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周，这眼神……＂六十岁生日宴上，我盯着为我端蛋糕的保姆刘阿姨，恍惚间看见了母亲遗照里的眼睛。那眼神里的温柔与哀愁，仿佛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刺痛了我的心。

＂小周，这眼神……＂六十岁生日宴上，我盯着为我端蛋糕的保姆刘阿姨，恍惚间看见了母亲遗照里的眼睛。那眼神里的温柔与哀愁，仿佛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刺痛了我的心。

我叫周建国，1966年生于北方小城铁西区，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里，我的出生并不被人祝福。

铁西区是个典型的工业区，空气中总弥漫着煤灰和钢铁的气息。这里的人们生活简朴，却也有着铁打的坚韧。

文革初期，我才六岁，父母就双亡了，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被告知的。由父亲的哥哥周铁民收养。他是本地钢铁厂的高级技工，车间里的师傅们都叫他＂周师傅＂，性格沉默寡言，却对我视如己出。

铁民叔的家是厂区里的筒子楼，一室一厅的小房子，进门是一张四方桌，靠墙放着一个老式衣柜，柜顶上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整个单元楼里少有的＂奢侈品＂。

记得那时候，每到《新闻联播》播出的时间，邻居们就会三三两两地来我家＂蹭电视＂，大家席地而坐，有说有笑。铁民叔总是默默地坐在角落，听着大家的讨论，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七岁那年，我在学校因＂黑五类＂子女身份被同学欺负，衣服撕破满脸泥污地回家。铁民叔见状，沉默地拿出针线，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

那双常年和钢铁打交道的粗糙大手，布满了老茧和细小的伤疤，笨拙地穿针引线，却格外专注。他不安慰我，只是说：＂建国，记住，人活着，不只为自己。咱们周家的人，再难也得挺直腰板走路。＂

这话在当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只是觉得铁民叔眼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上小学时，我常常注意到有个穿蓝色工装的阿姨，远远地站在校门口看我。每当我望过去，她就低下头急匆匆地走开。我问过铁民叔，他只说是厂里的工友，路过看看。

那时候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有温暖的时刻。每到周末，铁民叔会带我去位于工人文化宫的小阅览室，那里有连环画和少年文学。他自己则翻阅《工人日报》，偶尔还会帮我讲解课本上不懂的知识。

＂大伯，我爸妈是怎么走的？＂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

铁民叔放下手中的茶缸，目光投向窗外飘着雪花的厂区：＂意外。厂里的事故。＂他的声音很低，几乎被窗外的汽笛声淹没。

我没再多问，但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初中时，我的成绩一直很好，铁民叔虽然嘴上不说，但眼里的自豪掩饰不住。每次开家长会，他总是早早地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去，认真地听老师讲评，脸上的表情严肃得像参加政治学习。

＂建国，好好读书，争取考大学。＂铁民叔常这么说，＂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咱不能让历史重演。＂

历史重演？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但我知道，铁民叔对我的未来寄予厚望。

1984年，我如愿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临行前夜，铁民叔难得地打开了那个上锁的抽屉，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攒了多年的钱。

＂念书要花钱，别亏着自己。＂他把钱塞给我，然后又补充道，＂注意身体，想家了就写信回来。＂

我数了数，整整三百元，知道这是铁民叔省吃俭用多年的积蓄。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大学生活充实而忙碌，我每个月都会写信回家，汇报学习情况。铁民叔的回信不多，字迹工整却又透着一股子刚硬，就像他的人一样。

1985年寒假，我回到铁西区，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刘阿姨。

铁民叔说她是厂里食堂的炊事员，因为他最近身体不太好，请她来照顾起居。刘阿姨身材矮小，话不多，目光却总是温和，让人莫名地感到亲切。

＂是矽肺，医生说最多再活五年。＂铁民叔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个噩耗，仿佛在谈论天气。

我大惊失色，央求他去大医院治疗，他却摇摇头：＂钱留着给你念书用。再说，这病，没法治。＂

从那以后，每逢我回家探望，刘阿姨总会提前准备好我爱吃的菠菜猪肝汤，说是补血，眼神中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关切。

＂刘阿姨做的饭菜和我娘的手艺真像。＂有一次，我脱口而出。

铁民叔的筷子顿了一下，刘阿姨则低下头，默默地往我碗里夹菜。

大四那年，我在学校接到电报，说铁民叔病危。连夜坐火车赶回铁西区，看到的是形销骨立的铁民叔和眼眶红肿的刘阿姨。

1990年深冬，铁民叔的病情急剧恶化。医院的走廊冰冷刺骨，散发着消毒水的气味。我握着铁民叔布满老茧的手，能感觉到生命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流逝。

