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店堂内的油缸、酱缸被逐一挪开，缸底的污渍都被仔细查看；厨房里的灶台、水缸，甚至连后院杂物小屋的破烂堆积物也没放过；盐池中的食盐被一铲铲挖出，池底被敲击得叮当作响。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毫无结果，侦查员们累得满头大汗，眼神中透着疲惫与沮丧，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抑

1952年9月，武汉市武昌区粮道大巷被沉闷的暑气笼罩。

巷口那家不起眼的“大鼎昌油酱店”门前，贴着刺眼的红封条，几名刑警进出忙碌，脸上带着一丝焦急。

店铺外，几个闲散的民众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眼神中透着好奇与不安。

有人小声嘀咕：“听说这老板犯了大案，怕不是个反动分子？”

另一人压低嗓音接话：“可不是，店还开得好好的，怎的一夜之间人就没了？”

近几日，刑警们几乎将这小店翻了个底朝天。

店堂内的油缸、酱缸被逐一挪开，缸底的污渍都被仔细查看；厨房里的灶台、水缸，甚至连后院杂物小屋的破烂堆积物也没放过；盐池中的食盐被一铲铲挖出，池底被敲击得叮当作响。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毫无结果，侦查员们累得满头大汗，眼神中透着疲惫与沮丧，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抑。

这家油酱店的老板名叫仲以川，字必诚，湖北孝感人，年44岁。

表面上看，他是个热心肠的生意人，还是反“一贯道”的积极分子，多次配合政府现身说法，揭露会道门的黑幕，因表现突出还受过官方表扬。

然而，这光鲜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祸心。

早在当年5月上旬，武汉市公安局截获了一封密信，署名“段洛”，寄往香港一个神秘的信箱——“跃字第091信箱”。

信是用明矾水写就，内容提及一个名为“善福会”的帮会组织，声称已掌握一定实力，“愿为某方效力”。

而这个信箱，正是台湾电台对大陆广播中公布的联络地址，收信方直指台湾特务机关。

“善福会”究竟是何来头？

警方翻查早前破获的“一贯道”反动会道门案件材料，发现1948年春，“一贯道”总坛主曾从成都来武汉“巡视道坛”，提出在“一贯道”下创建分支“善福会”，并已在四川、湖南等地启动，湖北亦被列入计划。

武汉公安将此情报上报中南公安部，获批密切关注，必要时展开专案侦查。

市局政保处随即恢复密信原样寄往香港，同时监听台湾敌台广播。

一周后，敌台开始呼叫“段洛”，双方建立联系，意图昭然若揭。

武汉市公安局迅速行动，决定针对“善福会”反革命案件成立专案组。

鉴于信件邮戳显示“段洛”在武昌区，时任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朱涤新亲自拍板，案件的严重性甚至惊动了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

专案组共6名侦查员，组长为汪清德，三人来自武昌区公安局政保科，其余三人来自市局政保处。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查找，专案组终于确认“段洛”真名为仲以川，正是“大鼎昌油酱店”的老板。

仲以川的人生经历颇为曲折。

他幼年随父母迁居武汉，少年时在武当山做过五年道士，练就一身拳脚功夫。

下山后，他当过小贩，做过警察，还考入南京国民党宪兵学校，结业后担任两年宪兵，因违纪被开除。

回到武汉后，他在武昌开设了这家油酱店，娶妻成家，生下两个儿子。

1942年，他加入“一贯道”，凭借武当山学来的技艺和江湖手段，蒙蔽徒众，为组织扩张立下不少功劳。

然而，1947年，他却公开宣布退出，登报声明与之势不两立，揭露其欺骗伎俩。

新中国成立后，他表现得异常配合，带头认购爱国公债，捐款慰问志愿军，赢得了不少好评。

但这一切不过是表象。背地里，他暗中筹划组建反动会道门“善福会”，以“段洛”的化名与台湾特务机关勾连。

专案组通过监听敌台发现，台湾方面对“段洛”极为重视，频频在广播中热情回应，甚至宣布为其存入报酬于香港银行，欢迎随时领取。

半个月前，敌台再次呼叫“段洛”，要求“善福会”配合“韩战”，在大陆制造“若干动作，造成政治影响”，并承诺提供活动经费。

仲以川迅速回应，表示“积极响应号召”。

专案组得到情报后，立即向上级请示抓捕仲以川，因为一旦“善福会”开始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南公安部很快批准。

