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桂英丨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文化间性伦理及启示

摘要：“‘间性’的凸现”[1]是一个重要理论现象。当今世界文化互渗愈演愈烈更是将文化间性问题直接推至学术研究前沿。文化间性强调不同文化领域的主体之间相互沟通、融合的动态生成关系, 指的是不同文化际遇时发生意义重组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2]84, 一种文化与他者的关联[

原载于《美与时代》（下）2018年第11期

“‘间性’的凸现”[1]是一个重要理论现象。当今世界文化互渗愈演愈烈更是将文化间性问题直接推至学术研究前沿。文化间性强调不同文化领域的主体之间相互沟通、融合的动态生成关系, 指的是不同文化际遇时发生意义重组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2]84, 一种文化与他者的关联[2]84。文化间性“体现了从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及其生成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3]96, “它既涉及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主体间的对话, 又引发对文本生成和意义生成两方面的重新阐释”[3]99。中西文化之间的相遇、认可和互动、融合, 是“自我”与“他者”的间性对话关系。这种平等对话的间性关系是一种理想的和谐伦理关系。现代新儒家融合西方, 挺立传统, 在中西文化主体之间的复合间性对话中建构了兼具民族内质和世界因素的生命美学。这种生命美学的间性建构方法所持有的文化间性立场, 体现出一种平等对话、相遇融合的文化间性伦理, 富于启示意义。

一、生命美学文化间性伦理的凸显

现代新儒家出入中西, 反归儒学, 凭借对20世纪人类整体生存境遇下中国思想文化转型与变迁的敏锐感应, 主动吸取西方生命论哲学美学中彰显个体主动性与生命创造力和强调生命精神的自我创造与心灵世界的独特存在的合理因素, 并融合进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 努力寻求个体生命与人类群体生命和宇宙大生命的互涵互动与交感共振, 以独特的文化立场积极地、交互地建构着一种间性的“生命”新视域。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认为, 宇宙、生命、美三位一体, 美与文艺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同人类生命和谐律动的感性显现和自觉把握, 主张将美学提升到宇宙生命、自然生命与道德生命的深层统一, 倡导天人合德的物质、生命、心灵的和谐一致, 强调生命精神对于文学艺术的巨大意义。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建构的对话立场始终凸显出鲜明的文化间性伦理。

(一) 文化关联秘钥的开启

作为“一种文化与他者际遇时交互作用, 交互影响、交互镜借的内在关联”[2]84的文化间性, “以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为前提条件, 以文化对话为根本, 以沟通为旨归”[2]84。“文化间对话对文化间的差异、分化和分歧予以了持久关切”[4]336。因此, 文化间性也就首先昭示着在多元文化际遇中我们应视文化的差异性为前提, “向人类存在的所有面相开放”[4]331, 互相认可彼此的文化, 在彼此充分尊重、交流、理解的基础上, 推动各有文化的创新和前进。正是源于这种间性的文化自觉, 在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生命思想的历史遇合中, 现代新儒家学者对生命美学理论的建构不再满足于单一文化形态的本位思考, 而能有意识地融会中国本有文化和外来西方文化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找到开启两种文化关联的秘钥, 在两种文化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激发出全新的意义关联。

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观是在“天人合一”背景下渐进演变形成一种人与自然一体、群己互渗的整体生命观, 更倾向道德价值理想润泽的生命。在中国的生命文化场域中, 极为强调对生命的精神性与超越性的把握和体悟, 寻求一种个体生命与宇宙万物相融、物我贯通合一的生命和谐境界, 以突破和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达到类的生命的无限性。但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观, 注重生命的伦理性与社会性, 强调生命的精神内涵和社会属性, 忽视甚而压抑生命的独立意识与个体价值, 尤其是在“存天理, 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封建礼教观念中生命几乎完全陷落。个体生命存在本身及其独特性始终被遮蔽着。正如薛富兴所言, “从生命美学的角度, 人们往往对中国美学称赞有加, 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中有自然生命但是没有神圣生命;有自由但是没有人;有解脱但是没有救赎。它关注的尽管确实是生命, 但是却只是生命的盈足而并非生命的负疚只是通过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困惑”[5]。纲常伦理教化的经年沉积导致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匮乏对自然生命应有的肯定和尊重。西方哲学的生命观, 则更趋近于自然的、生物的生命, 重生命的生物性与先天性轻社会性与后天性。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柏格森、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生命学说的核心特征都是以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抗传统理性主义, 都重视作为形而下的个体的直觉、本能, 高扬个体的具体存在与自我。总的来说, 西方生命精神为向上提起和向外驰求的, 而中国生命精神为向四面涵盖和向内在安顿的。

