的两居室里，墙角常常结着一层薄霜，晚上睡觉要垒好几床棉被才不觉得冷。

父亲陈守信在钢铁厂当工人，是个闷性子的人，下班回家除了听652型晶体管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很少说话。

母亲赵月梅在纺织厂做织布工，一双手常年泡在水里，冬天裂得像树皮一样粗糙。

七七年我哥哥陈小春初中毕业，赶上高考恢复那一届，可惜差了几分没考上，进了街道办的小厂做学徒。

我那时候还在读初二，每天的任务就是放学后去煤球厂排队买煤球，回来帮着生炉子做饭。

大伯陈守义比父亲大五岁，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哥哥。

在那个＂忠＂字当头的年代，大伯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守义＂，父亲叫＂守信＂，兄弟俩的名字连起来便是＂忠义信＂三字，颇有些旧时代的遗风。

大伯在粮站工作，那会儿粮站可是个肥差，不但能吃上公家饭，手中还掌握着粮油调拨的权力。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份工作就像是握着一把能开启百姓胃口的钥匙。

每到年关，大伯都会提着装满年货的竹篮来我家，里面有肉、鱼和各种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

有时候还会有几斤上好的白面和一小瓶食用油，这在凭票供应的年代，简直是雪中送炭。

＂守义，你说你，这么多年了，老这么送东西，多不好意思。＂母亲把年货一样样拿出来放到桌上，脸上带着不好意思又藏不住的喜悦。

＂大冬天跑这么远，你这当哥的也太客气了。＂母亲一边说，一边把从竹篮里拿出来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摆在八仙桌上。

那是两条鲤鱼，肥硕得尾巴还在微微摆动；半斤猪肉，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肉的日子屈指可数；还有一小罐蜂蜜和几个又大又红的苹果。

＂嫂子，说啥呢，这不是应该的嘛。＂大伯搓着手，脸冻得通红，笑容却比屋外的阳光还要暖。

＂再说，现在有小春出息了，我这不是沾了侄子的光嘛。＂大伯揉了揉我的头，笑着说道。

＂瞧你说的，什么沾光不沾光的，一家人客气啥。＂母亲笑骂道，脸上却掩不住自豪。

母亲提到的小春，是我哥哥。

七九年他进了街道办的小厂，干了两年，眼看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有些胆大的人已经开始＂下海＂经商。

八二年，哥哥借了几百块钱，联合几个朋友在城郊赶集的地方摆了个小摊，做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

刚开始，全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那时候＂投机倒把＂的帽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被工商查到，轻则罚款，重则可能留下案底。

但哥哥似乎生来就有经商的天赋，从小商小贩做起，慢慢摸索出了门道。

到了八五年，他已经和人合伙租下了百货大楼旁边的一个小门面，专卖从南方运来的电器和新鲜玩意儿，在我们这座北方小城，算是吃上了＂改革饭＂的先行者。

每逢过年，哥哥都会往家里拿一些钱，给父母添置些新衣裳，连我也跟着沾光，穿上了市面上最时髦的喇叭裤和尼龙衬衫。

＂小春这孩子有出息，听说前段时间进了一批彩电，卖得可好了。＂大伯抿了一口茶，脸上满是欣慰。

＂那是那是，托你的福。当初要不是你给他指的门路，哪有今天啊。＂母亲笑着应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幸福。

父亲坐在一旁的竹椅上，默默地卷着一支＂大前门＂，只是嘴角微微上扬，却不说话。

每次大伯来，我总觉得父亲的表情很复杂，像是高兴又像是愧疚，眼神里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父亲平时就话不多，见了大伯更是沉默，只是默默地递烟，两人坐着，一屋子的烟雾缭绕。

＂娃他爹，你说句话啊，你哥大老远来了，你就这么闷着。＂母亲埋怨道。

父亲只是点点头，又深深吸了一口烟，眼神不自觉地飘向窗外。

我注意到大伯看父亲的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既像是理解又像是心疼。

那种眼神中夹杂着的默契，不是一般的兄弟情谊可以解释的。

＂行了，男人之间哪有那么多话说。来，我去给你做顿好吃的，尝尝我新学的红烧鲤鱼。＂母亲起身往厨房走去，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大伯冲母亲笑了笑，又转向父亲：＂老弟，厂里最近怎么样？＂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开口：＂还那样，不好不坏。＂

