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典籍热” 背后：“视觉内爆”是蜜糖还是砒霜？

摘要：最近五年来，以《典籍里的中国》《但是还有书籍》《书房里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为代表的视听作品，将中华典籍重新带回普罗大众的视野，形成一股典籍热潮。曾经被视作冷僻故纸堆的中华典籍，伴随着传播可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在新时期增添了数字赋能。通过国家电视台的权威

中华典籍的数字赋能已经进入“视觉内爆”时代，将数字赋能从引爆流量迈向高品质传播，是中华典籍数字赋能在新时期转型的向上一路。

原文：《“内爆”时代中华典籍的向上一路》

作者 | 湖南大学尧育飞

图片 | 网络

最近五年来，以《典籍里的中国》《但是还有书籍》《书房里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为代表的视听作品，将中华典籍重新带回普罗大众的视野，形成一股典籍热潮。曾经被视作冷僻故纸堆的中华典籍，伴随着传播可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在新时期增添了数字赋能。通过国家电视台的权威传播，网络短视频的推波助澜，中华典籍以视听盛宴的形式完成新一轮“学术下移”。视觉传播技术的下渗，令中华典籍为更多人熟知，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层面。在中华典籍的“活化”方式愈发多元，符号化愈加复杂之际，相应的“冷思考”也浮出水面。即视听符号的过度生产，是否扭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多种视听传播技术的强制介入，是否真正实现了古典意义的有效传达，抑或只是新技术借助古典资源展示自身巨大能量的吞噬式的消费和表演？

中华典籍的“视觉内爆”

引入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的“内爆”概念，重新看待新一轮中华典籍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热潮，不难发现，本轮中华典籍热潮堪称“视觉内爆”。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指出，电子形式时代，媒介和信息的界限消失，产生“内爆”，媒介即是信息。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内爆”还意味着媒介意义的消失。而中华典籍的“视觉内爆”，至少表现为三种形态。

首先，中华典籍研究与普及的界限消失了。“四书五经”“十三经”等不再是学者们专属的研究对象，而成为普罗大众均可触摸和谈及的话题。其次，中华典籍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边界日益消弭。非虚构历史写作的热潮，表征了这种融汇古今的思想动向。譬如，在互联网上谈论《史记》及对秦汉典籍感兴趣的读者，将这种历史兴趣和现实世界的观感巧妙联系在一起。而著名历史写作者马伯庸把盛唐和长安的故事缀合成《长安的荔枝》等，证明古为今用已成无须倡导的作家的自觉动作。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也因此和历史世界紧密相连。人们再度将典籍看作可贵的历史资源，不断从中吸取养分，展示一个泱泱史学大国“以史为鉴”的悠久传统。最后，“视觉内爆”时代中华典籍的数字赋能，令传统典籍的物质载体和虚拟世界连为一体。没有触摸过古籍的观众，会天然以为他们所见的虚拟典籍就是历史上的实物典籍。

短视频、数字人文、视听革命等一系列新时期数字元素叠加影响，将中华典籍传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然，这不仅源于技术的加持。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古籍数字化”。同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将“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列为四项重大工程之一。一系列顶层设计，为中华典籍的数字赋能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目前，中华典籍的数字赋能在“视觉内爆”时代已取得空前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伴随中华典籍的数字赋能不断复苏、复活，迎来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读者也因各类中华典籍传统短视频的蔓延，受众日益扩大。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文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日益提升。各类古风歌曲热潮、汉服热等，不仅传承传统文化，更催生一系列完整的传统文化产业链。伴随着汉服出海、古风歌曲在东南亚等海外的传播，它们甚至产生世界性影响。而在“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等一系列超大型国际中文典籍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范围也大为拓展。中国研究者和国外研究者共享“中华古籍资源库”等数字化成果，可一键直通海外各类机构所藏中华典籍。同时，海外研究者也能无限制使用中国境内各类典籍资源。从各方面而言，随着“视觉内爆”不断加速，中华典籍的数字能量不断增强，不仅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新的社会精神文化爆品，更成为新时代文化基建、数字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与对策

当然，在“视觉内爆”时代，中华典籍的数字赋能也存在一些被忽视的问题。首先，在数字赋能过程中，中华典籍的权威阐释和普及讲解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文化权威日渐消解。中华典籍人人可说，但无一定标准，久而久之，典籍的解释权面临扁平化瓦解的隐忧。其次，“视觉内爆”消解了中华典籍的物质性，人们很容易满足于虚拟世界的视听。然而，留存至今的中华典籍，无论是甲骨文、钟鼎文还是线装古籍等，都是具有实在物质形态的物品，其实物特点与所承载的先人手泽之光，与虚拟世界所呈现者差异明显。观众如果长期沉溺于“视觉内爆”时代的典籍传播环境中，恐有沦为“赵括谈兵”之风险。最后，“视觉内爆”时代，为了博取流量，一些典籍的大众解说者往往胡编乱造。长此以往，中华典籍的传播难免“失真”，有沦为庸俗化传播的危险。凡此种种，在“视觉内爆”加速时代，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中华典籍的数字赋能是延续典籍生命、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必由之路。扬长避短，去芜存菁，则是新时期中华典籍数字赋能在“视觉内爆”时代致力追求的目标。具体而言，应在如下三方面展开应对。

首先，应在“视觉内爆”场景之外，打造中华典籍的实在体验场所。国家版本馆建设在这方面已做出示范，各地应当量身定制，在图书馆、博物馆等系统内，不断增强中华典籍的视觉体验、互动体验，以增进观众的实物感，通过实在的物质性建设和“人与典籍的互动”，更好地将虚拟数字典籍体验融入日常生活，增添历史感。其次，在“视觉内爆”时代，要坚定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导下，重新打造中华典籍的解释权威。通过重塑新时期典籍解释权威，引领短视频等视听媒介的中华典籍传播水准在正确轨道上前行，从而确保传播不偏航，中华典籍不被“念歪了经”。最后，不断引导专家学者介入中华典籍的传播之中，通过高质量学术研究的内核驱动，带动普及性传播整体质量的提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