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苦农民本想以借款度过难关，缓和困境，岂知一旦被高利贷这条绳索套住就很难摆脱，到头来更是困苦。呼市郊区前巧报村农民张二表就是这样，解放前接连借过三笔高利贷，尽管竭尽全力，也没有还清债。

呼和浩特解放前农村的高利贷（下）

肖 金

贫苦农民本想以借款度过难关，缓和困境，岂知一旦被高利贷这条绳索套住就很难摆脱，到头来更是困苦。呼市郊区前巧报村农民张二表就是这样，解放前接连借过三笔高利贷，尽管竭尽全力，也没有还清债。

第一笔：有一年青黄不接,借地主谷子一斗,折价7元，言定秋后归还，如归还不了，第二年以当长工抵债。到秋后果然没有还了，第二年就给这家地主当长工。一般每天给工钱5分，最忙的时候增加到一角。

为了还清债，他把小孩给了人，老婆给地主家奶孩子，尽管这样整整一年也没有还清这笔阎王债。

第二笔：腊月实在过不了年关,又向地主借了高粱、黍子各一斗，折价14元，议定第二年秋后归还，利为跟毛利，第二年给地主当了一年长工，卖了两个大缸，一双新鞋，还欠下3元。

第三笔：为还债，又借了一个国民党兵李海潮8元，为跟毛利，并以利滚利的办法计算，还不了以房地抵债，结果军队开走，再没返回，才算了结。

高利贷都是趁人之危，进行猖狂活动。在农村春季正值春耕播种,又是青黄不接时期,多数贫苦农民维生度日靠以借贷；冬季虽有秋季收获，但经苛捐杂税交租还债，所剩无几，年关难过，又得借债，所以这两个季节都是高利贷者放粮放钱的活动时期。据《绥远农村经济的状况》记载：

“民国20年，这一年没有天灾，景况尚佳，农民多回到农村，但在春耕时，高利贷者乘机兴起”。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驻绥税务金融机关业务会议记录中记载：

“最近绥省粮价大跌,绥西绥中小麦每绥石跌至20余万元，一般较贫农民因需款紧急，以致出卖树稍者甚多”。

每石20余万元是指当时的法币价格，但由于法币的加巨贬值到1948年4月，每斗小麦需法币475000元，在1950年10月30日每斗小麦需要旧人民币25000元，也就是现在人民币的2元5角，由此看出1947年法币虽比1948年尚好，但价格也是很低的。这是粮商为了低价买到粮食，高价出卖残酷剥削农民的一种手段。

高利贷的另一个特点是，贫困地区高利贷活动频繁并且利率也高。从1935年的调查中看，南店乡因屡遭荒欠，一般农民的经济薄弱，故全乡指房地借钱的几乎每家都有，而西瓦窑乡，土地肥沃，居民比较富裕，所以借贷的很少，全乡只有五家，利息最高为8分，低的只出2分。

东黄合少乡因山洪严霜所害，借贷的就有65家，占总户数的59%还多，利息最低的还得3分，最高的每月每元一角，就是大一分，也叫跟毛利，借一元一年的利息比本还要高出2角。

再从大范围看，呼和浩特市过去因开发较晚比较落后贫穷，因此高利贷剥削的残酷程度超过了其它地区。从1934年对高利贷活动的调查，绥远省与其它省市比较，其特点是绥远省的利率高、期限短、质押借贷所占比重大。

利率，全国三分以下的占45.6，绥远占31.2，三分以上的全国占54.4，绥远占68.8。期限，全国一年以下的占77.3，绥远占到86.8；一年以上的全国占22.7，绥远仅占13.2。

质押借贷，全国占82，绥远占88。

从上述情况看出，呼和浩特市农村，解放前由于农业经济贫困，苛捐杂税，自然灾害的侵袭，再加高利贷的重利盘剥，农村破产局面一直不能改变，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城乡普设了金融机构，制约了高利贷的活动，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和发挥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那种高利贷盘剥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来源：观史惜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