跨文化交流的要义就是“选取一个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立足点”, 并借助这个立足点达至对自身文化界限的超越, 因之“对其他文化的意义关联变得敏感”, 这样就不难置身其他文化的“意味视界”[6]。现代新儒学的生命美学理论建构既非妄自菲薄中国本有文化而盲目宣扬甚而完全倒向外来西方文化, 也非狂妄自大而一味固守乃至自我封闭排斥西方文化, 而是在承认中西文化异质性的前提下, 尊重中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价值, 在葆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 也尽量向西方异质文化贴近。

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美学对向上的生命冲动的宇宙本质和对生命的变化运动发展的强调, 既与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生命观有相通之处, 又暗合了中国人积极寻求改革进化的创世激情。因此, 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冲动”等概念经常出现在方东美等现代新儒家学者对生命精神的创构中。现代新儒家有选择性地利用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作为一种视野和参照, 在充分理解中西这两种异质文化的差异性之后, 使其互为镜借, 彼此融会。梁漱溟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 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7]熊十力曰:“生命论者, 其所发见, 足与《新论》相发明者自不少。”[8]张君劢言:“昔之儒家有学禅之实, 而不欲居禅之名。吾则以为柏氏倭氏言有与理学足资发明者, 此正东西人心之冥合, 不必以地理之隔绝而摈弃之。”[9]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将文学艺术视为一种人的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相即相融, 并勇于打破旧传统中的“惰性因素”和“文化惯性”, 既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之理, 又增加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个体生命向度, 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尊严, 通过对个体的尊重、对感性的强调对抗生命和文学的异化, 使个体生命存在得以去蔽, 个体生命价值变得敞亮, 以维护生命的价值和文学的意义。

坚守文化间性伦理的文化对话, 并非在进行理论创构时放弃自我的文化视点, 相反地, 是要使作为他者的自我被肯定, 使自身的他异性得以彰显。因为西方理念的出发点是个体本位、主客二分, 因而西方学界的生命论取向主张偏重个体特殊的感性生命, 甚至非理性的生命, 排斥群体生命情感体验的共振和与对象世界的交感融合, 远离人的生命与自然的亲和力, 带着生命的盲目性以及生物学特征, 以致出现非理性意识的膨胀和精神价值的迷惘。“西方生命美学的主流形态不恰当地将目光局限于人类, 未能抵达涵括人类的生命世界整体。从个体的感性生命出发并不意味着局限于自我, 甚至不意味着仅仅以人为中心和目的, 因为个体的感性生命活动自在地是向宇宙开放的。”[10]因此, 在生命美学话语的建构过程中, 现代新儒家不单单以一种包容的学术胸襟接受西方生命理念, 更以一颗自信自尊的赤诚之心自觉回归、超越并传播中华本土生命文化, 强化了“与天同一”“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 并于现代性的语境之下对民族传统生命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现代新儒家所说的生命既是外在的、客观的物质生命, 更是内在的、主观的精神生命, 虽也指向感性生命而与人的感性活动直接相关, 但却不是非理性因素引导下的盲目且冲动的生命, 而是在真善美相互贯通引导下的价值生命。成中英以“心性”为本体的生命美学就是立足于全球化视野, 融汇中西、回归本体的一种尝试。方东美的“生命情调”、唐君毅的“生命存在”、牟宗三的“生命智慧”、方东美的“诗哲之美”、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杜维明的“存有的连续性”等也都揭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观念, 凸显出中国文化本位的内涵。现代新儒家学者以诗性和生命为本, 借助文化间性思维, 在西方文化的镜鉴下, 努力开掘自身与他者的共通性和差异性, 以自家生命之“体”收摄西方他者文化之用, 珍视、承继中国本土文化资源, 弘扬并创新中华文化的独特性。

