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晓云：大洪山虽为自然山体，但其周边区域在地理格局中具有特殊意义 ——这里是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的中间纽带，也是淮河流域的源头之一。从文化维度审视，环大洪山区域早已超越单纯的地理范畴，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文化枢纽。
乙巳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高端访谈
炎帝文化、曾随文化与长江文明（二）
大洪山区域是长江中游文明的重要区域
本期嘉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
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 刘礼堂
湖北大学中国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 郑晓云
1
大洪山区域在文化交流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郑晓云：大洪山虽为自然山体，但其周边区域在地理格局中具有特殊意义 ——这里是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的中间纽带，也是淮河流域的源头之一。从文化维度审视，环大洪山区域早已超越单纯的地理范畴，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文化枢纽。
炎帝文化孕育于此，与其地处长江、黄河之间的独特区位密切相关。作为长江流域孕育的文化符号，炎帝的影响力并未局限于南方，而是跨越江河，对黄河流域文明产生深远影响，成为连接两大流域的共同文化始祖。这一文化现象印证了环大洪山区域在沟通长江、黄河文明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 “两渎环扣、一河流源” 之地，更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 格局中，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
方勤：从中华文明的宏观视角来看，大洪山所处地理位置是极为重要的南北文化沟通通道。人们常提及的随枣走廊，便是贯穿东西的文化纽带，而大洪山则是连接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关键节点。
在青铜时代，“金道锡行” 作为铜、锡运输的重要路线，同样承载着南北文化交流的功能，其路径恰好穿越了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这条通道不仅促进了青铜铸造技术的传播，更为人才往来与文化交融搭建了桥梁。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大洪山长期扮演着南北文化交流重要通道的角色，对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深远意义。
学界普遍认为，炎帝所处时代约为距今五千年前后，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从全国范围来看，彼时诸多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其中以梁子遗址、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等为代表，彰显出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在环大洪山区域，随州金鸡岭遗址，以及位于其南部的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均属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文化遗存，与炎帝传说所处时代高度契合。这些遗址展现出极高的文明发展水准：聚落规模宏大且功能分区明确，石器工具制作精良，纺织技术成熟，陶器工艺精湛，尤以玉器为代表的手工业制品，更体现出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与审美追求。
2
炎帝神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
刘礼堂：炎帝作为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其出生地存在丰富的文献记载与文化传承。据《史记》《三皇本纪》等古籍所述，炎帝诞生于湖北厉山镇。湖北随州自举办 “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前身为厉山文化节）以来，其炎帝故里的地位得到官方认定。与此同时，湖南炎陵县（原酃县）也与湖北共同承担着祭祀炎帝的文化传统。这种多地共祭的文化现象，恰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 特质的生动体现——炎帝生于湖北，葬于湖南，两地共同承载着华夏先民对这位文化先祖的尊崇。
炎帝常以牛首人身的形象传世，这一造型可追溯至距今约六千年的红山文化，最初或与古代祭神仪式相关。此后，《史记》《后汉书》《太平御览》等典籍均对炎帝有所记载，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中华文明始祖符号与部落代称的地位。传说炎帝世系延续八代，其活动范围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由此形成的炎帝文化，成为南方长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农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且深远的贡献，被尊为中医药领域的先驱，后世亦尊称其为 “药王”。传说，神农目睹民众受疾病困扰却无力医治，遂前往湖北神农架采药。他以藤蔓搭建天梯，攀爬峭壁采集药材，“神农架” 之名便由此而来。
在采药过程中，神农不仅发现诸多药材，还意外发现了 “荼”（早期的 “茶”）。当时，茶亦被视为中药，因此神农也被奉为中国茶的始祖。然而，在一次尝百草的过程中，神农误食断肠草，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了救死扶伤的使命。
神农的医药探索，为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明代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的当归、人参、枸杞等众多中药材，其药用价值的发掘皆可追溯至神农时期。神农在中医药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人类健康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知识财富。
郑晓云：作为农业民族，农耕文明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存续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长江流域出土的大量早期农耕遗迹经考古证实，其年代甚至早于炎帝相关传说。这表明在传说时代之前，先民已开启农耕实践。神农氏被视作推动农耕发展的关键人物，其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与传播，从根本上改善了先民的生计模式，为中华民族的延续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神农作为农耕文明的符号与象征，是构成中华文明根基的核心要素，深刻影响着民族文明的形成与演进。
