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一天晚上，我做了整晚的梦，梦里我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父亲笑得见牙不见眼，母亲抹着眼泪做了一桌好菜。

春蕾一支

＂嘎嚓＂，我的笔断了。

前排女孩回过头，眉眼如水，递来一支钢笔：＂用我的吧，别慌。＂

那是1991年盛夏，高考的第二天。

我叫周明志，是县里一中的学生，放在当年，能考上大学就是全家的希望。

前一天晚上，我做了整晚的梦，梦里我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父亲笑得见牙不见眼，母亲抹着眼泪做了一桌好菜。

高考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役，决定着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命运走向。

我爹是生产队的拖拉机手，每天满身机油味，妈则在大队食堂掌勺，一双手粗糙得像松树皮。

他们辛苦一辈子，只为让我这个独苗能＂跳出农门＂。

记得高考前夜，妈特意杀了家里养的老母鸡，炖了一锅香气四溢的鸡汤。

＂多喝点，补补脑子。＂妈絮絮叨叨地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掩不住的期盼。

爹则坐在八十年代初买的那台老式木沙发上，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一边抽着＂大前门＂香烟，烟雾缭绕中不停地点头：＂明志啊，咱不图别的，就图你有个好前程。＂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脑海里全是历史年份、英语单词、数学公式，乱得像我妈的针线筐。

然后，高考来了。

我攥紧林春蕾递来的钢笔，那是支英雄牌的，黑色笔身上有几道磨损的痕迹，握在手里温热。

钢笔里的墨水流畅，字迹清晰。

我瞄了一眼女孩的准考证，林春蕾，名字清新雅致，倒映着夏日的光。

这姑娘眼睛大大的，像我们乡下常见的那种小鹿，怯生生的，却又透着一股子倔强。

记得当时考的是语文，题目是《我的理想》。

我提笔疾书，写着我想走出这个县城，想去北京看天安门升旗，想成为一名能用文字改变世界的作家。

偶尔抬头，能看见林春蕾的后脑勺，她的马尾辫随着写字的动作一晃一晃的，像夏日里摇曳的麦浪。

考完试，我赶忙把钢笔还给林春蕾，道了声谢。

她笑了笑：＂别急，看看笔尖有没有被你写坏。＂

我们就这么搭上了话，一同走出考场。

她个子不高，穿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扎着高马尾，脚上是一双白球鞋，那是九十年代初最常见的打扮，却让她显得格外清爽明丽。

＂你准备报考哪所大学？＂她问。

＂北京的，能去多远就去多远。＂我说，＂我爹常说，咱们这代人，就得往外走，闯出个人样来。＂

＂我也是。＂她眼里闪着光，＂我想去学邮电通信，听说以后家家户户都能装电话，不用再去邮电局排队打长途了。＂

那会儿我家刚通了电话，是那种黑色的大转盘，要是有人打进来，整条街都能听见我妈扯着嗓子喊：＂明志——你电话！＂

盛夏的知了叫个不停，我们刚刚结束人生中最重要的战役，却又好像站在了另一个起点。

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十多年，人人都渴望改变命运。

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都想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

＂咱们这是头一回说话吧？＂我问她，＂以前好像没注意到你。＂

＂可我注意你很久了，＂她笑道，＂你是全年级出了名的文学青年，校广播站每次朗诵会都有你的稿子。＂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其实我写的都是些模仿杂志上的酸诗，什么＂青春如火，理想如光＂之类的。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县城唯一一家国营书店前分别。

＂考得好的话，三九城见。＂她说。

＂什么是三九城？＂我问。

＂北京城啊，老北京人都这么叫。＂她眨眨眼，＂我表姐在北京工作，我知道的比你多。＂

那天回家，我妈一个劲地问考得怎么样，考了几分，我却只想着那支救了我命的钢笔和那个叫林春蕾的女孩。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

等我去县教育局查榜时，意外看到了林春蕾的名字，她被北京邮电学院录取了。

县城不大，很快我就听说了这个女生的成绩在全县排名第三的消息，人们说她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临行前，我们在县城的新华书店碰了面，她还认出了我，＂借笔男孩＂，她这么称呼我，眼里含着笑意。

＂真巧，咱们都考上北京的学校了。＂我说。

＂不巧，是命中注定。＂她狡黠地笑着，＂我表姐说北京的大学生谈恋爱都是先约在新华书店见面，今天算不算咱们第一次约会？＂

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周围书架上摆着《平凡的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热门书籍，而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声比收音机的声音还大。

我们互相留了地址，承诺到了北京要常联系。

那个夏天过后，我随着大篷车第一次离开家乡，一路向北。

火车上挤满了和我一样的新生，有人抱着铺盖卷，有人提着编织袋装的土特产，车厢里弥漫着汗味、方便面味和青春的紧张感。

大学四年，我时常给林春蕾写信，开始时每月一封，后来变成每学期一封，最后干脆断了联系。

那时没有手机，书信是唯一的联系方式，可年轻人终究耐不住寂寞。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大学里流行校园歌曲和港台流行曲，《童年》《龙的传人》《外面的世界》，收录机里放着崔健的《一无所有》，讲义下面压着徐志摩的诗集。