汪清德生性谨慎，9月19日抓捕当晚，他事先安排侦查员纪小果和任忠化装监视，确认目标全家已歇息，无外人进出。

“大鼎昌油酱店”仅是一个半门面的夫妻小店，前店后家，无雇员无学徒，汪清德仔细分析后，确定六人专案组足以胜任任务。

他下令行动：一名侦查员潜伏于店铺后方小河对岸的石桥，防止目标从水路逃遁或销毁罪证，其余人员从正面进入。

一切准备就绪，侦查员张锦城上前敲门，里面却毫无动静。连敲数次，仍无回应。

汪清德注意到邻家已有灯光亮起，担心动静过大，遂命一人绕至后院，砸碎玻璃跳窗而入，迅速打开前门让众人进入。

然而，店堂与住家皆寂静无声，厨房、后院杂物小屋亦无人影。

两名侦查员纪小果和任忠急得满头是汗，搬梯上屋顶查看，却也一无所获。事实摆在眼前：仲以川全家四口，在严密监视下凭空消失。

汪清德心头涌起不祥预感，命人分头搜查前后房间，依旧空空如也。

进一步检查发现，所有现钞、贵重物品不翼而飞，橱柜箱笼中仅剩旧衣老账，连那台收听敌台的十七灯收音机也不见踪影。

抓捕行动彻底失败。

汪清德，这位老八路出身、久经政治保卫工作的硬汉，头一次遭遇如此窘境。

他强压震惊和不甘，命众人返回武昌区公安局驻地，随即向市局值班领导汇报。

值班者正是局长朱涤新，这位1927年投身革命的老干部听闻后勃然大怒，在电话中详细询问后下令：专案组六人即刻起不得离开区局，需待命接受命令，禁止任何单独活动。

汪清德向组员传达指令，大家默然无语，心知此等失误必将引来组织审查。

清晨四时，朱涤新亲自赶到区局。

他在接报后第一时间下令全市五个城区局布控，出动警力巡查旅馆、浴室、车站、码头等场所。

朱涤新召集专案组面谈，查阅各人书面材料，确认除纪、任二人外，其余四人行动期间始终在一起，无可疑之处，遂命汪清德彻查纪、任二人情况后上报。

抓捕失利后的几个小时，武昌区公安局专案组驻地内气氛凝重。

汪清德迅速展开对纪小果和任忠的审查。两人均为山东贫农出身，参加革命已有七八年，一个曾是武工队成员，一个在县大队效力，抗战胜利前夕随部队编入八路军。之后，他们辗转东北、天津，参与城市接管和公安工作，武汉解放后调至此地，分配在原“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武昌局”第一分局从事政保工作，近期调整至武昌区局政保科。

审查结束，未发现他们有泄密的可能。

汪清德与他们分别谈话，了解行动当晚的监视细节：纪小果化装成乞丐，守在“大鼎昌”后方小河石桥上，监视水路；任忠扮作卖菱角的乡下人，蹲守店铺一侧桥下，负责正面观察。

两人位置分布合理，且能通过暗号及时联络，细节也没有可疑之处。

汪清德完成书面报告，上报领导后获批，两人继续参与侦查。

再看全市布控的结果，至上午七时，均无发现。

八时，市局决定：原专案组继续侦查，迅速查明抓捕失利真相，抓获仲以川。

专案组稍松一口气，随即商讨下一步行动，准备再次前往“大鼎昌油酱店”进行细致勘查。

专案组驻地内，气氛却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

组长汪清德坐在办公桌前，眉头紧锁，手中握着一支钢笔，目光却停留在桌面上的一张地图上，久久没有动静。

他心里明白，这案子不破，不仅仅是任务失败，更是关乎新中国公安的颜面。

专案组成员围坐一圈，讨论着下一步行动的方向。

有人提出，仲以川全家或许在察觉到危机后连夜逃走，但纪小果和任忠立刻摇头否定了这种猜测。

纪小果语气坚定：“水路我守得死死的，河面虽窄，但任何动静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任忠也补充道：“正面桥下我盯着，街巷口人来人往，一家四口要走，动静不会小，绝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溜掉。”

汪清德点了点头，目光扫过众人，沉声说道：“既然水陆两路都被封死，那他们要么是通过店铺内部的隐秘通道，要么是翻越邻居围墙脱逃。我们必须再回‘大鼎昌’查个仔细。”

