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0后北京人,因为妈妈的一句话,来美国留学,到了那里后悔了

摘要:85年,我在首届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了冠军,收到来自外交部、中央电视台、China daily三家单位的工作邀约。

我叫胡桃,60后北京人,23岁来到纽约,并在这里定居。

85年,我在首届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了冠军,收到来自外交部、中央电视台、China daily三家单位的工作邀约。

凭借兴趣,我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但是一年后,我却选择赴美留学,学习电视制作。

90年代,我制作的“天籁村”电视节目火遍大江南北,挑选的节目主持人瞿颖也因此从模特转型。

事业处于上升期,我再次裸辞,和原来是电视台主持人的先生石村一起创业,开了一家电视制作公司。之后,我们创立了四个不同的公司,都卖给华尔街投资公司。

此时的我以为可以稍微喘口气,却发现读高中的小儿子患上了焦虑症。我放下所有的事业陪伴孩子。治愈孩子的同时,我也治愈了自己。

(小时候与姥姥)

我是一名60后,父母在文化部工作,他们工作繁忙,就把我交给保姆照看。

从两岁起,我就在机关幼儿园上学,每星期回家一次。60年代的幼儿园阿姨有些刻薄,经常打骂孩子,我只能默默承受。

后来,父母又遇上下放,我就跟着姥姥一起生活。那时的我,因为缺少父母陪伴,变得很不自信、孤独而又敏感。

我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哲学家尼采曾说:“人生根本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人生本无意义,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我便开始努力学习,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因为优异的写作与英文能力,结交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们的关爱下,我的性格才得以开朗起来。

1985年国家改革开放,中央电视台与China daily共同合作,创办了首届全国英语演讲比赛。

凭借着自己英语上的优势,我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十二强。那一天,节目向全国进行了电视转播。而我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总冠军。

奖杯是一个红色打字机,这在当时是相当稀罕的,所以即便现在打字机已经没法用了,我仍然保留着作纪念。

冠军的头衔,让我收到了来自外交部、中央电视台、China daily三家单位的工作邀约。我对电视工作感兴趣,果断选择了中央电视台。在台里教育部,我担任“星期天英语”这个栏目的助理编导。

当时的主持人彭文兰是个英国人,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她的名气像杨澜一样家喻户晓,而我则是她的助理编导,每天负责在录好的节目里面添加国外广告。

一年后,台里派我去英国学习。当时,突然想起母亲常常跟我讲她去美国的经历。改革开放初期,母亲作为陪同翻译,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

“夜晚,飞机划过纽约,整个城市陷入灯火辉煌之中,纽约就像一大盘闪亮的珍珠。”母亲给我描绘着繁华的纽约。

(刚到纽约)

母亲的描绘,让我对纽约十分向往。因此,在英国待了半年后,我就决定自费去美国留学。

1988年1月,当我来到纽约时,压根就没看到母亲描述的那般场景。毕竟母亲当时是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入境,待遇那就不用说了,肯定是顶配,看到的都是纽约生活最好的一面,这才给我一种极大的错觉。

我的堂妹来机场接我,她住在皇后区。开车去她家的路上,一路上经过的都是房屋街道,并没有曼哈顿那种气派。天气寒冷,满地都是正在融化的积雪,肉眼看上去很是脏兮兮。

可以说,纽约给我的印象只有黑白两色,令我颇为失望。

刚到纽约,身上只有几百美元,生活比较艰苦。但好在母亲有个美国朋友在纽约市区曼哈顿,让我有了个落脚地。

(下雪后的纽约皇后区)

大约两个月后,住在皇后区的一位朋友开车带我前往曼哈顿办事。车行驶在BQE高速上,遥遥看到曼哈顿天际线的那一刻:辉煌、壮丽又漂亮,冲击着我的感官。

我才认识到真正的纽约,真的如同母亲描述的一般。当下,我就决定要在美国上学,拿硕士学位。

80年代,国内对海归要求较低,只要拿到硕士学位,回国之后想做任何行当都会比较顺利。

之后,我在美国纽市立大学的布鲁克林学院学电视制作,92年拿到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我还在CBS(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工作了半年多。

毕业后,我去了美国MTV音乐电视台国际商业拓展部工作,专门负责开发中国市场。我前往国内帮MTV签约了包括北京有线电视在内的22个有线电视台后,MTV就成立了亚洲部中文频道,专门为亚洲以及中国大陆制作电视节目。

