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银玲是一位聋人，也是一位手语老师、聋人文化科普博主。她不断在网上向公众讲述聋人文化，以及聋人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图中为杜银玲在手语课上打手语“杨桃”。
地球是一个奇迹
文化｜中国
杜银玲是一位聋人，也是一位手语老师、聋人文化科普博主。她不断在网上向公众讲述聋人文化，以及聋人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图中为杜银玲在手语课上打手语“杨桃”。
2024年1月，由艺术机构“身身不息”主办的手语诗歌工作坊上，在热身环节，聋人与听人(听力健全者)参与者彼此熟悉和打招呼。
1.
身为聋人，郑璇小时候并不知道其他与她处境相似的聋人是怎么长大的。
两岁半的时候，一次感冒发烧，医生粗心大意给她注入了过量的药物，造成了永久性的听力丧失。她的右耳完全听不到了，左耳保留了105分贝的听力，只能听到割草机的声音，或者飞机起飞的轰鸣声。为了照顾她，外婆提前办了退休，从老家来到武汉，在广东服军役的父亲提前转业回了家。
郑璇记得小时候家人带她做语言康复的训练，家里总是拉着厚厚的窗帘，每次训练，都像是她与家人难以和外人言说的一段过程。家里托人在中国香港给她买了盒式助听器，戴上助听器之后，通过助听器放大的声音是变形的，她听到的声音掺杂了很多噪音、杂音。这让她对声音的分辨比一般人更难。母亲扯着嗓子教她说话，光是分清“菜”和“太”两个音就足足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父母并没有学过语言康复，但依靠自己的摸索，郑璇成了那个语言康复服务还不成熟的时代里，口语康复非常成功的例子。父母把郑璇送进普通学校，为了让她适应学校里的课程，每天晚上在家里帮她复习当天的功课、预习第二天的新课，就这样，郑璇在普通学校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并考入武汉大学。
中学的时候，郑璇坐公交车时，遇到过有聋人在车上打手语，她好奇地打量他们，但并没有想过自己跟他们是一个群体。上了大学，听课对郑璇变成了一件更加困难的事。大学里的通识课在几百人的大教室，教授们带着方言的口音在空旷的教室里形成回音，她总是很难听清楚。
她觉得愈发孤单，“感觉我是在伪装，在扮演成一个听力正常的人，”却没办法真正地融入。那是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代，郑璇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同类。在“聋人在线”论坛里，她认识了第一个聋人朋友“阳光龙人”。两人第一次见面在武大门口的草地上，这个像网名一样阳光的聋人开始教她手语。她才发现原来世界上有很多听障者、聋人，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人母语是手语，有的人母语是口语，还有双语者。
大多数的聋人从小在聋校里学会了手语。从小读聋校的杜银玲现在是一位手语老师、聋人文化科普博主。她7岁入读聋校，先经过1年的口语康复班，在班里她和其他孩子一样，一个个摸着老师的嘴巴“a-a-a”地发音，用气流和声带感受震动、舌头的变化，一个音一个音地学说话。教他们很难，当时班上有个女生，老师教她分清n和l用了两周，教会之后老师激动地抱着她哭起来。父亲和学校老师学会了口语训练的方法，每天拉着杜银玲在家练习，开出租车的父亲经常带上她，随时随地语训，在她童年的记忆里，曾经练习到哭着进行。
后来，杜银玲在聋校里学会了手语。那时聋校里的聋人学生多，学校里没有专门的手语课，年纪小的孩子手语都是跟着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学的，“他们愿意带我们玩，就打差不多了。”大家交流的时候顺畅地打着自然手语。和家人一起出去玩，她打起手语，总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这个时候，父亲总是会把她的手按下去。那个时代，普通人对聋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哑巴”，看到街上有“聋哑人”打手语，眉毛飞舞，表情夸张，总会侧目看上几眼。