于是，专案组再次赶往“大鼎昌油酱店”。

撕开封条，推开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店堂内空荡荡的，油缸和酱缸还保持着上次搜查后被挪开的样子。

众人分头行动，敲击地面，查看墙角，试图找出任何可能的暗道。这一次，两侧邻居的围墙也成了重点关注对象。后院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绿叶层层叠叠，遮住了墙体，侦查员用手拨开藤蔓，仔细检查墙面，发现并无攀爬痕迹，墙体也完好无损，翻墙的可能性被排除。

店铺内部一无所获，专案组转而检查两侧邻居的房屋。

左侧是一家糕团铺子，老板姓金，体态臃肿，脸上挂着和气的笑容，店铺格局与“大鼎昌”相似，前店后家，粗略查看并无异常。

右侧则是一间空置已久的烟纸店，原老板陈得富因历史问题在镇反运动开始后畏罪自杀，家眷回乡，房子空置数月，被当地人称为“凶宅”，无人问津。直到两周前，有人租下这间房子，打算开饭馆兼包饭作坊，眼下正在装修。

侦查员敲响了烟纸店的门，片刻后，一名三十多岁的麻脸男子开了门，得知是公安局来人，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但还是将众人引入屋内。

店堂内原有的柜台和橱柜已被拆除，堆积在角落，看起来装修已进行了一段时间。

后院中，两个乡下汉子正在化石灰，池中白气升腾，呛鼻的气息扑面而来。侦查员四下查看，店内与左侧糕团铺并无不同之处，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

专案组返回驻地时已过午饭时间，食堂特意留了饭，还按领导指示加了荤菜。然而，大家毫无收获，心思不在吃喝上，个个神色阴郁。

汪清德见状，开口勉励了几句，带头拿起筷子，气氛才稍稍缓和。

饭吃到一半，侦查员张锦城仍旧食不下咽，汪清德问了问，张锦城眨了眨眼，答道：“哦！不是我想不通，而是有点儿走神了。”

他顿了顿，接着对同志们说：“烟纸店白天闭门装修，是否隐藏与案件相关的秘密？”

汪清德听后点头认可，众人匆匆用餐完毕，再次赶往“大鼎昌”。

路上，汪清德与张锦城商议，此行暂不惊动隔壁，先在“大鼎昌”查看，留两人在外暗中留意。

店铺面积有限，前两次勘查几乎掘地三尺，众人仅作例行巡查，准备转向隔壁。

侦查员姜志曦走在最后，离开后院时无意瞥向左侧围墙一角的爬山虎，目光突然定住。

之前勘查时，藤蔓尚郁郁葱葱，现在这一片却显得有些萎靡。

他喊住大家，走近拨开叶片，发现墙面已非平整石灰墙，而是一个用砖头粗糙堵住的窟窿！

专案组迅即反应，决定控制隔壁装修匠人。

他们敲门却无人应答，果断破门而入，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从墙洞推断，昨晚抓捕前，“装修匠人”已挖通墙体，潜入“大鼎昌”，杀害或绑架仲以川全家四口，再通过墙洞转移至隔壁。

汪清德提议兵分两路，分别在两处再细查。很快，侦查员在“大鼎昌”后院平房与围墙交界处，泥墙下发现几滴几不可辨的血迹。

邻居也告诉专案组，抓捕行动前后，他们都没有听见异常动静。

专案组断定：仲以川全家已遇害，且尸体还在这两家店铺之内，并没有运走。

屋内外搜查无果，专案组推测凶手可能在他们离开后，将尸体绑上重物沉入后河。于是，他们联系派出所，借来工具并召集治安积极分子，用门板代舟打捞，折腾一小时仍一无所获。

此时，有人提及上午见“匠人”化石灰，疑尸体藏于石灰池，用竹竿探查亦无异物。

汪清德询问张锦城意见，张锦城盯着石灰池，沉吟道：“把石灰起出来，挖开下面的砖头检查！”

工具现成，侦查员轮番上阵，将石灰浆尽数挖出，露出池底砖头。

天色已暗，接出电灯继续作业，撬开砖头后，泥土中现出四具被肢解的尸体，从头颅辨认，正是仲以川全家四口。

法医检验表明，仲以川被钝器击中后脑昏迷后勒死，妻子及两子被活活扼杀，凶手至少四人，且可能有武术好手。

武汉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向中南公安部报告，杨奇清部长指示将灭门血案与“善福会”案并侦，三级公安部门协力，务必速破。