(纽约市立大学的布鲁克林学院)

尽管我在纽约总部做着中国市场销售经理,工作条件很好,但我仍然想回到自己老本行“电视制作”。亚洲部成立后,我申请转到位于新加坡的MTV亚洲部,负责制作中文频道的三个电视节目。

我给负责制作的第一个面向国内观众的音乐节目China Block起名为“天籁村”。

当时的“天籁村”,是MTV落地北京的第一个节目,在主持人选择上MTV初次与北京电视台合作,挑选主持人。

我们一同寻找节目主持人,后来在我大学同学(索尼音乐中国总裁)的引荐下,认识了瞿颖。她外向、热情开朗的个性刚好符合台里对主持人的需要。最终“天籁村”的主持人敲定了瞿颖。

(我与瞿颖的1995年)

很快“天籁村”就迎来了它的首播,也在那时,我遇到了我的先生——亚洲部名牌主持人石村。

石村是艺术家,也是摇滚音乐人。早年在台湾成名,拍了五个广告,都获得了亚太白金奖。之后,他还为电视剧《七侠五义》演唱了片头曲“一肩挑起千古情”。

MTV台的副总裁说,石村身上集合了美国MTV寻找的主持人拥有的各种特质。

当时所有节目都是由MTV音乐电视网的名牌主持人带领,石村也就回到北京参加“天籁村”的首播。

天籁村播出后爆火,在90年代掀起了一股热潮,在国内可谓是影响巨大。这也让当时还是模特的瞿颖,凭借这次曝光,转行成了演员,几年后出演了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成了大明星。

(拍摄中的石村和瞿颖)

我与石村相互了解,是在成为他的制片人之后。当时,石村的节目由新加坡制作人负责,双方因为对音乐的了解不同,产生了隔阂。

石村在音乐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远超新加坡很多制片人,但对方却要求石村按照他们写的稿子来主持,这使得石村经常跟他们产生争执,导致节目一度被搁置。

台里考虑换个制片人,因为我与石村在“天籁村”的合作顺利愉快,很快我就成了石村的新编导。

由于我尊重并认可石村在音乐上的造诣,愿意根据他的提议修改播出稿,因此,我们的合作非常融洽,节目也顺利推进。之后,他的节目除英文节目之外都由我来制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互了解,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拍摄“天籁村”节目)

但好景不长,由于我身兼三个节目,又都是外景。当时不像现在有电子设备,每次贝塔制式的播出带,跟着摄影组东奔西走,对稿、实地录制,再返回新加坡交稿。

往返新加坡与北京的拉锯战持续了一年后,我身心俱疲。

在MTV亚洲部,我和石村的工资分别是七八万以及十几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收入。但是我还是选择离开了MTV,石村也辞职回了纽约。

回到纽约后,我们决定在一起。我在一家上市公司找到一份年薪五万的工作,而石村却不愿意再给任何人打工。

于是,我们做回老本行,创立一家电视制作公司,为国内市场制作中文电视节目,开启新的创业。

我买了一台专业摄像机,跟公司请了假,从纽约飞往加州与石村会合。他在加州买了辆车,我们开车横穿美国,将沿途的风光、景色拍摄下来。我们根据拍摄的内容剪辑出四集“60分钟看美国”的节目。

(60分钟看美国)

在没有任何挣钱的前景下,我们花了自己的积蓄,请人来做剪辑工作,当时还没有电脑剪辑,我们用的是当时很火的Avid机器来剪辑。

机器很贵,我们就租了一个曼哈顿公寓,每天花380美元雇用了一个专业剪辑师来做后期剪辑。

历时一个多月,四集节目全部剪辑完毕。石村拿着节目到了国内,签约了七个电视台。

此时,却意外发现我怀孕了。身边就传来各种声音:“千万不要这个孩子,你们没有工作,才刚刚创业。”“为什么要这样冒险?明明有稳定的工作,却要自己开公司?”“哪怕其中一个人待在公司,有一份固定工资也好呀。”

但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告诉我,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无论多难,生活条件多差。很幸运,儿子出生后不久,我们拿到了融资,开始全力以赴投入到节目制作中。

(秋天全家福)

当然,我们也遇到过投资公司变数,资金跟不上的情况,也经历过无数次“没有收入”的阶段。一路走来,真的是跌跌宕宕。

很多人说:“你们俩都是这么有本事的人,为什么不再回到公司工作,不再自己做生意,这样不就很好了吗?”