聋人文化自媒体“手语胡同”的发起人冯刚是一位60多岁的聋人，他印象里，小时候还可以听到声音。上小学，老师打拍子、带着班上同学一起唱歌，唱到大家一起“嘿”，他的“嘿”总比别人慢一拍。在班上，好学生看不起他、不带他玩，但坏孩子们总是特别照顾他。上到四年级，发现他的听力很难跟上课程，便转到聋校去。“在普校里听不见，不知道周围在聊什么，进了聋校以后发现，学校里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在打手语，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手语在聋校诞生，在聋校里，原本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聋人第一次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迅速发展出自己的语言。1760年，法国的德雷佩神父创立第一所聋人学校，他把游荡巴黎街头的聋人所使用的手语与法语语法融合起来，创造出“建构式手语”，在聋校里推行。1887年，美国传教士米尔斯夫妇在山东登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聋校——启喑学馆，聚集在一起的中国聋人第一次有发展手语的契机，他们逐渐从一些零散的手势，发展成一个更加系统化的手势语言。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各地的聋人在聋校的教学与聋人社群自发的交流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手语体系。
在北海公园的五龙亭，北京聋人社群每周在这里聚会，冯刚在聚会上与老朋友们重逢。
一些中国手语的手势会借用汉字的字形。手语里也有方言：上海手语里的一些词汇受到19世纪开埠以来的西方文化影响，北京手语则口语借音比较多——20世纪50年代，聋人手语改革委员会曾经试图通过手指字母规范手语、表示一些抽象的词汇，受此影响，北京手语里的几个词“积极”“垃圾”都借音“j”，用“鸡”的手型表示。外地的聋人开玩笑，“北京就是鸡特别多。”
(表演者：聋人文化科普博主冯刚)
“结婚”一词在中国、美国和德国手语中的打法（分别用中国传统婚礼中的“夫妻对拜”，美国婚礼中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的手，结婚戒指的意象指代）。与具象词语相比，抽象词语在不同国家的手语中差异更大，受到当地文化和习俗的影响。｜（表演者：聋人语言学家郑璇）
2.
2008年，郑璇在复旦大学读手语语言学的博士，她经常横跨半个上海，去参加残奥会手语舞蹈的排练。共同参与的聋人大都从小读聋校、以手语为母语，郑璇手语打得不熟练，经常边说话边打手语，免不了依照汉语的顺序，对面的聋人朋友有时会很不耐烦。和听人说话时，她也像是患上了语言强迫症，总是特别在意自己的发音是不是完美。她好像行走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却两个世界都不属于。
直到从来自美国的师弟那里听到“identy crisis”(身份认同危机)这个词，她才第一次理解自己的状态，一下子豁然开朗。很多聋人在成长中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郑璇发现自己并没有完全接纳自己作为听障的身份和语言。
她小心翼翼地给导师龚群虎写了一封邮件：我能不能选择用手语、不说话？导师回信：当然可以，我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你的语言。
“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真的会体会到手语精髓的一些东西。”选择不说话之后，郑璇开始跳出习惯的口语思维，体会用视觉思维思考和表达。
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威廉·斯多基(William Stokoe)提出美国手语是一门独立的语言，相较于语音系统，手语有其独特的语法结构，包括手型、位置、方向、运动4个区别性特征——只要有一个要素不同，就可能改变整个手势的含义。20世纪90年代末，郑璇的指导教授龚群虎最早把手语语言学理论引入国内，中国手语开始被视为一门独立的语言。