次日，朱涤新局长下令增派三名侦查员，汪清德仍任组长，刘渠生为副组长，成立“9·19”二案侦查专案组，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9月21日上午，专案组在武昌区局驻地召开案情分析会，针对“大鼎昌”灭门碎尸案的作案情节进行复盘。

众人一致确认之前的推断：凶手在仲以川全家纳凉时挖掘墙洞，潜入店铺，趁其返回时突袭行凶，随后将四具尸体通过墙洞运至隔壁烟纸店，碎尸后埋于石灰池下。

天明后，凶手一边碎尸一边冲刷天井地面，用竹筐装运尸块至后院掩埋，关闭大门以避人耳目。令人懊恼的是，专案组初次检查烟纸店时，凶手竟当面化石灰掩盖罪证，而无人起疑。

凶手作案动机是什么？

是求财，还是因为仲以川的特殊身份？

刘渠生分析道，烟纸店两侧商铺中，“大鼎昌”资产远不及右侧“君利钟表眼镜店”，后者经营成本高、财富厚，且夜间仅一人守店，作案风险与收益对比下，若为求财，凶手必选钟表店。

然而，凶手偏舍多取少，针对“大鼎昌”下手，显然不是为劫财，极可能与“善福会”相关。

至于凶手是否因为得知公安的抓捕行动而杀人灭口，专案组认为不成立：抓捕决定于9月13日上报，18日获批，仅组长汪清德知晓，19日下午三点才通知全组，而凶手早在14日已租下烟纸店并张贴装修告示，时间上不符。

调查随即展开，重点锁定烟纸店租户。

侦查员张锦城、纪小果前往武昌区政府房管科查阅出租合约备案，获知租户登记名为薛明贵，地址为三道街湘竹巷口“品味馆”饭馆。

另一路侦查员景义、柳毅、周四海前往福成区三里湾庄，找到烟纸店原房主陈王氏。

她胆小如鼠，见公安局证件惊慌失措，定神后述说：丈夫陈得富自杀后，她回乡谋生，房子因“凶宅”之名久未租出，十天前一麻脸男子找上门，欲租房开小酒馆。

她坦言“凶宅”情况，对方豁达道：“什么凶宅不凶宅的，这都是旧社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这一套不行了！要说死人，我们脚下踩着的这块地上哪里没有死过人？中国历史悠久，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嫂子，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不会计较的。我们还是说实在话吧——房租每月多少钞票？”

陈王氏不知市价，愿低于行情，对方却说：“嫂子你真是一个老实人，我在生意场上的规矩就是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样吧，我按照市价支付房租。你那套房子一共是前后两进四间，另有厨房、小屋，这样吧，我每月付房租十二万元（旧版人民币，下同），先租一年，租金三个月付一次，行吗？”

价格竟然远超市场价，陈王氏欣然同意。

当日进城看房，双方满意后请代书先生秦老先生起草合约，另有文具小贩华某见证，租户签名为薛明贵。侦查员核实合约内容，找秦老先生及华某确认，均称不认识此人。

与此同时，张锦城、纪小果在三道街“品味馆”找到薛明贵本人。

饭馆地段极佳，邻近古刹及中药材市场，生意兴隆，贴出告示称租约到期将迁址，优惠顾客。两人亮明身份，薛明贵满脸堆笑，双手作揖道：“二位先生找在下有何见教？”

查验工商营业执照确认身份后，询问是否租下粮道大巷房子，薛明贵吃惊否认：“我半个多月前贴出优惠顾客的告示后正要着手选择饭馆新址时，房东又来告知说愿意续约。这边的地段很好，我自是乐意续约。至于那纸告示，既然贴出了，就不便揭下将许诺的优惠措施取消，否则让老顾客认为这是耍弄欺骗手法招揽生意，一生气以后就不登门了。我准备到一个月优惠期快满时，与房东联名出具一纸启事说明情况。”

