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曾经告诉我，民国元年，他剪掉辫子，那年他二十岁。照此推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五十四岁。可是依台湾的户籍记录，他老人家要小四岁。我的年龄也不准确，我家的户口资料全乱了，那年代，多少"外省人"的户口资料都错了、乱了。
竹林里的决定，离开汉阴
父亲曾经告诉我，民国元年，他剪掉辫子，那年他二十岁。照此推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五十四岁。可是依台湾的户籍记录，他老人家要小四岁。我的年龄也不准确，我家的户口资料全乱了，那年代，多少"外省人"的户口资料都错了、乱了。
当年中国大陆户政不上轨道，多少人没有身份证明，内战中逃到台湾，台湾地方政府特准他们自行申报有关资料，申报人可能说错，台湾的户籍管理员的汉文程度不高，可能写错，户籍员守法的精神令"外省人"大吃一惊，资料一经入档，任何有权势的人都不能更改，除非提出"原始证件"。大家领到身份证，有人一看，他的名字是中文大字典里没有的字，有人一看，他的籍贯是中国地理没有的地方，他只有承认那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家乡。一位国民党中央常委、蒋介石总统的文胆，新闻界称他为"头号公民"，他为了更正他父亲的名字"两把刀打到底"，奋斗了许多年，也不知道他到底成功了没有。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我刚刚读完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我是个流亡学生，我们的学校叫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山东名将李仙洲创办。学校原来设在安徽北部的阜阳，后来迁往陕西南部的汉阴，四面都是重重叠叠的大山。抗战时期，山区比平地安全，老校长李仙洲寻找校址，入山唯恐不深，有人戏称这地方是"李仙洲的保险箱"。
我们天天盼望胜利，歌颂胜利，想不到胜利并非战争结束，而是另一场大战开始。为了回忆那一段慌乱迷惑的日子，我复查台北"中央研究院"编的大事记，日本一声投降，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共军抢先一步进入东北，占领沈阳，成立东北局。国民政府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飞往长春接收，受到苏联的阻挠。美国军舰替国民政府运兵，把五十二军、五十三军运到河北省秦皇岛，准备出关。这是一九四五年九、十月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东北和我的命运有重大关系。
我的注意力放在华北，尤其是山东。那时，共军攻打山东滕县、博山、黄县、曲阜、巨野、禹城、无棣，新四军占领我的家乡临沂。河北方面，共军攻长垣、衡水、磁县、迁安。山西方面，共军攻屯留、长子、长治。河南方面，共军攻开封、新乡、安阳、修武。江苏方面，共军攻淮安、高邮。由八月半到十月底，仅仅两个多月，居然发生了这么多意外，给我们这些流亡青年造成极大震撼。
为了营造和平，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从中撮合，中共主席毛泽东飞到重庆，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会谈，留下一份《会谈纪要》，中共称为"双十协定"，但协而未定，局势并未改善，各地的军事冲突继续增加。十月底，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国军北上接收，行军至河北磁县境内遭共军伏击，军长高树勋率部投共，他是国军第一个起义投共的军长，副总司令马法武被俘，开国军一连串总司令被俘之先河。
我特别阅读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鲁南区党史大事记》，卷首有三幅地图，第一幅地图显示，一九四 O 年、也就是抗战第三年，中共根据地大约占鲁南面积的百分之十五，日军大约占百分之三十，国军大约占百分之二十，还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地方群雄争逐，来去飘忽。第二幅地图显示，一九四三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之后，共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国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日军控制的面积扩充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三幅地图显示，一九四五年十月、抗战胜利之后，日军收缩集中，只控制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沿线，国军全无踪影，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全成解放区。