与有声语言相比，手语是视觉语言，它形象、生动，与表达的内容有更强的关联。中国手语的语序不同于汉语，强调的事放在最前或最后，常常先去构建某一个场景，再用动作描述。“聋味儿”十足的自然手语只打实词，依视觉认知的逻辑串在一起，一个一个打出来；虚词如“的”，“是”直接省掉，另一些虚词结合表情神态、头部与身体动作表达：比如，眉毛上扬、头前倾表示疑问……这些是手语的非手控部分。
手语和口语不是一一对应的，它有自己的节奏。在表达具象的内容时，一个手势就可能是一个场景，几件事同时发生，要用好几句口语才能描述。如果把语言比作一个由词语堆叠起来的建筑，那么手语和口语像是不同材质的砖石，砖石不一样，搭起来的建筑自然也不相同。各国的手语，抽象词汇的打法差别很大，语法却颇为相似。
手语“火车穿过山洞，飞机穿过云海”，从左上角顺时针方向阅读。这句话表现了手语作为一种不同于有声语言的视觉表达。｜(表演者：北京启喑学校聋人老师张春东)
打手语时，手语者可以灵活运用空间方位，用不同的视觉层次模拟出不同的场景。《看见声音》的作者、神经学家奥弗里·萨克斯形容，手语者的身份就像摄影师，可以任意控制变换视野和视角。手语里还有一种独特的语法现象叫“类标记”，比如，蝴蝶飞、飞机飞、鸟飞各不相同，打手语并不需要专门打“飞”这个字，而是结合不同的语句和情境灵活转换。千变万化的“类标记”让手语异常灵活。
地道的自然手语往往在年纪大的聋人之间。他们中很多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受汉语的影响小，打起手语来却生动形象。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手语的顾定倩教授发现，自然手语在组成一个结构时很巧妙：词语“逆流而上”，自然手语的打法一只手往下模仿水流，一只手逆水流而上表示小船，表现得惟妙惟肖。这样的打法，“听人很难发明出来。”
郑璇是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在北京北海公园的手语角上，她加入了老年聋人的聚会聊天，后者使用的自然手语受汉语影响小，依然保留着很多自然、形象的表达。
20世纪90年代，中国聋人协会组织编写了《中国手语》，但因为书里的手语打法大量采用手势汉语，聋人社群并不认同。2011年，顾定倩教授组织的“国家通用手语研究”课题组成立，成员中3/4是聋人。课题组在全国设置了12个手语采集点，采集组成员从各地的聋人那里采集手语打法，再带来一起讨论。冯刚是北京手语采集组的成员之一。
在组织编写《国家通用手语词典》时，顾定倩借鉴了之前的经验，保留了很大的灵活性。最终的通用手语经历了反复的讨论：遇到意见不统一的词，争议大的就先搁置；一些手语的南北方差异较大，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就先保留两种打法。他希望这部词典可以“来自于聋人，再返回聋人”。语言作为一个工具，“一旦你推出去了，如果遭到很多人反对，那还不如没有，即使没有他们也在用。再经过若干年大家意见统一了，再收进书里也来得及。”
词典编纂完成之后，先提前一年在全国十几所聋校和一些聋人协会试用，2018年《国家通用手语词典》发布，受到了聋人社群的普遍认可。现在，在组织编纂《国家通用手语词典》第五册的同时，顾定倩也与几位大学老师、各地聋校教师、社会聋人一起在教研会上，尝试确定聋校教学使用的手语词汇。在北师大任教的郑璇，也在尝试制定一些心理学常用词汇的手语。更多专业的手语词汇，需要更多的聋人进入不同的专业领域，在使用中逐渐形成。
在过去，手语主要依靠聋人社群面对面的交流。最近几年，得益于社交媒体和短视频，新词的手语打法传播很快。一个新词出来，大家在网络上互相交流，手语打法很快就传开了。今年电影《哪吒》火了，聋人社群也很快开始讨论，“哪吒”一词很快就形成几种不同的打法：两个手鼓起来放在脑袋上，模仿哪吒的冲天鬏；或是竖着的“六”(中国手语里表示人)下一个圆，模仿哪吒脚踩的风火轮。
至于哪个词能留下，也要看它本身的生命力。比起几千年历史的汉语，中国手语依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语言，在很多专业领域，还没有形成聋人公认的手语打法。语言需要在它的使用者中生长。龚群虎发现，如同爱斯基摩人有上百个词汇来表达不同形状、颜色的雪，因为很多聋人的绘画水平很高，手语里的美术词汇十分丰富，即使写成汉语也很难理解。在他看来，“手语完全具有造出表达任何抽象概念的⼿势的潜⼒。但因为中国聋人极少谈论高数或哲学，对应的手势就难以产生——这跟很多无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情形类似。”
3.