薛明贵从未寻觅新址，秦老先生及华某见了薛明贵后连连摇头，说他并不是当天来购房的麻脸男子。

薛明贵的线索就此中断。

专案组转而调查仲以川生前社会关系，制定名单，分头访问亲属、邻居、行业公会同行。

从9月22日起，五天内走访177人，未发现特别密切或有重大利害关系者。

仲以川为孝感人，在武汉无亲戚，家乡兄弟姐妹少有往来；其妻邵佩珍为汉阳人，娘家亲戚有接触，但仲以川不参与，对其情况不了解。

关于“善福会”，无人听闻，仅少数人提及“一贯道”，也仅限于政府打击时仲以川的现身说法。

与此同时，专案组想到凶手劫取了仲家所有的财物，一定会去销赃。

于是，市局布控了旧货行。

10月3日，汉阳区车站横街“寄昌旧货行”老板宋寄昌参加座谈会后回店，发现店员小仇收买七件衣服，价五十万元，其中一件军用皮夹克。

宋老板心思细致，一眼就看出这件衣服可能和仲以川宪兵背景相关，于是他报至派出所，层层上报至专案组。

刘渠生率侦查员张锦城、景义、纪小果前往，经过仲家亲属的确认，皮夹克及毛衣为仲家之物。

但旧货行无售客的登记信息，账房先生认真回忆，想到这名客人在顺利售出赃物之后，还高兴地说：“我回家去翻翻，可能还有些东西，还拿到贵行来卖。”

看来这名凶手还会回来！

专案组决定蹲守，化装潜伏，三人一岗，内外轮班。10月8日，蹲守第四天无果，专案组讨论后决定继续，获市局同意。

10月11日午前，麻脸男子再现，售一块“英纳格”老怀表，宋寄昌亲自接待，成交四十二万元。侦查员按计划，对麻脸男子暂不抓捕，跟踪继续查清楚其下榻处及同伙。

嫌疑人先至面馆用餐，随后走向码头，江面薄雾，轮渡缓行，乘客很多。三位侦查员呈“品”字形包围，上船后雾散，靠岸时却因人群拥挤，竟然将人给跟丢了。

刘渠生急中生智，想到嫌疑人曾与一名光头胖子交谈，于是询问了这名光头胖子，幸而得到了新的线索，嫌疑人姓洪，住仪襄乡。

专案组赶往乡政府，公安特派员小朱不熟户籍，一旁的民兵队长赵世骥闻讯失声道：“啊！莫非是他？”

通过赵世骥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确认目标为河塘村洪彬，泥瓦匠出身的小包工头。专案组连夜前往，控制洪家宅院，然而洪彬不在，其妻称其常年不在家。

侦查员在洪家米缸底部发现木盒，内有金银饰物，与仲家失物吻合，洪彬确为凶手之一。

专案组连夜在武汉全市布下严密防线，仪襄乡更是加强警戒，准备抓捕洪彬归案。

专案组全体出动，市局及各区局临时抽调四十名警察协助，各村民兵亦全员参与，决心将洪彬及其同伙一网打尽。

然而，次日晚八时，距河塘村五里地的孝女庄外孝女桥下，一具尸体浮出水面，经辨认，正是洪彬。法医鉴定其死因为酒后失足溺亡，体内酒精含量极高。

专案组对此颇感意外，汪清德与刘渠生约见法医，探讨另一种可能：洪彬或被灌醉后推入河中，存在他杀嫌疑。

专案组经过激烈讨论，决定暂不深究死因，重点追查洪彬生前社会关系，寻找另外两名凶手。

洪彬作为泥瓦匠出身的小包工头，社会交往极广，亲戚、结拜兄弟、干亲及行业朋友众多，初步查摸名单多达三百余人。

汪清德与刘渠生商议，先从名单入手，若工作量过大再请调警力。

侦查员任忠在抄录名单时，发现洪彬结拜兄弟中有一熟悉名字——赵世骥，与仪襄乡民兵队长同名。

任忠记忆力惊人，记得乡政府墙上分工名单，当即向汪清德汇报。

既然是结拜兄弟，赵世骥故意给专案组提供了线索，就显得非常可疑。

刘渠生果断道：“行了！跟这位赵队长聊聊吧！”

赵世骥正在乡政府另一间屋内待命，协助破案多日，面容憔悴，眼布血丝。闻召入内，见汪清德、刘渠生神色严峻，愣了一下。

汪清德使眼色，两名侦查员上前将其夹住，卸下配枪。

赵世骥急道：“干吗？干吗？”

刘渠生喝道：“别嚷！坐下回答问题！”

