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津村株式会社（Tsumura & Co.）成立于 1893年，总部位于日本东京，是 全球最大的汉方药生产企业，占据日本医疗用汉方制剂 8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核心业务包括：医疗用汉方制剂（处方药）、 一般用汉方药（OTC）、中药材种植与贸易、汉方医学研究。
一、津村药业概况
1. 企业定位与历史沿革
津村株式会社（Tsumura & Co.）成立于 1893年，总部位于日本东京，是 全球最大的汉方药生产企业，占据日本医疗用汉方制剂 8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核心业务包括：医疗用汉方制剂（处方药）、 一般用汉方药（OTC）、中药材种植与贸易、汉方医学研究。
创始人津村重舍原为药材商人，受明治维新“废汉医”政策影响，转而以科学化手段复兴汉方，提出“汉方之西医化” 理念，奠定了现代津村的根基。
2. 关键发展节点
1920年代，建立日本首个汉方药GMP工厂（静冈县滨松市）。1976年，日本政府将汉方纳入医保，津村148种汉方制剂入选，迎来爆发式增长。2001年，在中国成立 天津津村制药有限公司，布局中药材原料基地。2021年，与上海医药集团合资，加速中国市场渗透。
二、核心技术：从“经验医学”到“标准化生产”
1. 药材质量控制体系
津村以“地道药材”为核心竞争力，建立全球药材供应链，在中国甘肃、云南等地拥有超 10万亩GAP（良好农业规范）种植基地，严格控制农药残留（如甘草的铅含量≤1ppm）。
采用指纹图谱技术，通过HPLC（高效液相色谱）对药材活性成分（如黄芩苷、人参皂苷）进行量化分析，确保批次一致性。
津村“小柴胡汤”的黄芩原料仅采购山西陵川县产，因其黄芩苷含量稳定在 9%~12%，远超药典标准（≥8%）。
2. 生产工艺革新
采用逆流提取技术，将传统煎煮法升级为 低温动态提取，保留挥发性成分（如桂枝汤中的桂皮醛）。改革颗粒剂型，1970年代首创汉方 “浓缩颗粒”（如“津村柴胡桂枝干姜汤颗粒”），解决汤剂便携性问题，现占其营收70%。
3. 循证医学研究
积累大量临床数据，与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合作，完成 超200项RCT（随机对照试验）。例如：“大建中汤”用于术后肠梗阻，有效率 82.3%（对照组56.7%）。“抑肝散” 改善痴呆患者精神症状，获美国FDA孤儿药资格。开展作用机制解析，通过基因组学证实 “黄连解毒汤”可调控NF-κB通路抑制炎症。
三、产品体系：经典名方的现代化演绎
1. 核心处方药
六君子汤（胃功能低下）：日本消化科首选汉方，年销售额超 150亿日元。桂枝茯苓丸（妇科血瘀证）：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改良为 缓释胶囊。芍药甘草汤（肌肉痉挛）：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代表团官方备药。
2. OTC明星产品
“命之母”（更年期调理）：含当归、川芎，连续30年销量第一。“龙角散”（咽喉炎）：收购品牌，融合汉方（桔梗、杏仁）与薄荷脑。
3. 创新方向
抗肿瘤辅助：研发“十全大补汤”联合化疗减毒方案。汉方美容：推出“当归精华面膜”（专利提取技术）。
四、中国市场战略：从原料掠夺到技术反哺
1. 早期争议：中药材垄断
2000年代，津村通过 “订单农业”控制中国 50%以上优质柴胡、当归 出口，引发“中药资源外流”争论。
2. 本土化转型
2017年与上海医药成立“上药津村”，生产符合中国药典的汉方颗粒。
资助中国中医院开展 “津村经典名方临床再评价”项目（如北京广安门医院）。
3. 反向输出案例
津村药业基于云南白药的传统配方（含麝香、牛黄等成分），按照日本GMP标准进行工艺改良，通过低温萃取和标准化质控提升成分稳定性。该产品以“汉方药”名义返销中国市场，并凭借“日本制造”的品牌溢价和高端包装，定价高达原版云南白药的10倍。这一案例反映了日本企业对中国传统方剂的商业化改造，以及中日市场对同类产品的价值认知差异。
五、挑战与争议
1. 汉方西化悖论
批评者认为津村过度依赖化学成分分析，背离“辨证论治”传统（如单一适应症标签）。
2. 资源可持续性