在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陈军兰老师正在为植入人工耳蜗的听障小朋友进行口语语训。目前，口语康复依然是许多听障孩子家长的主要选择，手语康复作为一个选项经常被忽视。
在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语康)，口语康复老师陈军兰把嘴巴遮起来，和面前的听障小朋友说话，训练他学习听声音。她向我解释，对于没有进行过口语康复的听障孩子来说，当你对他说话，他只知道你的嘴在动来动去，却无法识别其中的语言信号。
看到陈老师的训练，我才意识到“听”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情，它不仅仅是听到声音，还包括辨别大或小、清晰或模糊的声音，这是听觉识别能力；记住声音，这是听觉记忆能力，听到自己的声音并进行调整，这是听觉反馈能力；在嘈杂环境里，屏蔽不必要的噪音、捕捉和识别主要的声音等。
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科学家研发出第一台可穿戴的人工耳蜗并投入使用。在此之前的助听器，只是放大声音，而人工耳蜗则直接接入听觉神经，通过把外部的声音转化成电刺激传入大脑。它的使用范围大大增加，此后的数十年，人工耳蜗让很多重度听损的人重新听到声音。
在中语康的幼儿园里，目前有七十多个听障孩子在接受口语康复训练，也有不少家长带着自己听障的孩子定期来这里做一对一的口语康复训练。这些孩子都带着助听器或植入了人工耳蜗，在反复的训练中学习识别这些听力辅具放大的声音，并把它们转化成语言。
近20年来，人工耳蜗逐渐进入中国听障人群的选择，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聋儿家长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植入人工耳蜗，接受口语康复训练，并进入普通学校读书。从今年起，人工耳蜗以国家集采的形式，纳入医保报销。
但即使装上了助听器、人工耳蜗，依然会有听觉不敏感的情况存在。陈军兰说，“那个刺激到达他的大脑中枢是什么样子，我们是没办法预知的。”虽然人工耳蜗能恢复一定的听力，但音质和音调通常没有自然听力那样清晰、细腻。
与听力健全的人相比，佩戴助听器、人工耳蜗的听障者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理解周围的声音和语言，时间久了，听觉系统很容易疲劳。在嘈杂的环境下，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也会放大噪音，听障者很难捕捉主要说话者的声音。听障者失聪的时间、听力损失的程度、听力辅助介入的时间、助听的效果，以及父母的投入、家庭内部的语言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口语康复的效果。
即使是那些口语康复顺利的听障孩子，在进入普通学校之后依然会面对很大的挑战。他们需要依靠看口型，连蒙带猜地理解老师讲课的内容，但不同的汉字如书、鼠、树、恕等的口形一样，很容易造成误解。从小读普通学校的郑璇，小时候经常因为口语不清晰流畅，在学校里面受到霸凌，甚至有老师嘲笑她的发音。她理解那些普校里听障孩子的心情，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听力障碍，他们可能会沉默寡言，表现得内向、自卑。
现实的情况是，当家长们押宝一般地把孩子送到普通学校，期待他们能够顺利通过一级级考试、融入以口语为主的主流社会，但是因为缺乏相应的学习支持，很多听障孩子因为不适应，几年后又回流到聋校。启喑学校是北京目前唯一一所纯聋校，在启喑学校的高中班上，普校回流的学生占40%以上。
聋校里，学生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低年级的学生很少，以手语为主；高年级因为普校回流，学生逐渐增多。从普校转回聋校的听障孩子从小没有学过手语，即使在一个班上，学生也分成口语族和手语族，同学之间没有共通的语言。原来，刚进入聋校的孩子可以和高年级的哥哥姐姐通过非正式交流很快掌握手语，现在，手语只能通过有限的正式教学习得。
过去的北京聋校里，聋人学生多，自然形成了浓厚的手语环境，很多听人老师的手语也打得好。冯刚回忆，在北京，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几届大学生到聋校里做老师，那一代的听人老师手语是最棒的。启喑学校的听人老师刘可研从1998年开始在北京第四聋校教书，她记得刚进学校的时候，老校长王晨华检查他们几个年轻老师的公开课，和他们说：“你们自己讲的课，如果你把声音关掉，你能看懂自己讲的内容吗？要是你都不知道，学生怎么能听懂？”
