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段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正式施行，内容堪称“炸裂”。

原创 行者殷涛

前段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正式施行，内容堪称“炸裂”。

婚前房产归属出资方、彩礼明确为女方个人财产、出轨导致财产分割倾斜。

这些条款看似保护个体权益，实则在年轻群体中引发连锁反应。

某高校调查显示，72%的大学生认为 “婚姻是经济风险投资”，63%的女生表示 “结婚前必须签订财产协议”。

这种将婚姻异化为财产契约的趋势，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报告中 “51.8%大学生认为婚姻不重要”的结论形成残酷呼应。

2024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再创新低，全年出生人口仅954万，人口总量减少139万人。

而2025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的数据，再次重敲人口结构失衡的警钟。

结婚率较十年前近乎腰斩、初婚年龄突破30岁大关、离婚率持续攀升。

这场始于个体选择的社会变革，早已超越简单的 “不婚主义”或 “丁克现象”，演变为一场涉及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的深层社会重构。

在这场重构中，年轻人用 “推迟婚育”向传统社会契约发起前所未有的挑战。

法律对财产的过度保护，本质上是对传统婚姻伦理的解构。

在福建长乐区，一名女性通过三次闪婚闪离骗取彩礼，最终在民政局核验婚姻记录时露出马脚。

无独有偶，山西“订婚强奸案” 的判罚也引发争议与深思。

这类案例被法律裁决的同时，也暴露出年轻一代对婚姻信任的崩塌。

更值得警惕的是，法律对生育的隐性抑制——房产分割规则导致 “结婚=掏空三个家庭积蓄”，直接推高了生育门槛。

2025年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已降至1.64个，而新婚姻法对财产的绝对化保护，正在将这一数字推向更低谷。

“三不”背后的三重绞索

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呈现出鲜明的“三不特征”：不婚、不育、不恋爱。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调查显示，69.6% 的大学生无伴侣，59.4% 认为 “拥有子女不重要”。

这种现象背后是三重现实绞索。

经济绞索

2024年中国家庭购房均价达9935元/平方米，对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仅首付就需要耗尽父母半生积蓄。

某985高校调研发现，83%的学生认为 “无房不婚”，但65%的人预计35岁前无法独立购房。

性别绞索

女性面临的“母职惩罚” 尤为残酷。

某互联网大厂数据显示，女性员工生育后晋升率下降47%，而男性晋升率仅下降 8%。

这种职场歧视直接导致调查中“女生比男生更不愿生育”的性别差异达34.7%。

文化绞索

个人主义浪潮冲击下，婚姻从“人生必经之路”变为 “可选项”。

某高校BBS论坛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生育是自我毁灭”等言论获得高赞，折射出年轻一代对传统家庭模式的彻底解构。

福利重塑婚育观

对比中国的低生育率困境，北欧国家通过系统性政策构建起“婚育友好型社会”。

时间支持

瑞典父母可共享480天带薪育儿假，其中父亲必须休满90天，否则假期作废。这种 “强制父亲参与” 的制度，使瑞典父亲育儿假使用率超过30%，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

经济支持

法国自2025 年起实施“生育假”改革，父母双方可各休6个月，社保每月最高补贴 1800欧元，雇主还可提供额外补贴。

这种“高补贴+弹性假期”模式，使法国生育率稳定在1.8以上。

托育支持

丹麦0-3岁儿童入托率超过60%，公立托育机构费用仅为家庭收入的6%。

普惠托育服务彻底解放了女性劳动力，使丹麦女性劳动参与率达79%，生育率却维持在1.73。

北欧国家通过税收调节和公共服务供给，打破了“婚育=个人负担”的传统认知，使生育成为“社会共同责任”。

这些政策背后的逻辑，是将婚育成本从家庭转移到社会。

前一阶段，某教授批评年轻女性不肯听话生孩子，羡慕哈萨克斯坦女性的“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他恐怕不知道，哈国所有公立医院的产检和生孩子是免费的，生完孩子国家会给一年半的奶粉钱，还发几千元的红包？

该国议会正计划设立儿童教育基金，让每个到5岁的孩子有独立银行账户，政府（每年）会向该账户汇款500美金，且每年增长7%。

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4月公布的数据，哈萨克斯坦人均GDP14301美元，世界排名70位；中国大陆人均GDP13445美元，排名74位。

哪里出问题了？

重构婚育生态

钱是重要问题。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估算，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8万元。

中国的抚养成本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排位世界第2。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的生育率也是全世界最低的，2022年仅有0.78。

恐怕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董某莹事件，以及长大想当行长继承家产的小男孩、进入头部投行实习的体育生，都在证明好工作与艾滋病的关系：只能通过性、母婴和血缘传播。

大自然里，一旦外部环境变得恶劣，动物就会选择减少生育。

新婚姻法的出台与年轻人婚恋观的异化，本质上是社会转型期制度调整与个体价值重构之间的深层博弈。

改革的核心，是将婚育从“个人风险” 转化为 “社会投资”。

当社会将生育视为公共事务，个体才能真正获得婚育自由。

正如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所言：“社会变迁的本质，是制度对人性的不断适配。”

在人口雪崩的阴影下，制度体系亟需从“保护财产” 到“守护人性” 。

来源：东方红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