本着对现代性的追求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现代新儒家提倡以间性思维构建对话性范式, 尊重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 在肯定自我的主体性时也承认他者的主体性, 通过中西文化主体间的平等对话, 找到了介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立足点, 开启了中西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秘钥, 使之由对抗走向了对话。

(二) “生命”话语意义的重组

如前所述, 文化间性强调不同文化际遇时, 一种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先决条件下, 通过与他者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 可以形成二者的视域融合, 从而引发意义重组[11]146。现代新儒家通过中西生命文化的相遇, 在和谐交互对话中求同存异而产生重组的生命话语。中西文化的相遇且相容, 使“生命”话语在一种理解的开放性的中西视域融合中敞开了其意义世界, 呈现出由文化的交互性和生长性所带来的许多的新的东西, 从而达到中国本土文化的意义新生。

现代新儒家在接受西方生命哲学的过程中以主客相融、心物合一自觉剔除掉两极对立思维模式, 对西方异质理论资源进行了重组、转化与融合。因此, 现代新儒家所理解的生命, 兼具感性解放和理性重建的双重趋向, 不仅包括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物质、生理形态的自然生命, 还有作为一种超越存在的道德生命, 而生命的重要性正在人的生命统一体中。关于自然生命与道德生命, 牟宗三曾这样说:“生物生命的创造性只是机械的 (Mechanical) , 唯有精神方面道德方面的创造性才可算是真正的创造性 (Real creativity) 。”[12]57因此牟宗三将艺术和道德视作达到宇宙本体的途径。唐君毅认为, 哲学的意义根本在于提升生命精神境界, 因而他说:“吾今以为一切哲学之中心问题, 乃生命观念问题。”[13]唐君毅视艺术创作主体的统摄自然和人灵之气的灵气为文学艺术审美的主观动因。他指出:“中国之自然文学, 则所重视者, 在观天地之化机、生德、生意。”[14]徐复观认为, “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 艺术助长了、安定了道德的力量”[15][18]。方东美也指出, “一切至善尽美的价值理想, 尽可以随生命之流行而得着实现”[16]20-21,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生活而生活——那是任何野蛮动物都能做到的, 我们是要不断地提高生命意义, 增进生命价值, 再接再厉, 以至于至善, 我们是为了实现最高的价值而生活。”[16]194现代新儒家以融合西方生命哲学、挺立中国人文精神为思想旗帜, 在此思想引领下建构的生命美学以提高生命意义、增进生命价值为终极关怀, 以彰显中华民族的生命情调、生命存在和生命精神为宗旨, 以重建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艺术为追求。正如刘述先所提出, 要在一种“现代的方式之下重新阐发传统中国哲学的生生而和谐的宗旨”, 发挥集体的创造力来解决我们在现代面临的问题, 生生不已, 慧命不绝。因此,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要“面对现代人存在的问题, 发出有哲学意义的洞见”[17], “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18]。

在现代新儒家那里, 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的“生命”话语呈现出两种异质文化遇合而生成的间性特质, 既能保持文化自身的根性, 又能成为社会发展之需,将自身的“逻辑契合性”和“时代效用性”相统一, 显示了传统文艺美学资源与现代文艺美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丰富可能。

