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涂尔干将道德视为社会事实，致力于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道德，由此创建了“道德科学”。面对小群体社会向分工社会转型的现实，他提出了分工作为“道德根源”的经典命题。时代的车轮来到了数字新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已很大程度上被数智化，深度媒介化的日常生活方式使得新闻

文献信息

论文标题：《重访涂尔干：作为道德秩序的新闻》

论文作者：刘大为、曾文静

论文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

发表时间：2023.05

摘 要

关键词

涂尔干；新闻；舆论

道德秩序；社会建构

一

问题提出

互联网作为介入性因素重新配置了社会的信息资源，对传统新闻业的权威性提出挑战。在新闻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学界从传媒经济、传播技术与职业理念的角度对新闻业危机做出诸多讨论。（姜华、张涛甫，2022）新闻业在主体地位相对降级的同时，实现了存在方式上的“升级”。（杨保军、李泓江，2020）但与数字新闻伴随而来的数据来源与分发原理的不透明、新闻把关机制失灵、共识机制缺失等问题（常江，2024），也将寻找对新闻核心价值更具解释力的探索提到了更加紧要的位置。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个体化的、私人化的观点，编造模式的重担和失败的责任，都首先落在了个体的肩上”（《流动的现代性》，2017），他以“液态”一词描述现代社会特征，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理论。在交叉学科视角下，这一观点进入新闻学研究视野并延伸出“液态新闻”一词。鲍曼在与荷兰新闻记者的访谈中谈到，新闻业从属于液态社会并有助于强化液化特征，“液态社会刺激记者采取符合其特质之行动，记者行动亦同时强化液态生活，促使当前社会更加‘液态’。”（Deuze.M,2007）

《流动的现代性》

图源：douban.com

我国学者借用鲍曼的液态概念，用“液态的新闻业”来概括当今新闻业在新传播形态下的变化特征。（陆晔、周睿鸣，2016）也有学者用“液态的连接”理解新闻从业者在液态社会下的职业处境。（周睿鸣、徐煜、李先知，2018）新闻学对社会学观点的引入是对新闻社会化趋势的主动调试，无论是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还是液态新闻观点下职业新闻人的身份危机，都说明了新闻学研究从职业范式为主导走向社会范式主导的紧迫性。（李泓江、杨保军，2019）

由于新闻内容在当下深度参与了个人的生活实践，新闻已经成为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如果新闻业仍然“看重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是在人们生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那么新闻和它代表的价值观的生存机会将会变得比今天更加有限。”（《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2014）已有研究从文化角度出发，提出新闻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是经济和技术这种传统新闻业危机根源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因素（周红丰、吴晓平，2015），以道德为核心重新发现数字新闻业的社会作用。“与他人共同感受生活，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共同的道德生活。”新闻是现代社会形成共同感受的直接形式，且从功能的维度上看，新闻业以提供信息的形式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也是在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在基本职能之外，新闻作为社会活动的文化产物，还承担着凝聚集体情感、调节社会道义的道德功能。

因此，本文从涂尔干的道德科学出发，探访他对道德的历史分析与功能分析，探究新闻在数智社会如何作为道德秩序构成的中介？或者说，“作为道德秩序的新闻”何以可能？

二

道德作为社会研究方法：

涂尔干的道德观

在涂尔干看来，宗教与道德都是经制度化所确立的社会现象，他将社会现象视为社会事实的方法论，使得社会学脱离哲学思辨的范畴，走向实证科学研究路径。

（一）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事实

“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中有一种社会的性质，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社会分工论》，2000）人们履行义务时即使自认为“心向往之”，实际上也受到了外在力量的影响与限制，这种外在于人的强制力就是社会事实。涂尔干对于社会事实的观点，决定了他眼中的道德不是个人的自然感情和自觉的行动选择，应该从社会规范的层面去理解道德。

《社会分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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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认为，解释某一社会事实时要进行历史和功能两方面的考察，正因如此，他从宗教历史和社会分工事实中解释道德的起源与功能问题。除此之外，在具体的解释工作中，提倡因果分析应先于功能分析。一方面，从寻找现象的原因到理解现象的功能，这一研究步骤符合现象发生、发展的自然逻辑；另一方面，理解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助于分析现象的社会功能。从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出发便于更好地理解其道德观点。

