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本应活跃在办公室、教室、创业工位，而如今却身处异国，穿梭在垂暮与失智之间。他们小心翼翼伺候着不认识他们的老人，用青春抵挡衰老，用劳动换取一纸居留权。

凌晨，日本某养老院内，小袁穿着纸尿裤防护服、抱着一位体重超过七十公斤的日本老人从床边挪到轮椅上。

而像小袁这样的中国青年，在日本还有很多。

他们本应活跃在办公室、教室、创业工位，而如今却身处异国，穿梭在垂暮与失智之间。他们小心翼翼伺候着不认识他们的老人，用青春抵挡衰老，用劳动换取一纸居留权。

但这种现状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不久将会逼近中国社会的问题：当老龄社会来临，谁来照顾我们老去的父母？又有谁，能来照顾我们？

夜幕低垂时，东京近郊的一家老年护理机构内，90后女孩小袁正熟练地协助一位失能老人洗漱、翻身、擦拭身体。

小袁来自中国东北，一个普通工薪家庭。五年前，她来到日本学习介护，最初只是想着“出去见见世面，顺便挣钱”。

但很快她发现，这份看似稳定的海外工作，实则是一段从身到心的长期考验。

护理老人的工作被称为“介护”，本意是协助、守护。可落到现实里，它意味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情绪劳动，以及日复一日面对死亡的精神疲惫。

穿尿不湿、换床单、喂饭、擦身、处理排泄物……

这些琐碎而沉重的任务，在外界看来或许低微无光，但对于小袁来说，却是一份连接自己与他人、与生活、与选择的纽带。

日本市场上有着大量来自中国的介护，小袁只是其中一个。

从2017年起，日本政府开始逐步放宽介护行业的外籍劳动政策，面对老龄社会的人手短缺，大量中国年轻人被招募到日本——他们多数是90后、00后，有的曾在国内做过护士，有的是大学毕业无处可去，也有人像小袁一样，为了将来能申请永住资格而来。

小袁说，刚来的第一年，她每天都哭，尤其是在冬天。

“天一黑下来，医院走廊就特别空，就会想起在家过年时炖的酸菜锅，热气腾腾的，人挤人，说话大声。”

可如今，她只能静静地听着老人痛苦的呻吟，咽下自己的委屈。

最难的，是语言与孤独。一些来日本的年轻人并未经过系统的语言培训，只能靠着简单日语和肢体动作与老人沟通。

误解和冲突随时可能发生。一个小小的失误，比如药喂错时间、姿势不对，可能引来上司责难，也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这不是来赚快钱的地方。”小袁在一次短暂的直播里说，“做这一行，要扛得住病号的哭喊，也要扛得住自己心里的苦。”

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离开。不是因为适应了，而是她发现：在这个日渐老去的国度里，她的存在，是有重量的。

夜班是最难熬的时段。凌晨两点，铃声响起，小袁迅速推开房门，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昏黄的灯光下，老人的排泄物洒了一地，他自己正坐在榻榻米边，茫然地看着她：“对不起，我又忘了。”

老人名叫藤井，患有中度认知症（即阿尔茨海默病）。他并不总是失常，但在记忆模糊的深夜，他往往无法区分“床”和“厕所”的差别。有时候，他甚至不认识自己，向照护他的年轻人挥拳怒骂：“你不是我儿子，别碰我！”

这种混乱并不罕见。在日本的介护现场，认知症是最常见也是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9.3%，相当于每三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而在这其中，有六分之一正饱受认知障碍的困扰。他们被时间和记忆背叛，渐渐褪去社会功能，仅依赖制度化的护理维持尊严。

另一位老人——冈田婆婆，是小袁负责照护的对象。她清醒，生活可自理，却总是沉默。

直到有天，小袁在清理衣柜时，发现了她被打青的手臂和一叠残破的信封。

老人含着眼泪低声说：“我儿子不想养我，说我花钱太多，就抢走了我的老年金卡。我不想报警，不想丢他的人。”

在日本，这样的情况被称为“家庭型老年虐待”。据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2022年，养老设施中正式备案的虐待案件为804起，其中不少与子女侵吞养老金、施加语言甚至肢体暴力有关。

而在家庭照护中，这个数字更是被认为“严重低估”。

“有些老人生病后被孩子送来后，再也没出现过。”一位从业十年的日本本地介护员无奈地说，“他们只是把这里当成回收站。”