而现在，在聋校里打手语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借助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很多孩子都能够听到声音，似乎不用手语也能上课，听人老师上课时比过去更依赖口语与手势汉语，时间久了，听人老师的手语也退化了。在口语的强势影响下，学生们日常使用的自然手语也掺杂了大量的手势汉语。
手势汉语是聋校老师为了讲解书面语，把句子里的词依照汉语语序逐个对应地打成手势。它与聋人们使用的、遵循视觉逻辑的自然手语不同。在聋校里，老师讲课时会先用手势汉语一一对应地打一遍，再用自然手语、并借助其他工具(如视觉图片、词典)进行解释。如果直接用手势汉语进行解释，很容易造成歧义。以成语“万家灯火”举例：如果直接一一对应地打手势汉语，学生可能会误解成“一万个房子太阳晒得着火了”。
刘可研发现，最难教的不是那些听力更差的孩子，而是听不懂的孩子。这些孩子在更早的年龄既没有熟练掌握口语，也没有学好手语，因为缺乏表达与意识结合的语言符号，而造成和他人沟通的阻滞、思维发展停滞。
在北京启喑学校，听人老师刘可研正在给一年级的学生们上手语课。在聋校里，老师们手语、口语、书面语并用，结合大量视觉的直观讲解，把上课内容掰开揉碎地讲给学生，这有助于他们在早期的学习阶段建立扎实的语言与认知系统。
在聋校里，从小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开始，老师们手语、口语、书面语并用，结合大量视觉的直观讲解，把上课的内容掰开揉碎了讲给学生，为了让他们在早期的学习阶段建立起扎实的语言与认知系统。在刘可研做班主任的高中预科班上，一些普校回来的学生总是内向、不说话；有时一句话讲不清楚，只能讲出三四个短句、词组，要靠听的人去猜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其中一个孩子，之前为了不让同学取笑，在普校初中三年几乎没有说过话。刘可研为他们可惜，“相当于你最好的建构知识和人际关系的这三年实际上全荒废了。”
在中语康，老师们会依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用听力口语法，或是看听结合、综合沟通等方法进行语训。但国内目前还没有手语语言康复训练的机构。陈军兰发现，听障孩子学起手语来很快，但大多数家长只有等孩子到学龄时口语康复依然不理想，才会考虑让孩子进聋校、学手语。这更像是一种因噎废食，让很多听障孩子错过了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反而在实际情况中造成了语言剥夺。失去了手语，那些因技术补偿的不足而无法适应的孩子，被分隔在一个个碎片化的现实中。
中国的听障群体有2780万人。在今天，人工耳蜗开始变成一种“基础设施”进入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人们的感官经验。曾有人工耳蜗广告里宣称可以魔法般地“治疗聋疾”，但它为听障人群植入听觉经验、并期待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也植入了一种以“听力正常”为标准的残缺经验。仿佛只有一种“正常”的身体可以被接受，而身体的残缺是可怕的、勉强忍受的。
一个从小听力丧失的孩子很难自主地选择自己使用的语言，很多时候，他们的语言由父母决定，受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经历、家庭收入、所处地区等因素影响。90%以上的聋人父母是听力健全的人。很多时候，父母并不会把手语当作一种语言选项。这意味着，即使是他们身边最亲的家人也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感受，他像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平行国度”。听力丧失造成的障碍，成为人与人之间隐形的围墙。
——或许，这一切背后的问题是，在这些技术与设施背后，我们在想象什么样的身体：是一个可以主动或被动地暴露在所有声色愉悦的“感官饕餮”，还是一个感官必须健全、足以适应高速运转的现代世界与城市设施的身体，抑或是一个可以不受局限地与周围的朋友和亲人顺畅交流的身体？
4.