（二）

道德秩序的根源与要素

涂尔干将当代道德失范的根源归结于经济社会发展下利益对个人价值选择的胁迫，使得个人生活呈现出空洞性的特点。“成千上万的人把整个精力投入在了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这样一来，一旦这种环境的道德色彩不浓，许多人就会越出一切道德范围之外。”（《社会分工论》，2000）尤其中国人的道德多是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私德，缺乏维系个人与社会的中介性组织，这种被经济生活所影响的心理失范显得更加严重。

分工的作用在于“它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地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社会分工论》，2000），因此涂尔干认为，

纪律、对群体的依恋、自主或自决构成了涂尔干道德观点的三要素。

“纪律”一词涵盖了道德最重要的元素，即常规性偏好与道德权威的律令。纪律用一种明确限制的规范力量，划分了可为与不可为的清晰界限。作用于个体行动之上的纪律带有强制性的要求，人们对于道德规范的遵循也处在这种纪律的权威观念之上，当个人感受到了道德的纪律约束，会时刻保持自己的行动是合乎道德的，这种外在的权威曾经是宗教要求的，如今已由道德主导。道德纪律带来的限制感协调着个体日常生活的种种关系，正如身体器官对有机体的内部调节，道德力对人超越有机体的意识活动也起着调节作用，“只有当我们限制某些倾向，压制某些欲望，减弱某种趋势的时候，行为才能成为合乎道德的行动。”（《涂尔干文集（第6卷·教育社会学卷）》，2020）

个体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也是道德生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涂尔干将人类行为的目的分为“个人的”与“非个人的”两种类型，个人的行为目的以个人的发展为中心，并不履行社会义务，所以一个人仅满足自己温饱的社会行动是不涉及道德问题或可以称作是道德中立的。这点在中国的小农经济传统下表现的十分明显，由于每个人生活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劳作中，只能与邻人交往，并且缺少物质交换的实际需求，任何关系都只能是一种私人关系，极少涉及道德问题。社会不是单个个体的简单累加，而是身处社会之中的不同个体产生了社会交往，

自主性是道德的第三要素，虽然道德是一种纪律，是源于个体对社会依恋所产生的追求，但道德并不是违背个人本性的外在约束，个人在遵循道德的过程中具有自主性，“深刻的信仰排斥一切外在的约束”（《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2017），只有将道德当作自愿向往的规范时，个人的道德才是完整的。这种自觉追求道德的主动性与人们所具有的理性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密不可分，人们自愿接受道德规范，而这种接受的本质“是一种启蒙了的赞同”（《涂尔干文集（第6卷·教育社会学卷）》，2020）。从理性的角度理解道德，现代化转型虽然带来了道德解体的风险，但随着知识和理性的进步，作为道德的要素之一的自主性并没有消散，只是缺乏新的聚合空间。

涂尔干对分工社会的道德失范问题开出了“职业团体”的“药方”，职业团体“是由从事同类工作的个人组成的，他们的兴趣是一致的，所以再没有比它更适合于形成社会思想和社会感情的场所了”（《自杀论》，2013）。在涂尔干看来，参与劳动和经济生活是个人实现自我的直接方式，因而

三

数智时代对涂尔干道德观的反思

社会变化“只能通过研究事物的原因甚至研究那些无目的的原因才能得到解释”（《社会分工论》，2000），在现代社会数字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涂尔干的道德观，需要从社会环境和人的境遇重新出发。

（一）

社会结构紧张：对道德限制性的挑战

默顿以美国社会文化入手，分析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独立变化的社会类型，以此分析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所言的社会失范事实。他将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矛盾看作是社会失范的根源，认为“其中之一所要求的行为和态度与另一个相违背时，就会出现规范崩溃和毫无规范的危险。”（《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2006））相应的，理解社会失范中道德缺位的社会心态秩序问题，要不可避免地回到组织社会关系的社会结构问题中进行考察。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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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认为涂尔干对现代化转型的西方分工社会的分析，忽略了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田毅鹏、李喆，2023）与西方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最大的“纺锤型”社会结构不同，已有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的城乡差距过大且阶级固化明显，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李强，2005），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导致我国社会面临结构紧张的问题。