二、生命美学间性创构的意义及启示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间性创构体现出一种包容性的学术胸襟、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跨文化建构的雄浑的学术气度, 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是其文艺美学思想真正价值之所在, 对当今文论与美学思想的建构也是富于借鉴与启示意义的。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间性建构折射着文化间性的理性, 是平衡文化差势应有的间性伦理。当今文化生态的失衡给文化间性伦理的实现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也正是这样严峻的现实使得文化间性伦理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在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日趋频繁的全球化背景下, 文论与美学思想的建构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交往活动, 理应受制于文化间性伦理的规约, 以求得文化的多样性和生命力。现代新儒家运用文化间性思维, 对文化理论传统, “不仅‘照着讲’, 而且‘接着讲’”[19], 在宣传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 能够兼顾和尊重西方他者文化, 在他者中间发现自我, 达到对话并融合为一。其“生命”话语创构展现出理论形态与方法意识的独特性, 较之西方凸显出民族特质, 较之传统又不乏现代特色。每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建构者都不应将异质文化间的交流看作是一种“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二元对抗的关系, 而应该视之为一种间性对话关系, 换言之, 应该从文化间性的角度审思并打破以往那种二元对抗模式, 着力开掘文化间的互动与对话空间。文论与美学话语建构策略的选择应该以文化间性伦理为重要的指导原则。唯有如此, 我们的理论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间性建构可以引导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艺美学的知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反思。在西方强大的文化霸权宰制下, 20世纪的中国文论与美学话语的建构在很长的时间里以西方的学术语言与逻辑思考为主流, 一直倾向于将西方文论和美学作为自己的知识性根基。现代新儒家却以民族主体意识与本土自我话语为依托, “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因应20世纪中西文化的时代冲突, 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 以‘平视’的目光看待西方文化, 依据主体需要吸纳西学, ‘援西学入儒’, 会通中西, 重铸儒学”[20]5。因此, 在中西交融的生命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 现代新儒家自始至终带着清醒的民族主体意识, 持守鲜明的中国文化本位和本土价值立场, 不仅没有失却本土的自我话语, 而且将之转化重组, 生成了生命美学新的文化意义, 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创造性转型与现代转化。蒋述卓就曾经指出, 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的现代转换, 注重继承文化精神传统, 并结合当下生存境遇, 作一种整体上的现代整合, 是中国文论的一个成功个案[21]。侯敏认为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创造性的转换”, 在于他们的诗学一方面植根于传统, 力求“弘扬中华文化精神传统”, 挣脱“西方中心主义”束缚, 另一方面又没有囿于传统, 坚持“援西学入儒学”[20]9-10。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建构的间性立场对缓解中国文论与美学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危机的启示不言而喻。

三、结语

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 布热津斯基曾指出:“中国把自己富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的成功, 将是这个悠久文明复兴的先声。”[22]近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转化史中的诸多转化模式并未有效化解“两分性”难题与“差异性”契合困境, 以致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至今仍是一个未竟议题[11]142。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模式,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 文化间性以动态思维审视不同文化的互为镜鉴的内在关联, 体现出一种和谐的文化伦理关系。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 “文化间对话在理解、欣赏和评估各种不同形式的知识、智慧和灵性中发挥着核心作用”[4]336。借助间性思维方式, 通过推动历时性文化间的同构契合, 实现共时性文化间的异构契合, 从而建构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新型文化系统以维护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的平衡, 前景无限, 但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教师）

[1]金元浦.“间性”的凸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3.

[2]蔡熙.关于文化间性的理论思考[J].大连大学学报, 2009 (1) :80-84.

[3]邱国红.文化间性的例证:中国诗歌审美范式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J], 云梦学刊, 2005 (1) :96-99.

[4]杜维明.文化多元、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J].中外法学, 2010 (3) :326-341.

[5]薛富兴.生命美学的意义[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4) :61-65.

[6]王才勇.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由卜松山教授上海系列讲演引发的思考[J].社会科学, 2004 (3) :117-122.

[7]梁漱溟.朝话[M]//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126.

[8] 熊十力.与友论新唯识论[J].学原, 1947 (6) :10-11.

[9]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下篇) [M]//黄克剑, 主编.张君劢集.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3:166.

[10]张雅玲.走向新整体主义美学——《读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J].现代中文学刊, 2005 (6) :73-75.

[11]赵丽涛.文化间性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再反思[J].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 2014 (2) :14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