上海的算法工程师靖岩是一位年轻的爸爸，他的女儿先天内耳畸形，无法植入人工耳蜗，只能做脑干植入，这项医学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听力恢复的效果未知。为了不错过孩子语言发展的关键期，靖岩和妻子在女儿不到一岁时找到郑璇，在郑璇的建议下开始为了女儿学习手语。女儿的手语学习很快，现在2岁的她已经掌握了上百个手语词汇。
手语是最贴近聋人的语言。学者奥利弗·萨克斯发现，“聋孩子应该先和擅长手语的人多接触，一旦学会手语，接下来事情就好办了：心灵的交流，信息的获得，读写文字的能力，甚至讲话。”20年前，复旦大学的龚群虎教授在聋校调研时发现，不少聋儿入学时手语和汉语都不会，到了二三年级时还不能用天天教的汉语写出一段通顺的话，却已能熟练地用手语讲述情节复杂的故事。他提出，接受听力语训的聋孩子也可以学习手语，及早地建立起一种语言体系，这有助于他们的智力与心理发展。
在杜银铃的手语课学生“杜家班”的聚会上，学生们正在学习手势和空间灵活变化的手语诗。
手语老师杜银铃的“杜家班”上聚集了一群学手语的年轻人，有听人，也有成年后开始学手语的聋人。“杜家班”成员散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各地的小分队时常聚会。在北京小分队的聚会上，一群聋人和听人打着手语，人群里时不时发出一阵笑声。成员里有公司白领、程序员、大学生、从小在聋人家庭长大的听人(简称CODA)，还有他们的聋人朋友。
我发现，在这里，大家面对沉默都很自在。在我采访时，我不时停下来，翻看提纲上的问题，旁边帮我翻译的“杜家班”成员提醒我：不用紧张，慢慢来。一群健听人聚在一起常有的刻意社交和寒暄，到了这儿都被省掉了。正在读语言学博士的王子晗，从小因为肢体表达丰富，总是被大人说咋咋唬唬，时间长了，在周围环境的规训下逐渐收敛了起来。在这里，她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接纳了。在手语聚会上，一些原本很内向的人学着用手语表达想法和情绪，他们重新捡回在从小的规训中丢失掉的身体表达。身体总是比话语更快、更直接地建立信任。
杜银玲做手语与聋人文化科普，是受到她的大学启蒙老师、北京联合大学的吴玲教授的观念启发。吴玲老师全家是听人，但她在孙女很小的时候开始教她手语，她发现，手语可以帮助小宝宝表达更多。小孙女在3岁前已经会打190多个手语词汇，口语学得没有手语快，她总是很喜欢找奶奶用手语聊天。杜银玲曾经有学生是一位妈妈，她怀疑自己的孩子有轻微的自闭倾向，为了不错过孩子的语言发展期，考虑到手语比口语更容易，她来找杜银玲学习手语。
杜银玲和丈夫都是聋人，他们的儿子是听人。他们从小教儿子手语，日常生活里，他们手语与口语并用进行交流。
不少从小学口语、上普校的听障者，在成年后开始跟着杜银玲重新学习手语。学了手语之后，周周发现自己的手开始“不听话”了，说话时也会忍不住打手语。小北以前很介意别人知道她的听力情况，学了手语后，她发现自己在打手语的时候终于不再需要紧盯别人的口型、花费很多精力去理解对方的意思。她变得自信，“我觉得有一个固定的群体是欢迎我的”，并且开始在与别人口语交流时主动提出自己的需求。
竹子是一位CODA，从小在手语和汉语交织的语言环境里长大，她觉得手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性格。在她看来，手语是一种“没办法欺骗自己的语言”，比起发展得日渐繁复的口语，手语的表达具象、真实。
2022年10月，由中英艺术家组织的、聋听群体协同工作的戏剧工作坊“波种计划”上，参与者正在自编自导自演《博物馆惊魂夜》，图中情节为女孩扮演的“飞天”突然活了，吓坏了由右边男孩扮演的游客。
在采访不同的聋人时，我时常被他们手语的表达感染。从小打手语的聋人就像是天生的默剧演员，你可以从一个人的手语里读出他的语气与情绪，聊得兴奋时手语打得飞快，手臂、脸部、身体也随之舞动。
奥弗里·萨克斯发现：“手语具有某种善变的特质，那种特殊的韵味，口语怎么样也表达不出来。聋人会灵活‘把玩’手语的工具，在语言中注入自己的幽默感、丰富的想象力及其人格特质。这让手语保留了许多即兴抒发的原始轨迹。”