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个人，首先是自身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结构作用于个人的感受将直接影响个人的道德生活。“当前生活的许多特征都导致了无法抵抗的不确定性。”（《后现代性及其缺憾》，2002）在紧张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不确定生活体验下，个体极易将自己划分到弱势群体，降低对自身道德的要求，即舍勒谈论的道德个体化问题。“认为自己在收入水平和职业层级上属于优势群体的个体，其遵守社会规范频率要显著高于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属于弱势群体的个体。”（《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21》，2021）道德理应是一种广泛的约束力，而现代社会的结构紧张问题将影响道德的限制性，部分群体自我归因的弱势可能会造成道德实践上的“缺席”。

（二）

社会怨恨情感：对道德群体依恋的挑战

情感来源于个体的社会生活体验，新闻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必然包含着诸多情感要素。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公共舆论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公众的表达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怨怼情绪。（郭小安，2019）舍勒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社会制度下隐藏的怨恨情绪，“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2017）现实的秩序和意义都是人类所创造的，“现实是一种大量生产的、具有表现力的创造物——是一种由人类生产并维系的产物。”（《作为文化的传播》，2005）而新闻是人们建构现实的直接手段，一则新闻展开的讨论最后必将围绕着与新闻有关的其他议题继续讨论，人们正是通过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形成社会秩序（袁光锋，2021），新闻不仅主导着公众的理性生活，更帮助个体形成对秩序的感受，新闻业应更加关注共同情感体验的营造，积极舒缓社会怨恨情绪，而非出于流量考虑一味迎合紧张社会关系下受众去道德化的情感取向。

（三）

传播条件改变：对道德自主性的挑战

从传播方式的角度考察涂尔干的原始宗教研究，以语言和身体为主导的亲身传播构成了原始部落形成宗教共同体的传播基础。原始社会正是在口语和肢体语言互为补充的条件下生产图腾符号，进而区分圣俗并形成原始信仰的，无论是消极的苦行还是积极的膜拜仪式、模仿仪式，原始社会的“机械团结”都强调个体的亲身参与。

进入到分工主导的现代社会，借助媒介进行传播活动的大众传播时代正式到来。从以文字为媒介的印刷传播到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影像传播，大众传播时代都不再强调小团体社会的亲身性，信息在成为传播内容的过程中剔除了语气、肢体等亲身传播所具有的独特情感表现。可以说，传播行为作为个体组织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在崇尚效率的分工社会中呈现出离身化趋势，相应的，人也被视作信息传输另一端的同质化受众，对人的忽视将直接导致对道德生活的忽视。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本质与核心，尤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受众作为“人”的价值与地位被重新发现。尼葛洛庞蒂对“数字化生存”的预言正在实现，“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数字化生存》，1997）人的个性化与异质性促使身体与情感重回传播研究的中心场域。“虚拟的社交未必没有肉身的在场，即使不是身体整体的全方位在场，也是部分的、间接的在场。”（彭兰，2019）从线下社会的实体交往到线上社会的虚拟聚合，身体的回归意味着情感要素重回到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位置。道德退回到个人自我选择的境遇能否被改变，关键在于数字化时代个体如何在情感上组织对他人、对社会事务、对社会结构的态度，而这也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性的关键。

四

数智化时代由新闻生产形成道德秩序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重建社会秩序展开分析，从涂尔干历时分析和因果分析的方法论入手，考察现代新闻业的道德属性。这一分析的前提是我们认为数字时代新闻业已不再具有传统大众传播的渠道优势，“数字新闻业的主体是多元行动者网络，媒体只是相对重要的节点。”（朱春阳，2023）基于这一现实重新发现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新闻业应当“如何自处”，即如何认识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

（一）

数智化时代道德的三个维度

有关如何重建现代化的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等议题备受学界关注，已有学者将公平正义视作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内在要求，提出制度、信任、共识作为重建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三个维度。（鲍宗豪、赵晓红，2014）也有学者着眼于社会关系，提出我国从熟人社会发展到现代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应将信任感和责任感作为重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龚长宇、郑杭生，2011）

涂尔干关注集体意识，反对从个人意识中理解社会现象，其道德观也建立在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的集体意识之上。因此，重建道德秩序的根本是重建集体意识。基于前文对涂尔干道德实在与道德要素的分析，本文认为涂尔干对道德要素的分析依然是理解道德秩序的重要因素，但其对道德要素从纪律、群体依恋至自主性的重要性排列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需要重新考察。本文认同并借鉴已有研究中提出的社会心态秩序重建的三个维度，“健康有序的社会心态秩序往往建立在基本共识、集体情感和道义调节的基础上。”（成伯清，2016）即认为重建集体意识向内需要形成基本共识和集体情感，向外需要借助道义调节的约束力量，对这三个维度的认识与排序是如何重建现代社会道德秩序面临的首要问题。