我的家乡、山东省临沂县兰陵镇，本由日军占领，属于沦陷区。抗战胜利，日军撤往枣庄集中，共军接管兰陵，成为解放区。国军由江苏徐州北上接收，进占鲁南各地，兰陵又成为收复区。国军只能留下小部队据守，共军又回来把他们赶出去。兰陵一带忽而收复，忽而解放，当时叫做"拉锯"的地区。国军来了，亲共的居民要逃走，共军来了，地主、知识分子要逃走。"军事冲突"产生新的战区，"拉锯"制造新的难民，"复员"可能使我们无书可读，无家可归，政府一再告诫"复员不是复原"，我们的痛苦却是"复员不能复原"。
"复员不能复原"，家中没有信来，家人可能失去通信的自由，我们也不敢写信回家。父亲曾经托一位"传教士"带了个口信给我，教我"不要回家"，此外不多说一个字，也不写一个字，父亲为人十分谨慎，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无法知道详情，只能猜想。日本宣布投降时，山东没有国军，受国民政府摇控的游击队，多半被共军兼并或歼灭，鲁南各地驻留的日军向枣庄集中，故乡兰陵大概立即解放了，我既然不能回去，家人恐怕也不能留下。
我有一位表姐在校本部读书，她的母亲是我的五姨母。五姨母是个优秀的基督徒，能登台证道，姨丈精通中医。表姐告诉我，她们全家逃到外地，分成两半谋生，姨母带着小表妹云游布道，姨丈带着大表哥到徐州乡下挂牌行医。我和表姐的家庭背景相同，他家既然必须流亡，我家当然无法安居。
汉阴多竹，竹竿比碗口粗，乡下人盖屋，可以用竹做梁做柱。竹林里阴凉、干净、隐秘，我常常躲在里面思索未来。那时候，国军云集徐州，准备北进收复山东，兰陵是兵家必"经"之地。我特别为母亲忧虑，她裹着小脚，有严重的胃病，怎么能再出来逃一次难？我父亲五十四岁了，他是一个守旧的乡绅，没有应变的弹性。我的妹妹十二岁，弟弟十岁（也许只有九岁），都还没有成年。一九四二年我黎明辞家的那一幕涌上心头，父亲母亲都要我接替他们负起责任，我是长子，在那年代，这是长子的命运。
我还能在这里继续读书吗？对我来说，坐在课堂里为七年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已是一种罪恶。流亡读书本来很苦，睡在跳蚤窝里，雪花从破窗飘进来，落在脸上，围着破棉被发抖，米饭冰冷，带着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但是时候来到，我忽然觉得这样已是非分享受，我怎么还能幻想去读大学？乡中父老常说，人要大学毕业才算是读书人，文凭即阶级，大学毕业后的职位待遇，都比中学毕业生高出很多，人事环境、社会关系和发展的机会，也都在另一个层次上。可是，等我读完大学，父母可能饥寒交迫而死，妹妹弟弟可能失散沦落，那时我捧着大学的文凭，又如何立于天地之间？从前的人家为父母办丧事，以"讣闻"通知亲友，照例说做儿子的"罪不自殒、祸延显考"，这样的文句受尽新文学家的耻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陈套。那天我忽然有了新的了解，"罪不自殒"就是自己不肯牺牲，"祸延显考"就是反而牺牲了父母。
我需要职业，我要赚钱贴补家用，我得离开陕西到山东周边的地带谋生，就近支持家庭，至少，缩短距离可以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他们大概已经成为难民，在山东周边地区打转。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怎样离开陕西呢？老校长李仙洲没有参加山东的接收工作，反而要在重庆受训，他既然丧失了权位，二十二中怎能迁回山东？那时除了二十二中以外，山东人在安徽还有七所学校，在四川也有一所学校，谁能迁回去，谁不能迁回去，也成了战后分配政治利益的一个项目。
学校不能迁回去，我必须自己回去。那时我离山东三千华里。抗战发生以后，国民政府治下有三千万人迁往内地，仅学校和训练机构就有两百零八个单位，教职员两万五千人，学生三十万人。人人都想东归，八年蓄积的人力一泻而东，新闻报道，百万人等候上路。那时交通非常困难，交通部特派员到芷江等飞机，他要到收复区去接收，商人、美国人都有位子，他没有，他和空运机构争执，交通部反而撤销了他的差事。公务机关包一条船走长江水路，军人强征轮船，把船上的文官和眷属赶上岸去，荒郊野外，任强盗劫掠一空。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罢课，要求迁回南京，结果是教育部下令解散。