野生甘草、麝香等濒危药材依赖进口，面临CITES（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限制。
3. 中日的标准之争
日本汉方颗粒未被纳入中国医保，需重新进行 “中药配方颗粒国标” 认证。
六、未来展望：汉方的全球化野望
1. 欧美市场突破
在德国注册 “柴胡颗粒”为植物药（传统药指令2004/24/EC）。 开展美国FDA临床试验，“黄连阿胶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Ⅲ期）。
2. 数字技术融合
开发 AI辨证系统（与软银合作），通过舌诊图像推荐汉方。
3. 文化输出战略
赞助京都“汉方博物馆”，向游客推广“津村汉方养生之旅”。
七、启示
津村药业的成功，本质是 将东方经验医学装入西方工业体系的框架。
其发展模式既提示了中国中药现代化的路径（如指纹图谱、临床验证），也警示了文化主体性的流失风险。
附：鉴真东渡
中药传入日本的历史贯穿了多个朝代，除了唐代的高峰期外，从唐朝官方使节，到宋朝僧侣，明清商人，中日医药交流持续不断，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记。
公元8世纪，日本处于奈良时代（710-794年），正值全面学习唐朝文化的鼎盛时期。日本朝廷多次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赴唐，其中医药学是重点引进的领域之一。当时日本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疾病治疗多依赖巫术和简单草药，而唐朝的医学体系（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已高度成熟。
鉴真（688-763年），扬州大明寺高僧，不仅是佛教律宗大师，还精通医药学。他应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的邀请，决心东渡传法。历经 5次失败（遭遇风暴、官府阻挠等），双目失明后仍坚持，最终于 753年第六次东渡成功，抵达日本九州，次年进入奈良。
鉴真团队携带了大量唐朝先进物资，其中医药相关物品包括数百斤药材，其中名贵药材有： 麝香（来自吐蕃（今西藏），用于治疗中风、急救。 ），沉香（东南亚进口，用于理气止痛，日本皇室视为珍宝。） ，阿魏（一种西域树脂，治心腹冷痛，日本此前无此药。 ）常用药材有：桂心、甘草、大黄、芍药等，均为《唐本草》记载的道地药材。成药有：“诃梨勒丸”（含诃子、胡椒等），治疗消化不良。
带去物资 还有医书与技术，《唐本草》，世界首部国家药典（659年编成），载有850种药物，鉴真带去的可能是苏敬修订版。《千金方》，孙思邈所著，含5000余药方，鉴真尤其推崇其“大医精诚”理念。 炮制技术：如蒸制地黄、酒制大黄等方法，日本此前仅知生药使用。
这些药材和医书填补了日本医药体系的空白，部分药物（如麝香）成为日后日本汉方“救急三宝”之一。
鉴真在东大寺授戒后，于759年主持修建 唐招提寺（位于奈良），并在寺内开辟药园，史称“唐招提寺药园”。 在园内引种唐朝药材，成功栽培芍药、牡丹、吴茱萸等30余种中国植物药。 开展教学与实践结合，僧侣在此学习药材辨识、种植及炮制技术。 实施医疗服务，寺内设“施药院”，免费为民众诊疗，使用药园所产药材。
鉴真还传授“畦种法”（分垄种植），解决日本此前撒播导致的低产问题。 另外带去加工技术：如“九蒸九晒”熟地黄工艺，日本《延喜式》（927年） later 记载此法。
考古发现在唐招提寺遗址内，还留有唐代风格药碾、铜药壶等工具。
鉴真东渡改变了日本 医学体系，使其脱离“巫医不分”。鉴真强调“先辨病，后用药”，推动日本医学理性化。 同时 为日本方剂学奠定了基础，带去的《千金方》成为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984年）的核心参考文献。 开创了佛教与医药结合，日本寺院普遍设“施药院”，形成“寺医”传统（如京都仁和寺）。并逐步兴起 药材贸易，奈良时代后期，来自唐朝的麝香、沉香成为贵族阶层奢侈品。
日本汉方之祖江户时代医家吉益东洞称鉴真“启东瀛医药之蒙”。 日本津村药业将鉴真奉为企业精神象征，其药材基地仍沿用唐招提寺部分种植法。
来源：家庭健康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