1.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基本共识。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梁漱溟，2013），道德的自主性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生活之上，而理性生活的启蒙与否与知识密不可分。知识社会学以群体精神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发现知识本身如何在各社会群体和社会层次之间及时分布以及社会如何调控这种知识分布过程”（《知识社会学问题》，2000）。其中调控手段有两种：一是传播知识，二是限制知识。“知识触达公众，不是以触达个体那样的一种感知形式，而是以一种传播的形式，即新闻，”（《新闻与舆论：罗伯特·E·帕克论文选》，2022）无论是传播还是限制知识，都是以新闻为中介。正如库尔德利将媒介视为嵌入日常生活世界的中介，“只要新闻被完全视为知识，它的历史就可能和人类一样古老”（《新闻与舆论：罗伯特·E·帕克论文选》，2022）。

帕克在《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一文中，对新闻的知识属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主要关注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被心理学家描绘为一种似是而非的现在。关注“现在”是修复现代道德观的第一步，新闻是一种作为知识的传播，既是新闻的客观属性，也是塑造理性的道德生活的体现，进而作为一种现实建构的中介。（刘大为、张含茵、常无烦，2023）

2.重现以团结为目的的集体感情。

道德与劳动分工所形成的关系社会密不可分，道德能否发挥功能与主体间的关系有关，道德并不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具体情况中促使我们行动，而是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普遍地促使我们行动。在涂尔干看来，道德的危机实际是集体情感的危机，当个人隶属于社会团体，社会功能的划分会导致团体社会形态的划分，因此这种社会分工的结果是道德分化，“集体感情已经没有能力去限制分工所导致的离心倾向了”（《社会分工论》，2000）。

同样在信息时代，学者也对这种个人化的信息接收方式表示担忧，新闻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激发用户内心深处独特的体验和情感，而不是培育追求公共性价值的行动（常江、刘璇，2021）。在数字新闻时代，信息已不再是新闻业的“独家资源”，道德从指向行动者的感情到指向具体行动，新闻在形成价值标准和积极的集体感情外，也更应指明行动的方向。“新闻不只是某类信息、某种娱乐。它是一种意识，一种安全感。”（《新闻的历史》，2014）

莫利等将认同的本质看作是记忆问题，而大众媒介“在构建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认同的空间：全球 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2001）。在分工合作的经济社会中，专业化和职业化改变了个人的经验生活范围，而新闻的参与无疑将遥远的问题化为身边的经验，正如舍勒谈论“人类道德的休戚与共”，道德高尚的人看到他人有违背道德的行为时，会检讨自己的德行。

3.发挥以舆论为核心的道义调节。

无论是中国人差序格局下的私德，还是西方社会基于社会分工的团体格局，本质都是人与人关系的不同组合形式。涂尔干虽然没有直接论及新闻，但他将舆论视为道德的权威来源，“舆论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事物，是权威的来源”（《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2001）。正如教徒常感受到宗教“在我之上”，舆论同道德一样，也具有这种高于个体的规范作用。涂尔干从强制力的角度理解社会现象，“社会的舆论具有一种威力，它可以禁止或者惩罚公民违反道德的行为举止”（《社会分工论》，2000）。西方社会的道德并非源于个人的精神追求，而是来自对舆论等外在规范的畏惧与尊崇。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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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团体观念中有宗教这一广泛且持久的约束力量，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尊崇某个明确的神圣象征，而是以天、圣人、神话传说等抽象概念构成了中国自成一派的神圣体系。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传统的神圣感被打破，缺乏团体生活的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依赖中介性手段参与社会。

（二）

重建道德秩序的途径：沟通

共识、情感、舆论共同指向的是社会秩序中价值体系的建构问题，“当前人们已迫切需要一个共同认可和理解的价值体系，才能继续共同生存下去”。这一价值体系必须涵盖交往主体的全部意义生活，在这一层面上，交流和沟通是现代人共享生活经验的前提。理想的交流本身就是具有道德属性的，“无论‘交流’是何意思，对方应该是中心，自我不是中心”（费孝通，1993）。事实上，数字时代已经解决了如何实现交流的连通性问题，如今摆在社会秩序面前的是更深层次的追问，即如何实现有意义的交流。