在日本，老年人孤独死的现象已经不算新闻。东京郊区的某公寓曾在一年间发现三起无人照看的老年死亡案例。

而在养老院内，即使有制度保障、有护理人员，每逢年节仍是最难熬的时刻，一排排望向门口的空椅子，却等不来一通电话。

尽管日本有着全世界最完善的养老法律体系之一，介护保险制度的推行也为老年人提供了相对可及的照护服务，但现实中的困境，远不是一纸制度可以完全覆盖的。

而这些法律，也带来了另一种压力。作为介护人员，无论是日本本地人，还是来自中国、越南、菲律宾的技能实习生，都必须严格遵守《介护职业伦理条例》：

不能大声说话、不能私自触碰、不能擅自更换护理流程，哪怕在某些时刻，这种“标准化的善意”显得不近人情。

“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帮忙，但必须取得老人的同意，但有的人就不愿意配合你，哪怕指甲缝里都是粪便，也不允许你靠近她。”

小袁坦言，“你一边想帮他，一边又害怕万一出了事，责任算在你身上。”

这就是“制度保障”的另一面，在努力保护老年人不被伤害的同时，也将所有照护者推入一个高度责任化、标准化的框架里。被照顾者的安全被最大化，照顾者的情绪与疲惫却无处释放。

而这不仅仅是日本的命题，也是一个渐行渐近的中国命题。

站在异国养老院的窗前，小袁时常出神。

她看着藤井老人呆坐在院子一角，看着冈田婆婆慢慢擦拭掉桌角的水渍。她不知道他们还剩下多少清醒的日子，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照护多少这样孤单而沉默的生命。

但她知道，有些事情正在悄然逼近自己的家乡。

中国，正沿着与日本相似的轨迹走向“银发社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2.6亿，占比达18.7%，并以每年超千万的速度增长。

到2035年，这一数字预计将突破4亿，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9064”养老格局（即90%居家养老、6%社区养老、4%机构养老），也开始在部分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对照日本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中国的养老体系建设仍显稚嫩。

最直观的差距，体现在“人”身上。

根据相关研究，中国目前每100位老年人仅配备不到2名护理人员，而在日本，这个比例是近4:1。

而且，中国绝大多数的照护工作，仍然由家庭女性承担，她们中有的是女儿、有的是儿媳、有的则早已年迈，却仍需照顾更老的父母。

在日本做介护的中国青年，早已亲眼目睹过这种照护的“极限状态”。

他们见识过失能老人日夜呻吟、见识过子女因压力大而对父母爆粗口，也见识过在制度面前，个体情感是多么无力。

但也正因如此，他们比很多人更早明白：养老，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难题，而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

中国能从日本借鉴什么？

首先，是制度上的前瞻性。

日本的《介护保险法》早在2000年就已全面实施，其以政府财政、个人缴费和家庭参与三方共同承担模式，有效缓解了老龄人口对家庭结构的冲击。

中国虽有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但尚未形成全国统一机制，许多家庭仍需自力承担长期照护成本。

其次，是社会心理的建设。

在日本，“老去”并不被羞于谈论，“照护”也不是家丑需避，而是社会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自然过程。

从小学起，日本的教育体系就渗透着对“老年”的尊重与理解。而在中国，“老”仍常与“负担”挂钩，“护”仍常与“牺牲”相伴。

再者，是对照护劳动的再定义。

在日本，从事介护工作的人无论国籍，都必须接受专业培训、通过考试，并享有一定的法律保护。

照护不再是无偿的家庭义务，而是一份被社会认可与尊重的职业。而在中国，居家照护者往往既缺乏技能培训，又缺少情感支持，身心俱疲却难以被看见。

更深层的反思是：在老去面前，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社会共识？

是尊重个体意愿，让每一位老人都有选择余生的权利；是构建普惠制度，让长护服务不再成为家庭的重担；也是鼓励跨代理解，让“老去”不再是孤独的退场，而是全社会共同承接的生命阶段。

苏格兰哲学家麦金太尔说：“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看它如何对待最弱者。”而在老龄化的时代，最弱者，正是那些缓慢走向迟暮的老人们。

他们是过往岁月的承担者，但也终将成为我们自身的镜像。

在日本介护的中国青年，或许不经意间，已成为将来时代的先行者。他们在异国他乡照护着他人，但也在某种意义上，照见着未来我们的模样。

来源：艺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