方勤：炎帝发明的琴，在推动中华民族迈向文明时代、涵养精神文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考古发掘视角来看，这一文化传承有着令人瞩目的实证。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古琴，均出自环大洪山区域，如郭家庙遗址、曾侯乙墓出土的古琴实物，这些珍贵的考古发现，有力印证了古琴文化自远古传承至今的历史脉络 。
3
随州曾侯乙编钟：
先秦“礼乐文明”的最高成就
郑晓云：随州出土的编钟及其他乐器，绝非孤立的艺术现象。任何艺术形式的高度发展，都依托于庞大的文化根基。编钟艺术能达到巅峰，背后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既源于人们对审美与音乐的不懈追求，也依赖作曲家的创作、精湛的乐器制造工艺，以及专业的演奏人才。正因如此，随州曾侯乙编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实至名归。我们不应仅关注编钟本身，更要洞察其背后蕴含的广泛文化现象与深厚文化根基。
从编钟这一艺术瑰宝中，可窥见随州乃至更大区域的古人，在当时已拥有极高的艺术追求与审美品位。音乐作为礼教与教化的重要载体，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随州出土的高级编钟与其他乐器，正是当地古代社会文明发展达到较高层次的有力证明。
刘礼堂：随州出土的编钟历经2400余年的尘封，重见天日后，其仍具备演奏功能，成为连接古今文明的重要纽带，有力推动了古代与当代文明的对话与互鉴。在编钟艺术领域，其工艺水准与艺术价值足以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乃至古罗马的艺术成就相媲美，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编钟上镌刻的文字与音律体系形成 “音”“献” 互证，开创了音乐文献互证的先河，在中外音乐文献史上独树一帜。从人文、历史、艺术到科技等多个维度，随州编钟均展现出世界一流的水准。
方勤：今天探讨的话题颇具深意：从中华文明溯源至炎帝，再聚焦到炎帝出生地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其中蕴含着文明传承的密码。曾侯乙编钟并非单一乐器，而是包含编磬、琴、瑟等的完整音乐体系，这一发现印证了自炎帝发明琴以来，音乐在中国文明发展历程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彰显出中华文明传承的连续性与系统性。
随州曾侯乙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是音乐领域的重大里程碑事件。编钟铭文记载的十二平均律、黄钟大吕等音乐学知识，展现出古人对音律科学的深刻认知。在与古希腊、古罗马同属人类文明高峰的轴心时代，曾侯乙编钟以其精湛的工艺与深邃的乐理，成为这一时期东方文明的重要见证。从艺术造诣与科技成就双重视角审视，自炎帝时代绵延五千余年，至编钟诞生的两千四百多年间，中华文明实现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厚积淀与持续传承。
4
炎帝文化是长江文化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郑晓云：炎帝文化是长江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中华文明起源早期，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共同构筑起文化根基，长江文明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炎帝文化在其中占据关键地位。炎帝生于南方，其活动轨迹与最终归宿均在长江流域，但其文化影响力却突破地域界限，对黄河文明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始祖，有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进程。
在当代社会，炎帝神农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新阐释，不仅能够明晰其在中华文明中的价值，更能强化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标识的作用。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一道，构建起民族身份认同的精神纽带，正是基于对炎黄文化的共同认同，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归属感，确立了统一的民族意识。
刘礼堂：在当代语境下探讨炎帝神农文化，对研究长江文明具有重要价值。炎帝神农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发明农具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广稻谷种植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探索医药保障民众健康，这些贡献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走向。
炎帝神农文化中蕴含的创新精神、民生关怀与实践智慧，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深入研究炎帝文化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对于传承、保护、活化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繁荣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方勤：探讨炎帝文化极具学术与现实价值。尽管学界对炎帝文化存在不同见解，但普遍认可炎帝作为长江文化代表人物的地位。炎帝生于湖北随州，逝于湖南，与代表黄河文明的黄帝共同推动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融合发展，构建起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正因如此，中华民族以 “炎黄子孙” 自称，这一称谓深刻体现了两大文明交流互鉴、汇聚共生的特质。
炎帝作为长江文明的重要象征，在长江文化与文明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时，明确提出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与传播展示的要求。贯彻落实这一指示，需深化炎黄文化融合研究。中华文明本质上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融的产物，炎黄文化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代表。
新时代背景下，既要深入挖掘炎黄文化的内涵，又要创新传播展示方式。依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长江文化公园等载体，将其打造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炎黄文化的重要阵地。通过系统的文明研究与生动的传播实践，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中华文明，领略其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来源：随州发布
来源：一点资讯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