大伯点点头，似乎完全理解这短短几个字背后的含义。

那年腊月二十八，我帮母亲整理过年的东西，无意中从一个旧皮箱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黑白照片，边缘有些卷曲，背面盖着褪色的＂沈阳照相馆＂的印章。

照片上是年轻的父亲和大伯，站在厂区的大烟囱前，背景是高耸入云的烟囱和灰蒙蒙的天空。

他们穿着整齐的蓝色工装，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脸上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严肃与坚定。

令我惊讶的是，照片上的父亲居然在笑，笑得那么灿烂，与我记忆中那个沉默寡言的父亲判若两人。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我好奇地问。

母亲正在叠被子，闻言抬头瞥了一眼，脸色突然变了。

她放下手中的活儿，快步走过来，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然后小心翼翼地收好。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六八年吧。＂她声音低了下来，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

＂六八年？那是什么时候？＂我问道，那时候的我对历史没什么概念，只知道那是我出生前的事情。

＂那时候...＂母亲欲言又止，看了看门外，确定没人后，才压低声音说，＂那是乱哄哄的年月，不说也罢。＂

我知道母亲指的是什么，虽然那场＂运动＂已经结束好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里，那些年的记忆依然是不能随便谈及的伤疤。

那晚，父亲值夜班不在家，母亲坐在我床边，借着昏暗的台灯，轻声讲述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故事。

六八年武斗最厉害的时候，父亲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那时父亲才二十出头，在钢铁厂当学徒，有天午休时跟几个工友闲聊，说了句＂现在粮食紧张，不像解放前那么好＂。

这话被一个积极分子听见了，当场就给父亲戴上了＂怀念旧社会，诋毁新中国＂的帽子，要把他抓去批斗。

＂那年月，可不是闹着玩的。批斗会上有人打断腿的，有人被逼得跳楼的，更有甚者...＂母亲说到这里，声音哽咽。

是大伯连夜赶到钢铁厂，用粮站主任的身份作担保，说要把父亲带回粮站接受＂再教育＂，这才把人领了出来。

后来大伯把父亲藏在粮站的仓库里，足足躲了半个月，又找关系给父亲办了去农场劳动的手续，这才躲过一劫。

＂要不是你大伯，你爸那会儿搞不好就没命了。＂母亲说着，眼圈红了。

＂你大伯那时候可冒了天大的风险啊，要是被人知道了，他自己也得跟着完蛋。＂

母亲用手背抹了抹眼角，＂你爸那个人，死要面子，这些年心里记着这份情，嘴上从来不提。＂

我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为什么父亲每次见到大伯都那么拘谨，为什么大伯年年送年货却不肯收钱。

那不是因为＂沾了儿子的光＂，而是一份深埋多年的手足之情。

那些年货背后，是一段不敢轻易言说的往事，是大伯对父亲的默默守护，是我们这个家庭得以平安度过那场浩劫的恩情。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看父亲的眼神不由自主地变得不同了。

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曾经也有过惊心动魄的经历，曾经也差点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卷走。

而正是他的沉默，使我从未感受到那段历史给他留下的伤痕。

父亲从夜班回来，带着一身的寒气和钢铁厂特有的煤油味。

他的脸上带着疲惫，却在看到桌上大伯送来的年货时，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你大伯昨天来了？＂父亲问，声音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嗯，带了好多东西，还说沾了哥哥的光呢。＂我试探着回答，观察父亲的反应。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嘴角抽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最后，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说：＂你大伯这人，认死理。＂

这短短几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说不尽的往事和感情，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正懂得。

那天下午，父亲破天荒地没去睡觉，而是坐在桌前写了一封信。

他写得很慢，时而咬着笔头思考，时而皱眉撕掉重写，整整一下午才完成。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折好，放进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里，上面工整地写着＂兄长亲启＂四个字。

＂放在元旦春节的兜里，大年三十给你大伯。＂父亲对我说，声音轻得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即时通讯的年代，一封信往往承载着太多难以当面言说的心事。

大年三十那天，大伯一家来我家吃团圆饭。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屋内，母亲忙活了一上午，做了一桌子菜。