但我先生的个性就是这样,他永远都在追求新目标。一旦生活达到了目标,他就开始追寻下一个目标。这与他艺术家的本性非常符合,但通常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而我作为他的妻子,能做到的就是默默支持。但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已经受石村的影响,渐渐不再将物质生活作为目标,已然走在了一条通往精神的道路上。

如果说,当初怀孕老大是意外,那么老二就是我们刻意怀孕的。因为,我怕有一天我们不在了,必须有一个人与老大作伴才放心。 他们只相差14个月,感情也比较深厚。

(石村的“一美元”画作在美国街头展出)

后来,我先生会中国创立公司,我也试图带孩子回国内上国际学校,但两国的教学方式截然不同,我只好重新带孩子又到纽约。

在家带孩子的生活过得孤独又狼狈,犹记得石村离开纽约回中国工作的头一天,我刚刚拿到驾照,需要带孩子上幼儿园,但刚上路没一会儿车胎就爆了。

那天下着大雪,我带着孩子在路上挣扎,孩子才两三岁,我不得不下车找人帮忙。

好在,碰到了几个墨西哥人,他们看到我一个母亲焦虑得不行,就帮我把车推到修车行。

我又遇到多少次开车迷路的状态,甚至有一次不仅迷了路,居然还把车开到沟里,让当地一位居民看到,帮我把车牵引出来。

随着两地生活工作的持续,经济好时坏的巨大压力下,我们紧张得完全忽视了两个孩子的成长。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学校老师的通知,说孩子有自杀倾向,我才知道孩子精神不对劲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可能是因为学业压力较大,再加上父母陪伴少,他患上了焦虑症。

那一刻,我无比焦虑,迫切地想要帮助孩子,可是却无能为力,因为焦虑症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每天跟他待在一起,却越发察觉孩子越来越沉默。

我突然意识到可能是自己与爱人的分居两地,促使孩子踏上了与自己小时候相似的境地。

无论我有多么不想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想给孩子一个较好的家庭环境,但回看人生时,才意识到冥冥之中一切皆有命运的推手。

(看的心理学书)

为了儿子,我踏上了一条精神重塑之旅,阅读有关心理学和启发灵性的各种书籍,试图解开儿子的心结。

而我从未想过这些年的阅读和学习会给我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实是,治愈孩子的同时,我也治愈了自己。

在阅读了大量书籍,并找到坚实的信仰后,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明白了童年的不幸造成的心理阴影。其实,父母也是迫不得已,一切都是老天给我的考验。

坦然接受事实后,我拉着孩子的手坐下来,跟他讲述我的成长环境、我所遭受的苦难,我所经历的一切,然后告诉他:“我能理解你,并且感同身受。”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已经不再属于父母,我们只是长得跟父母有些像,有着父母的血缘,但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

我们必须认清自己要走的路,哪怕刀山火海,也要自我前行,因为每个人的灵魂都需要修炼。

那一刻,我的精神仿佛受到了洗礼,意识到每个人的一生,真正修炼的是心灵。

只有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真正的来处,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才能明白活着的目的。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回答了年少时的疑问。

(我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

此时此刻的我,突然意识到冥冥之中,我的使命或许就是通过自我觉醒,来帮助身边的家人走向觉醒。

人类的终极命运就是相互通过光与爱的帮助,达到自我救赎的终极意义。无论是从哲学、宗教还是艺术上的理解,我们只有不断内修成长,才能帮助别人成长。

在重新自我修复的过程中,我开始写作,陆续出版了两本非虚构的传记文学书籍,两次获得了海外中文写作的一等奖。现在,非虚构写作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部分。

为此,我最近还做了一个我母亲的“95岁口述历史”的视频节目,意外地得到了很多前辈和同龄人的喜爱,也重新与她多年失联的老友及同学、同事的后代们联系上。

(我95岁母亲口述历史)

他们都说,通过看我母亲的视频,了解了历史的很多细节,也感受到不同的人生启发。

我坚信,通过非虚构写作分享我家族和母亲的经历,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也是给人文历史留下点滴真实记录的过程。

假如,我选择的人生道路可以给人们一点启示,让大家意识到人活着可以活出不同的色彩,从而赋予我们各自生命一个终极的意义,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我就没白活。

【口述:胡桃】

【撰文:伊伊】

【编辑:晓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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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宝丽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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