“现代人的意义体系，作为一种共识，跟以往不同，不再是源于先知或道统，而是来自共同生活的自觉，来自未经扭曲的沟通理性。”（成伯清，2016）沟通理性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交流的实质就是对话。“道德重建的主要手段，不能依靠简单的道德灌输，而必须通过道德对话。”（成伯清，2008）新闻沟通人与社会的中介功能仍在生效，身处现代生活的个体，即使已经被社交网络平台和层出不穷的自媒体吸引了注意力，但其仍然保持着通过关注日常生活变动的习惯，

可以说，

新闻形式带有认识论前提，这些前提决定了其传播的知识类型，进而包含其合法性的论据。（Carlson.M,2017）数字技术除了对新闻业带来生产实践上的升级，还引发了数字新闻业概念升级的探讨，促使新闻业在被动的技术转型外，应主动找到新的价值坐标，厘清在数字时代新闻业何以立足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超越对新闻和媒体实践的广泛关注，回归到对新闻的更有解释性、更注重意义的分析。(Anderson,C.W.2020)数字时代的新闻业不该被简单视为事实信息的生产组织，应被视作一种信息的评价组织，新闻的社会职能也应以沟通为核心。

五

数字新闻业的道德职责

数字化本身就有助于修复社会秩序，“倘若一个人需要维持与数据基础设施的某种关系，以维持自己作为一个自我，这便是将自我绑定到社会秩序之中的一种全新的方法”（《现实的中介化建构》，2023）。数据化已成为新闻业转型的基础，数据也被从工具性手段提升到打造数字新闻生态的高度。伴随着技术对新闻业实践层面的改造，国外已有研究提出个性化新闻伴随着自治、不透明、隐私、选择性曝光和歧视这五种规范性问题。(Rydenfelt,H.etc.2022）我国学者也认为当下新闻业呈现了“黑箱”“孤岛”“极化”和“脱嵌”四种反公共性表现。（常江、刘璇，2021）

但事实上，数字新闻生态所奉行的流量中心主义存在将新闻从带有公共文化特征的信息产品转化为高度数据化的注意力商品的嫌疑。（刘磊、韩隽，2024）从数字沟通的角度理解新闻业的功能命题，在一定程度上，以社会道德为中心的社会秩序重建问题拥有了多方参与形塑的可能性。对于数字时代新闻业如何实现“文化再造”的难题而言，这点可能正是重新认识新闻的关键所在。数据化在本质上影响了社会沟通的基础。在数字新闻业的背景下，对诸如“新闻是什么”这类元问题的讨论，正是在超越技术逻辑为新闻寻找认识层面的合法性依据。

数字新闻业带来的受众崛起改变了传统新闻业长期以来掌握信息资源和传播渠道的双重优势。社交媒体质疑个人主义，自上而下的传统新闻业的意识形态颠覆了新闻业在提供日常公共知识方面的垄断地位。（Hermida,A.2012）作为知识和常识的新闻，在数字新闻时代仍难以回应新闻业的合法性焦虑。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所表征的不是别的，正是该社会自身（刘大为，2016），道德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贯穿了原始社会到现代分工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道德的规范和型塑作用不因道德内在价值的变迁而发生根本变化。数字时代的新闻业需要延续其传统的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业的发展必须以追求信息民主为价值旨归。（常江，2021）当这种价值追求与人类社会以道德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方式相结合时，更能超越此时此刻的新闻实践，在未知的技术迭代升级中找到更可靠的价值定位。

西方的道德脱胎于宗教传统，与社会劳动分工的事实紧密结合，是一种具有外在强制力的社会规范。而我国的新闻事业以熟人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较之西方知识社会学视角下新闻的知识属性，新闻事业的道德特征更为明显。从涂尔干的道德科学语境中对有关新闻观念的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新闻建构着读者对现实的理解，它传输的不仅是信息、常识、知识，更重要的是新闻力图超越单纯的内容维度，将个体所追求的理性生活以对话为桥梁，发展为适应现代性要求的理性社会。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新闻学纲要》，2011），这种共识的建构、对世界图景的描绘、对道德生活的塑造，才是新闻真正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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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