20年前，社会学家贺晓星在聋校进行调研，他发现自然手语有一种简洁性和创造性。在贺晓星看来，手语并非汉语般精密编码，而是局限编码，它所表达的意义镶嵌在特殊的语言背景中，必须透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去领会。这让手语可以随情境而灵活变化，与表达的事物更亲近。汉语在日渐成熟中已经和符号彼此疏离，与之相比，手语具体而微的描绘，使它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力。
这些在听人老师看来简单、随意的手语，聋人之间交流起来却能够心有灵犀、如鱼得水。即便两个不同国度从未谋面的聋人，某天遇到一起，也能够很快流畅自由地沟通。贺晓星感叹：“这一点，对于做了上百年世界语梦的听人来讲，无疑魅力巨大又遥不可及。”
在手语国度里，词与物紧密地相贴在一起，指示了一个语言与它所指代的事物尚未分离的世界，以至于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说，由象形发展而来的汉字是“聋子创造的”。
研究者对手语和口语的大脑机制进行对比，发现手语与有声语言使用的大部分脑功能区是重叠的。由于缺乏听觉信息的输入，大脑会自发适应感官上的障碍，聋人原本处理听觉加工的脑区会发生可塑性变化，转而处理视觉信息。这让他们的视觉能力超乎常人。手语母语的聋人对周遭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在表达时，他们总是能很快捕捉到事物的形象特点。口语母语者在思考时，需要在脑中把信息转化成语言和逻辑，而手语母语者脑中直接出现的是画面。
曾有位语言学家做实验，让一组聋人和一组听人分别讲述“龟兔赛跑”的故事。他发现，听人讲故事依循线性逻辑，他们会用很多的逻辑词，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聋人讲故事时，会花很多精力去描述故事的细节：它们赛跑在一个怎样的森林里，乌龟怎么爬，兔子怎么跑，后来又怎么睡觉的……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每一个画面里同时包含很多庞杂的信息。这组成了聋人独特的感知与叙事方式。
“杜家班”的郭芷灵从6年前开始学手语，这段经历让她后来开始研究残障戏剧。现在，在英国读残障戏剧博士的她也在做手语博主，网名“小果灵灵”。在她关注的残障研究里，学者们打破残障与非残障人士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讨论不同的群体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认知这个世界，又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置自己的身体。这让郭芷灵开始关注更碎片化的表达，她写道：“在残障理论中，你的人生永远伴随着失控、破碎、崩溃，你无法去追求一个完全、完整、完美的人生。那么，为什么要把它视为一种残缺和不正常？”
如今在北师大任教的郑璇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走了很长的路。最近几年，她开始学习心理学，并为残障群体做心理咨询。经历过相似的处境让她更容易抵达他们的内心，和一般的心理咨询师比，“我不会怕，不会很小心翼翼。”如今，郑璇在演讲的舞台上和公众讲述手语，口语表达比很多健听人还要流利、漂亮。身边不只一个人和她说过：我觉得你和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她在朋友圈里写道：可是真的都一样吗？怎么可能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不被看到，就无法被疗愈。
(文中靖岩、周周、小北、竹子均为化名。)
撰文：撄宁
摄影：李小草
责编：王婷婷
版式设计：钱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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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地理中文网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