我一定得回去，我想，高尔基十一岁就独立生活，杰克·伦敦十一岁赚钱养家，张恨水十七岁负担大家庭的生计，我这年已经十九岁了，我总得汇点钱回家，哪怕是一块钱，有时候对他们也很重要。我也有过慷慨大志，可是我急速缩小。回去，总应该有一条路。那时，我认为人生在一场大雾之中，四顾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脚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长。
那时，"人生观"是个时髦的名词，主流思想强调"革命的人生观"，轻视私情。我常常觉得"家"就是"枷"，耶稣说，天国里不嫁不娶，那时我的解释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天国里的人快乐。我抬起头来从竹丛的空隙看青天，立志独身。后来我的"独身主义"不断加强，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三年。
那时局势混乱，我们短期的流亡可能变成长期的漂泊，细心的女同学开始注意可以互相扶持的对象，我也曾接触一些温柔的目光，我从来不看她们。那时有一种说法，情爱是上帝放下来的诱饵，把我们领进责任的圈套，纳入生生不已的大流，耗尽我们的生命。上帝设局骗人，他使年轻的女子都漂亮，使每一个女子都有一个男子梦寐以求。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女人的容貌越变越丑，个性的缺点也逐步扩大，她的丈夫只有忍耐适应。上帝使每一个婴儿都非常可爱，诱惑天下父母甘愿辛勤劳苦抚育儿女，孩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能力，就循序渐进去伤父母的心。
我在竹林里独自作成重要的决定。以前，我生命中的几件大事，打游击、做流亡学生，父母决定，西迁陕西，老校长李仙洲决定，放弃学业，我第一次对人生作出选择并负责面对后果。
我想，我能走出这一步，算是长大成人了！那时，我常常做一个大致相同的梦，总是我在空中飞行，飞得很远，但是怎么也飞不高，一次又一次几乎撞在屋脊上，我努力维持起码的高度，飞得很辛苦，很辛苦，看看就要坠在地上，我醒了！满身是汗。
同样的梦境常常出现，不管怎样，我还是飞。
现在，我读诗人向明评诗的文章，他称赞"一只鸟在思考方向"。真的没错，我在竹林里看见鸟，鸟站在树上，头部侧向左边又侧向右边，好像想飞、又拿不定主意飞到哪里去。看见我从竹林里走出来，它飞了，不管朝哪里飞，它总不能永远停在这里。
宪兵连长以国家之名行骗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第二分校设在汉阴县的蒲溪镇，这里也是世局的一个小舞台。抗战胜利了，新戏码带来新演员，第一个登场的是个"骗子"。
这个人姓吴，是宪兵第十四团的一个连长，那时宪兵十四团驻在陕西，派人出来招兵。这天，学校的布告栏里出现了这么一张东西：
宪兵学校招考通告
许多同学围着它看。这张通告只有几十个字，与其说是看，不如说大家仰着脸在那里幻想。军人的专业教育，有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名气很大，论层次都在黄埔军校之上，"宪兵学校"这四个字排列在那里，和他们等量齐观，十分诱人。校中有十几位教师，没人告诉我们，不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还是宪兵学校，都不是初中学生能够投考的。
"宪兵学校"招考通告中说，报名地点在本校教务处，考试日期是随到随考，通告由吴连长以招考委员具名，他盖了个私人名章。校中十几位教师，没人告诉我们，这样的通告应该由宪兵学校校长署名，应该加盖宪兵学校的大印。
这算什么人师！很久很久以后，我才能够原谅他们的苦衷。
陕西汉阴地区四面环山，资讯缺乏，我们都是井底之蛙，把这张不负责任的通告，当做遥远的、光亮的一线天空。只听得集合号响，全校学生到大操场听吴连长演讲。分校主任陪着他走上演讲台，那时候叫司令台，讲台后面竖着旗杆，旗杆顶上升着国旗。那天天气很好，吴连长就在青天白日下面，在青天白日的国旗下面告诉我们，宪兵对外代表政府，对内代表国家，是领袖的禁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