＂建国，有些话，我一直想告诉你，但又怕你承受不了。＂铁民叔拉着我的手，声音微弱却坚定，＂我...不是你亲爹。我是你大伯。你爹是我弟弟周铁军，厂里的技术员，因右派帽子被下放农场，你娘...不得不离开。那年头，陶片都往低处落啊。＂

我如遭雷击，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这么多年的生活在一瞬间变得陌生起来。

＂那我娘呢？＂我心如擂鼓，声音都在颤抖。

＂她怕连累你，只能远远看着。＂铁民叔咳嗽几声，＂答应我，别怨她，那年月，身不由己啊...＂

＂大伯，你告诉我，我娘是谁？她还活着吗？＂我急切地问道，眼泪已经模糊了视线。

铁民叔的目光投向门外，刘阿姨正站在那里，眼中含泪。他慢慢地、艰难地点了点头。

就在那天晚上，我失去了养育我二十四年的铁民叔。他走得很安详，仿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担子。

铁民叔走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在一个生锈的铁盒里发现了一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英俊挺拔，女的温婉秀丽，眼神中透着幸福与希望。照片背面写着＂铁军、小兰结婚纪念，1965年＂。

照片下压着一封信：＂铁民哥，请照顾好建国，我会在暗处守护，直到可以相认。不要告诉他真相，免得他小小年纪就背负仇恨。等他成人后，由你决定是否告诉他。无论如何，感谢你这些年的帮助。＂署名是＂小兰＂。

翻看这些照片时，刘阿姨站在门口，眼神复杂。

我不敢相认，也不敢相问。真相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让我解开了心中的疑惑，又带来了新的痛苦。

送走铁民叔后，我回到省城，开始了工作生活。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我所在的机械厂也未能幸免。

＂买断工龄＂成了那时的流行词，我和许多同事一样，拿着几千块钱的补偿金，成了＂下岗工人＂。那时的城市里，到处是＂再就业培训中心＂和临时搭建的地摊。

我凭着在大学学的技术，开了家小修理铺，修电风扇、收音机、自行车，倒也能养活自己。让我意外的是，刘阿姨执意跟着我来到省城，说是铁民叔临终嘱托，要照顾我的生活。

＂阿姨，我已经能自己照顾自己了，您年纪也大了，该歇歇了。＂我真诚地对她说。

＂建国，让我照顾你吧，这是我欠你的。＂刘阿姨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就这样，我们在省城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小楼房，开始了新的生活。每天早上，我去修理铺忙活，刘阿姨则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还会准备好可口的饭菜等我回来。

慢慢地，修理铺的生意好了起来，我开始接触电脑维修，还添置了一些新设备。偶尔有顾客问起，还以为刘阿姨是我的亲娘，我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一次，我发高烧，刘阿姨熬了一夜的粥，不停地给我换毛巾。恍惚中，她轻抚我额头的动作，和记忆深处某个模糊片段重合。那双手，曾在我四岁时，也这样抚过我的额头。

＂是您吗？＂昏迷中我脱口而出，＂您就是小兰，是我娘？＂

刘阿姨沉默了很久，眼泪滴在我手背上，滚烫滚烫的：＂建国，娘对不起你。娘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能亲手把你养大。＂

那一刻，三十年的隔阂如冰雪消融。我紧紧抱住了这个瘦小的身影，多少年的委屈和思念，在这一刻全都化作泪水。

等我病好些后，母亲终于讲述了她和父亲的故事。

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因在技术会议上提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建议，被扣上了右派帽子，下放到了农场劳动改造。母亲当时是钢铁厂宣传队的知青，虽被组织上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但她选择了坚守爱情。

他们秘密结婚，还有了我。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作为右派，处境更加艰难。一天，父亲被批斗回来，得知如果继续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妻儿也会受到牵连。

＂你父亲说，与其让全家都垮了，不如让我带着你藏起来。＂母亲眼中噙着泪水，＂铁民叔答应收养你，而我改名换姓，离开了铁西区。＂

父亲在一次批斗中受了重伤，不久后去世。母亲不敢回来认我，怕给我带来麻烦，只能远远地看着我长大。

＂那个经常在学校门口看我的阿姨，就是您吧？＂我问道。

母亲点点头，眼泪又流了下来：＂有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就去看你一眼，远远地看一眼也好。＂

