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某地夜宵摊扰民事件引发关注，业主因不堪噪音侵扰，选择播放哀乐进行“反击”。这一行为看似是弱势群体的无奈抗争，实则暴露了城市治理中公民权利冲突、法律执行困境与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缺失的深层问题。从法治视角与社会治理角度审视，这一事件折射出以下多维度矛盾：

近日，某地夜宵摊扰民事件引发关注，业主因不堪噪音侵扰，选择播放哀乐进行“反击”。这一行为看似是弱势群体的无奈抗争，实则暴露了城市治理中公民权利冲突、法律执行困境与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缺失的深层问题。从法治视角与社会治理角度审视，这一事件折射出以下多维度矛盾：

一、事件本质：权利冲突下的非理性对抗

夜宵摊扰民与业主播放哀乐的冲突，本质上是公民休息权与商业经营权的碰撞。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二条，商业场所若在噪声敏感区域使用音响设备且音量超标，属于违法行为 。然而，现实中许多夜宵摊主为吸引客流，常通过高音喇叭、喧哗等方式招揽顾客，导致周边居民被迫承受噪音污染。业主在多次协商无果后，选择以“哀乐对抗”作为反击手段，虽能暂时震慑扰民者，却可能因音量超标或播放时段不当（如深夜）构成二次扰民，甚至面临法律追责 。

此类对抗行为的非理性在于：以违法对抗违法，以情绪宣泄替代规则协商。例如，重庆某酒吧扰民事件中，业主因长期投诉无果，播放哀乐并加入“哀乐不祥，敬请回避”的讽刺性语音，虽引发舆论共鸣，但客观上加剧了社区矛盾 。律师指出，此类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关于“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规定 。

二、法治困境：执法效能不足与维权成本高企

从执法层面看，夜宵摊扰民问题长期难以根治，暴露了监管滞后与执法力度不足的短板。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了对噪声污染的处罚措施（如警告、罚款甚至停业整顿），但实践中存在两大难点：

取证困难：噪音具有瞬时性，居民自行录制的音频常因设备不专业、缺乏分贝检测数据而难以作为有效证据 。

执行软化：部分基层执法部门对扰民投诉响应迟缓，或仅以口头警告代替实质处罚，导致摊主产生侥幸心理 。

对居民而言，维权成本高昂亦加剧了矛盾。例如，湖南衡阳某小区居民因钢琴班扰民与邻居发生冲突，最终需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耗时数月 。这种“投诉—无效—对抗”的恶性循环，使普通民众对法治途径产生信任危机。

三、社会矛盾根源：公共空间治理与利益平衡的缺失

夜宵摊扰民问题本质上是城市公共空间分配失衡的缩影。一方面，夜市经济作为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就业与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老旧小区缺乏隔音设施、商业区与居住区混杂等规划缺陷，放大了噪音对居民的影响 。例如，岳阳某小区因商铺户外音响扰民，居民多次投诉后仍需通过检察公益诉讼推动整改 ，凸显了行政监管与社会调节的脱节。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规则意识与共情能力的匮乏。摊主可能认为“经营自由”高于“他人安宁”，而居民则视休息权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益。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与利益协调机制，导致矛盾易从经济纠纷演变为情绪对抗。

四、破局之道：构建多元共治的噪音治理体系

破解夜宵摊扰民困局，需从法律完善、执法强化、技术赋能与社会共治四方面发力：

细化法律标准：明确商业噪音的分贝限值、时段限制及处罚细则，例如参考广东等地对“社会生活噪声”的分级管理 。

提升执法效能：推广便携式噪音检测设备，建立“接诉即查”快速响应机制；对屡教不改者纳入信用惩戒体系 。

技术降噪与空间改造：鼓励摊主使用定向音响、隔音屏障；推动老旧小区加装隔音窗，规划“夜市专区”实现商住分离 。

培育协商文化：通过社区议事会、线上投诉平台等渠道促进居民与摊主对话，探索“分时段经营”“噪音押金”等柔性方案 。

结语：在秩序与温情中寻找平衡点

夜宵摊扰民事件中的“哀乐对抗”，既是公民维权意识觉醒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精细化不足的警示。法治社会不应容忍以暴制暴的丛林法则，而需通过制度设计将矛盾导入理性轨道。唯有当法律威慑、技术治理与人文关怀形成合力，才能让夜市经济的活力与居民的安宁权真正共存。毕竟，城市的温度不仅在于灯火通明的夜市，更在于每个群体都能被温柔以待的文明底线。

来源：蓝色的海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