他说，宪兵上等兵的待遇比照普通部队的少尉。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他说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他很懂群众心理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当年吴连长发表煽动性的演说，由分校主任陪同登台，这位主任不但先讲话介绍，并始终在场静听。他的态度，使我们误以为他对老吴的话完全认可，用今天流行的词汇，叫做"背书"。以这位主任的经验阅历，当然知道宪兵学校是培养军官的地方，吴连长只是招兵，并不是代表什么宪兵学校招考学生。他当然知道宪兵也只是一个兵，学制兵制，对他们没有任何另眼相看之处。可是他没露半句口风，他是分校主任，有责任保护学生，怎么简直像一个共犯？我也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体谅他。
后来我知道了，人生在世，临到每一个紧要关头，你都是孤军哀兵。
回想起来，吴连长是个优秀的军人，身材高挺，威武中有文雅，扎武装带，佩短剑，足蹬长简马靴，彬彬有礼。他带着一个班长同来，两人都穿黄呢军服，这种衣料有个别名叫"将校呢"，这种服装被人称为"黄马褂"。黄马褂是清代皇帝赏赐给臣子的服装，代表某些特权，平民见了满心敬畏，吴连长说，现在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宪兵一律穿这种军服。战胜国的宪兵，世界四强之一的宪兵，就要衣锦荣归。那时我们哪里知道，即便是他，一个连长，也是为了出来招兵，团部破格特许他穿这套军服。
他说宪兵十四团就要离开陕西空运到北平接收，宪兵队的旁边，就是北大清华。老吴的预言博得更热烈的掌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那一代对大都市有无限的向往，俗话说，"到北京放个屁，也给祖宗争口气！"什刹海、天安门、北京大学、全聚德烤鸭，全在名家的作品里再三向我们闪耀着。那是既不可即又不可望的天宫，如今我们却要去做主人。
吴连长的演讲成功，大家一窝蜂报名，李孔思，我至今思念的难友，袁自立，五十年来缠绕在一条激流里的浮萍，都上了榜。你若问人生怎么开始，乡中父老说过一句话：小孩子是骗大的。李仙洲没骗我们，所以我们还没长大，李仙洲失势了，没法再照顾我们，我们在山坳里等着挨骗。
许多年后，我百劫千难寄身纽约，美国有一家汽水公司大做广告，消费者可以拿他家的汽水瓶的瓶盖换奖品，谁能拿出三万个瓶盖，可以换一架飞机。真有一个人借了许多债，买了三万瓶汽水，交出三万个瓶盖，汽水公司没有飞机给他，他一状告到法院。大家都判断他一定赢，谁料法官的判决是：瓶盖换飞机，"一望而知其为不可能的事"，法官反而怪原告不能欣赏汽水广告的"幽默"。我立刻想起老吴的幽默来，他说了那么多"一望而知其为不可能的事"，可是我们不懂欣赏，信以为真。
四十年后，我有幸和几位旧友通信，大家慨叹自己当年无知。骗局总是针对着人的贪念作出设计，我们妄想占尽天下便宜，活该报应，可是政府行骗，政府纵容默许行骗，总不成体统。可怜我们懂得什么，书本教我们相信政府，相信长官，相信现有的制度。我们还没学会怀疑。多年后，我从英文教科书里看见一句话" Too good to believe "（说得太好不可相信）。林语堂并没有把这句话收进他编的教本，我们没有读过。罗兰夫人说："没有诱惑，生活是没有眼睛的。"我们有诱惑，没眼睛。
据黎东方教授写的《蒋介石序传》，当年蒋氏由广东出师北伐，对官兵提出承诺，北伐胜利全国统一之后，凡是参与北伐的官兵，都可以得到一份田地。黎东方很委婉地说，北伐成功以后，蒋氏左右的幕僚忘记提醒他们的领袖，以致授田并未实行。换言之，授田乃是虚诺。
后来才知道，抗战八年，军事第一，国民政府开出多少空头支票！各地军政当局从未因为欺骗人民受到处罚，即使是严重的陷害。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受害，也正因为太幸运，不知道防范。抗战虽然胜利了，国民政府还得准备内战，罗网依然张开。如何使骗术得逞，考验吴连长的才能，也关乎他的荣辱穷通。他的快乐要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你如果行骗，必定骗最相信你的人，骗一向朝夕共处的人，骗曾经倾心吐胆的人。有一个人欺骗他的朋友，受骗者抗议："我们是朋友，你怎么可以骗我？"他得到的回答是："正因为是朋友，我才骗得到你。"这是定律，政府也得受它支配。所以公务员、军人、青年学子受害最大。政府只好打击拥护它的人，削弱它的基础，饥不择食，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我后来知道，骗子得手以后逃走，消失了，他再也不会和你共同相处，你没有机会追究报复，可是"国家"不同，国家无计可逃，无处可藏，它永远面对被骗的人，还等着被骗的人对它效忠，为它牺牲。种种昨日，"国家"大而化之，难得糊涂，被骗的老百姓可是刻骨难忘！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若是士兵，只要每次战斗每个人少放一枪，敌人就脱逃了，若是公务员，只要每个人每天积压一件公文，民怨就增加了，街谈巷议，只要每个人传播一句流言，民心就涣散了。这也是你应得的惩罚。