有大伯送来的鲤鱼做的红烧鱼，有自家腌的酸菜炖排骨，还有北方过年必不可少的饺子。

哥哥小春穿着一身崭新的的确良衬衫，挺着微微发福的肚子，向大家炫耀着他今年的生意有多红火。

＂叔，我跟您说，现在的彩电可吃香了，一台能挣两百多，比上班强多了。＂哥哥兴奋地说。

＂你表哥现在还在纺织厂上班呢，要不您给介绍介绍，跟着您干得了。那上班的死工资，哪够养家啊！＂大伯媳妇接话道。

大伯笑着摆摆手：＂慢慢来，慢慢来，小春有门路，会照顾的。＂

席间，父亲一改往常的沉默，竟然主动给大伯和哥哥倒酒。

当他给大伯倒酒时，那双常年在高炉旁劳作的粗糙大手微微颤抖，洒出几滴酒在桌布上，形成小小的深色斑点。

＂老哥，这么多年了，今天咱哥俩好好喝一杯。＂父亲端起酒杯，声音有些哽咽。

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注视着这对鬓角已添霜白的兄弟。

大伯眼睛有些湿润，端起酒杯与父亲相碰，什么话也没说。

两只酒杯在空中轻轻相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如同岁月深处回荡的回音。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两个曾经年轻的男人站在风雪中互相扶持的模样。

看到了那个动荡年代里，一个兄长为了救弟弟所冒的风险。

看到了那些被岁月掩埋但从未消逝的深情，看到了那些年货篮子里装不下的人间真情。

酒过三巡，父亲从抽屉里拿出那封准备已久的信，双手递给大伯。

＂老哥，这些年的心里话，都在这里了。＂父亲声音低沉而坚定。

大伯接过信，手指微微颤抖，小心地放进内衣口袋，拍了拍胸口，点点头，没有当场拆开。

兄弟俩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有些话，不必说出口，但彼此心知肚明。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红色的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像是给这个普通家庭的团圆饭增添了一抹喜庆的色彩。

晚上，大伯一家告辞时，我注意到大伯的眼角有泪光闪烁。

他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轻声说：＂老弟，都过去了。＂

简简单单四个字，却道尽了一段跨越二十年的兄弟情谊。

送走大伯一家，父亲站在门口，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久久不愿进屋。

夜色中，他的背影显得有些孤单，却又挺直如松。

那一晚，我辗转难眠，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大伯这些年来每年送年货的场景。

原来在那些看似普通的年货背后，隐藏着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原来在父辈那一代人的沉默中，包含着太多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与坚韧。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时，发现父亲已经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个旧烟盒，目光远眺。

＂爸，大年初一，您这么早起来干啥呢？＂我好奇地问。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想事情。＂

他掏出烟盒，给自己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对我说：＂记住，在这世上，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您是说大伯？＂我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点点头，眼神中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你大伯这辈子没啥大出息，但他是个真正的好人。你要向他学习。＂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父亲的沉默与坚忍，理解了大伯的善良与忠义，理解了那个特殊年代给他们留下的深深烙印。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篮年货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其中包含的情感和意义，却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比拟的。

那年之后，大伯依然每年来我家送年货，父亲也依然沉默寡言，但我能感觉到，在他们之间的空气中，那种紧张和尴尬似乎少了许多，多了几分轻松和坦然。

有时候，父亲甚至会跟大伯开几句玩笑，两人相视而笑，宛如回到了那张黑白照片上的青葱岁月。

而我，每次看到大伯提着竹篮进门的身影，都会想起母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你大伯说沾了你哥哥的光，其实是我们沾了你大伯的光啊。＂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

那座北方的老工业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悄然变化，高楼渐渐拔地而起，马路越修越宽，人们的生活也日渐富足。

哥哥的生意越做越大，从小门面发展到了商场专柜，后来还开了自己的电器连锁店。

父亲在钢铁厂干到退休，领了一份还算可观的退休金，和母亲过上了安稳的晚年。

而大伯，一直在粮站工作到最后，见证了从粮票到自由购粮的整个过程，最终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提前退休。

即使在生活条件好了的年代，大伯依然保持着每年送年货的习惯。

只不过竹篮里的东西从最初的鱼肉，变成了各种营养品和保健茶，但那份深沉的情谊始终如一。

在这座不断变迁的城市里，我们的生活在悄然改变，但有些东西，会像年年不变的年货一样，代代相传。

那就是亲情、是感恩、是在风雨中互相扶持的人间真情。

就像父亲说的那样：＂在这世上，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