然而，无论如何询问，赵世骥矢口否认与洪彬有结拜关系。

专案组将其就地看管，一面调查其背景，一面追查另外两名疑似泥工的凶手。

刘渠生调阅赵世骥履历：1914年生于仪襄乡五牛庄，雇农成分，1934年被国民党抓壮丁，两年后逃回武汉打工，抗战胜利后回乡务农兼做泥工，解放后履历无历史问题。

正查阅时，传来消息：抓获一姓邹的泥瓦匠。

原来，邹宝根在侦查员询问其父时突然回家，见公家人现身，因为心虚拔腿就逃，被当场扭获。

侦查员马上认出其为烟纸店化石灰者之一，邹宝根到案后迅速交代，随后专案组逮捕另一同伙孟庆生，两人供词一致。

面对铁证，赵世骥不得不坦白一切。

1952年10月13日，这起“双料专案”彻底查清。赵世骥早年在武汉打工时加入“一贯道”，引路人正是仲以川，两人关系密切，赵还向仲学习武术，视其为半个师傅。

抗战胜利后，赵世骥回乡务农兼做泥工，仍热衷“一贯道”，非因信仰，而是欲借此谋求上升空间，与仲以川志同道合。

1948年春夏，仲以川闻湖南“一贯道”分裂，有人自立“善福会”，大感兴趣，与赵世骥商议在武汉组建，欲与“一贯道”分庭抗礼。

赵世骥起初响应，但因缺钱缺人，半年后心灰意冷，渐与仲疏远。

解放后，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仲以川因早年公开反叛成“香饽饽”，四处做报告，赵世骥嗤之以鼻，知其真面目。

8月中旬，仲以川突至仪襄乡找赵，赵意外，问其来意。

仲以川长话短说：“咱俩许久不见面，老弟你可能已经忘记哥哥了，可我还是常常惦念着你的。我也留意着老弟的情况，知道你如今在共产党手下混得还不错，当了乡民兵队长，还加入了共产党，属于预备党员了，呵呵，恭喜！恭喜！”

随即话锋一转：“不过，我看共产党的天下是坐不长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已经一年多了，因此，我看老弟你还是适可而止，为自己留条后路吧。我不跟你多说，只是告诉你，我已经跟台湾取得了联系，把我们当初组建的‘善福会’报告他们了，他们对此极感兴趣，颇多鼓励，不时在短波广播里呼叫呢。下一步，我准备跟他们取得实质性的联系。我已经搞了一份‘善福会’的名单，会长自然是我，你老弟呢，是唯一的副会长，成员呢，我已经把你手下的那些民兵都报上去了。你问名单是哪里来的？呵呵，乡政府墙上不是一个村一个村都贴出来过嘛，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来了……”

仲以川未说完，赵世骥气炸了，怒吼打断：“滚！他妈的，你乱说些啥呀！”

仲以川哈哈一笑：“老弟啊，这件事你自己掂量吧，我不强迫你，你也别强迫我。反正我要做的事，肯定要进行下去的，只怕到时候你还要再三道谢呢！如此，告辞了，后会有期！”

仲以川扬长而去。赵世骥被此言惊得心神不宁，他隐瞒历史问题，伪装积极，混入体制，若被仲以川拆台，前途尽毁，几日思量后决定灭口。

赵世骥佯装妥协，进城拜访仲以川，称愿合作，一切听安排，仲信以为真。赵发现隔壁烟纸店出租启事，精心策划灭门方案，找结拜兄弟洪彬，指使其行凶，拿出五十五万元作案经费，并称仲家财物归其所有。

洪彬讲义气，答应后拉拢铁哥们邹宝根、孟庆生，许诺均分财物。洪彬假借“品味馆”老板薛明贵名义租下烟纸店，三人假装装修，9月19日晚动手，作案过程如专案组推断。

碎尸埋石灰池为赵世骥设计，因后河为断头浜，抛尸易暴露，赵欲造成“仲家出走”假象，碎尸后无法外运，只得暂埋。

作案后，三人卷走细软及“善福会”名单，交赵世骥，赵见名单含自己及乡九百多民兵姓名，立即烧毁。赵世骥叮嘱洪彬藏匿赃物，待风头过后再销，洪彬却半月后擅自行动。

侦查员至乡政府查麻脸男子时，赵世骥惊觉事发，脱口称认识洪彬，当晚搜捕未果，赵世骥借布置抓捕之机，指使邹、孟找到洪彬，灌醉后推入河中溺毙，称若洪彬被捕，两人难逃法网。

两人已杀人，思量再三，决定动手，诓洪彬至孝女庄外土地庙喝酒，灌醉后推入河中。

1953年1月23日，赵世骥、邹宝根、孟庆生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告破。专案组成员整理完案卷，准备向上级提交最终报告。

来源：史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