也许政治人物命中注定要说谎，拿破仑承认，他在公众之前没说一句老实话。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都正在护理谎言重创后的心灵，而中共新兴乍起，犹能以遥想的理想铸造钢铁骑士！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籍华人小说家哈金的《战争垃圾》( War Trash ）出版，描写"朝鲜战争"后的劫余人物，哈金对我说，他喜欢人家把这本小说的名字译成《战废品》。中国对日抗战制造大量废品，但中共养精蓄锐，国共内战可说是废品对新品的战争。
那年代，这里那里，高尚的理想都短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句"格言"正在中国大陆十二亿人民中间流行。
我算是个"思而后行"的人，也还算有一点理想，那时吴连长住在学校附近的农家，我特别去见他，问他：宪兵十四团以河北为驻地，是否已经定案？他的回答斩钉截铁：精锐部队驻精华之区，十四团团部当然驻在北平，宪兵在全国各地的防区图早已画好，领袖已经核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已经下达，三个月内就要开拔。
我一向痛恨官兵欺压良民，屡次幻想自己变成剑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问他：宪兵是否真能够整肃军纪？老吴（我们私下都管他叫老吴）拿出一本小册子给我看，上面写着：宪兵是国家"法治之兵种"，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司法警察。宪兵是"民众之保，军伍之师"。抑强扶弱，除暴安良。他说，政府马上要实行宪政，推行法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宪兵这个"法治之兵种"负责兴利除弊，伸张正义。他张开双臂说，他代表国家政府号召有理想有胆识的青年。
他用简要有力的言辞批评了军纪，他说，抗战把军纪抗坏了。军纪关乎民心，民心关乎国运，谁来力挽狂澜？宪兵！宪兵由领袖亲自指挥，国运在领袖手中，也在宪兵手中，这番话一片救国救民的情怀，把我感动了！军人欺压百姓太多了！太过分了！我见过，我恨过，我做过多少除暴安良的梦，现在我想，机会来了！
我一直想做作家，那一年，陕南的《安康日报》副刊采用了我几篇文章，加强了我的野心。那时流行的文学理论说，作家第一个条件是丰富的、深刻的生活经验，所谓"生活"，那时指接触、了解、扶助劳苦担重担的，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宪兵举足军民之间，哪里有弱者到哪里去，见人所未见，经人所未经，岂不是进了写作素材的宝山？
那时，我想，高尚的作家和低微的职务常常并存，薪水加上稿费，双倍收人，也就足以和大学毕业生的出路比美了吧？那时听说稿费的标准是千字斗米，鲁迅是大师，每千字稿费五元，可以买二百五十斤米。那时我读到谢冰莹女士一篇文章，她说，有一次她需要用钱，找某某书店想办法，书店查账，她的版税早已都领去了。谈话之间，一群学生来逛书店，有几个学生买了她的书，书店立时把版税结算给她。这一类故事我觉得很迷人。
我决定离开学校，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念过"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以后世事茫茫，我的盘算落了空，天不绝人，只有文学未曾负我。
【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抗日战争爆发，在山东老家跟着父亲打游击；1942年穿过日占区，到达安徽阜阳就读国立二十二中学；抗战末期成为国民党宪兵，历经徐州、南京、上海、葫芦岛、沈阳，洞悉国民党真实面目；1949年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穿着解放军服跋山涉水，逃到台湾，乱中景象尽收眼底；1950年代，进入（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做编审组长、节目制作组长、专门委员，先后主编台北《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副刊，担任《中国时报》主笔和“人间”副刊主编，幼狮公司期刊部总编辑，长期出入于散文、小说和戏剧之间，著作近40种，以散文产量最丰，成就最大。在台湾，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和当代散文“崛起的山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