文革结束后，母亲回到了城里，却不敢相认，怕影响我的前途。铁民叔一直暗中资助她，让她能在远处守护我。

＂铁民叔对你说实话的那天，我就在医院门外。＂母亲说，＂他让我以后好好照顾你，弥补这么多年的亏欠。＂

原来，铁民叔去世前将真相告诉了母亲，她才以保姆身份回到我身边，默默守护了十五年。

＂这些年，你没怨恨过我吗？＂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我握着母亲的手，那双因岁月和辛劳而变得粗糙的手：＂怎么会呢？您和铁民叔，都是为了保护我啊。＂

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早春二月》，里面有句台词：＂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多少家庭像我们一样，被无情地拆散，又倔强地以各种方式守护着亲情。

接下来的日子，我带着母亲去了铁西区老街坊那里，想了解更多关于父亲和母亲的事情。

原来，刘兰——我的母亲，曾经是厂里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能歌善舞，是当年的＂厂花＂。父亲周铁军是技术科的高材生，两人的恋情曾是厂里的一段佳话。

＂你妈那时候跳舞可好看了，《东方红》、《红梅赞》，台上一站，跟仙女似的。＂王婶回忆道，眼中满是怀念，＂你爸是个直性子，技术好，脾气也倔。说起来，你长得真像你爸，特别是那双眼睛，有神。＂

老李头是父亲当年的同事，已经七十多岁了，听说我来寻访，特意戴上老花镜，拿出一张泛黄的合影：＂这是1965年厂里评先进时照的，你爸站第三排右边第二个，戴眼镜的那个。＂

照片上的父亲高高瘦瘦，目光坚定，嘴角带着一丝倔强的笑意。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看到父亲的样子，心中百感交集。

＂你爸是冤枉的，＂老李头叹了口气，＂那会儿，提意见就是右派，哪有那么多右派？现在想想，他提的那些意见，不都是为了厂里好吗？＂

跟着王婶，我们去了当年父母住过的筒子楼。那栋楼已经很旧了，墙皮剥落，但依然住着几户老住户。

＂你们家住过三楼左转第二间，后来你爸下放了，你妈带着你离开后，就一直空着，直到公房分配给了新工人。＂王婶边走边说。

站在那扇老旧的防盗门前，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父母，抱着襁褓中的我，充满希望地生活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回家的路上，母亲很安静，我知道她在回忆那些既痛苦又甜蜜的往事。

＂妈，您后悔吗？＂我轻声问道。

＂不后悔。＂母亲的声音坚定，＂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嫁给你爸。苦也好，难也罢，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时光如梭，转眼间又是十年。2010年，我的小修理铺已经发展成了一家电子产品维修中心，生意红火。我娶了同样是下岗工人的王丽，有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女儿，取名周小兰，用以纪念我的母亲。

母亲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还算硬朗，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照顾小孙女，教她唱那些五、六十年代的歌曲，讲那些古老的故事。

今天，我们一家人站在铁民叔的墓前。秋风扫过黄叶，铺满了大地。母亲整理着墓前的鲜花，轻声说：＂你大伯，一辈子都在弥补他弟弟欠下的。他才是真正的父亲。＂

我握紧母亲的手，想起铁民叔常说的那句话：人活着，不只为自己。

那个年代的责任与牺牲，爱与亲情，在这座城市的钢铁灵魂里，早已融为一体，无法分离。

小兰好奇地问：＂爸爸，你以前为什么不知道奶奶是你妈妈呀？＂

我摸摸女儿的头，看着母亲苍老却温暖的面容，和远处铁西区厂房的轮廓，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事情，等她长大后再慢慢告诉她吧。告诉她这个家族的故事，告诉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普通人是如何用爱与牺牲，筑起生活的长城。

就像铁民叔和母亲保护了我一样，有些真相，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才能相认。

而最重要的真相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真正的亲情，总能穿越时光的阻隔，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重逢。

＂爸爸在想事情呢。＂我笑着对女儿说，＂咱们回家吧，今天奶奶说要包饺子呢。＂

走在回家的路上，天空湛蓝如洗。我想，这大概就是生活的模样：有苦有甜，有离别有重逢，但终究，家人的爱会像北方的土地一样，朴实而深厚，永远不会背叛。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