我也曾给春蕾写过几首蹩脚的诗，但终究因为害羞没有寄出去。

宿舍里的哥们谈着各自的女朋友，而我，只留着一个关于钢笔的模糊记忆。

我们都以为，那支高考时借给我的钢笔，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粒微尘，终将被时光冲刷得无影无踪。

大学毕业那年，我们这届学生赶上了全国分配的末班车，也赶上了＂下海＂经商的高潮。

我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去深圳、去外企，而我，阴差阳错地留在了北京，在一家新创办的报社当了名记者。

那时的报纸还是主流媒体，人们早起第一件事就是买份《北京晚报》或者《北京青年报》，边吃早点边看。

办公室里，老式风扇＂呼啦啦＂地转着，我在打字机前一字一句地敲着稿子，满头大汗。

1997年春，我在北京一家报社当记者，被派去采访一家新成立的通信公司。

彼时的中国，＂大哥大＂还是稀罕物，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外国品牌刚刚进入中国市场，一部手机要花掉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

我带着采访提纲和录音笔，来到了位于中关村的这家通信公司。

公司的技术部主管竟是林春蕾。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虽然她剪了短发，戴上了眼镜，一身职业套装，但那双眼睛，依然像小鹿一样灵动。

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只是多了几分职场女性的干练。

＂周明志？＂她的眼睛瞪大了，＂真是你啊！＂

我们相对而坐，她倒了杯茶给我，不是什么高档茶叶，就是最普通的茉莉花茶，却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味道。

＂你还记得这个吗？＂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静静躺着那支英雄牌钢笔。

＂你竟然还留着？＂我惊讶不已，手指轻轻抚过笔身，那些磨损的痕迹还在，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这是我的幸运笔，高考那天借给你用，我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工作面试前拿它签名，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她轻轻摩挲着笔身，＂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总觉得，这支笔会带我找到对的人。＂

她告诉我，大学期间她曾多次尝试联系我，寄了好几封信到我留下的地址，却因为我换了宿舍而未能送达。

＂后来听说你去了报社，我还特意买了你们报纸，就为了看看有没有你的署名文章。＂她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像星星。

我有些愧疚，因为我早已将这段缘分淡忘在记忆深处，而她却一直记着。

采访结束后，我鼓起勇气约她吃饭，她爽快地答应了。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王府井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点了几个家常菜，还要了两瓶燕京啤酒。

＂来，为重逢干杯。＂她举起啤酒杯，笑容如当年一样明媚。

酒过三巡，我们聊起了各自这些年的经历。

她说她毕业后本来分配到了邮电部下属的研究所，后来赶上电信改革，就来到了这家民营企业。

＂你知道吗？再过几年，中国可能人手一部手机，到时候咱们联系就方便了。＂她眼里闪着光，对未来充满期待。

我笑着摇头：＂哪有可能啊，手机那么贵，一般人哪买得起。＂

＂你这人，格局小了不是？＂她学着北京人的腔调，＂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咱们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有啥不可能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想起了家乡的变化。

我父亲已经从拖拉机手升级为了个体户，开了家农机修理铺；母亲辞去了食堂工作，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从前村里唯一的电视机在大队部，每到晚上《西游记》或者《霍元甲》播出时，全村人都挤在一起看。

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了彩电，有的甚至还买了录像机，放《少林寺》《黄飞鸿》这些港片。

我们聊着聊着，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对未来的规划上。

＂我打算明年买房子，＂她说，＂现在北五环外的房子才两三千一平，趁着单位可以贷款，赶紧买一套。＂

＂这么贵？＂我惊讶道，＂我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出头。＂

＂所以要未雨绸缪啊，＂她认真地说，＂再过几年，房价肯定涨，到时候更买不起了。＂

我心里暗暗佩服她的远见卓识，想着自己是不是也该考虑买房的事情了。

我们开始约会，每周末都约在北京的某个角落。

从什刹海到颐和园，从王府井到三里屯，从老舍茶馆到前门大栅栏。

北京的春天，晚风微凉，她挽着我的手，讲起这六年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坐在北海公园的石凳上，看着游人如织，她突然问我：＂你还写诗吗？＂

我摇摇头：＂早就不写了，现在都是写新闻，讲究实事求是。＂

＂可惜了，＂她叹了口气，＂我还记得你在广播站朗诵的那首《青春》，写得特别好。＂

我有些惊讶：＂你连这个都记得？＂

＂当然啦，＂她狡黠地笑着，＂我那会儿可是你的小迷妹呢。每次广播站有你的朗诵，我都会准时守在广播前听。＂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有人这么用心地记着我的点点滴滴。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她。

她身上有种特殊的魅力，不是那种张扬的美，而是内敛的温柔与坚韧。

她会为了研发项目连续工作三天三夜，却也会在周末细心地给我织一条围巾；她能流利地谈论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也能耐心地听我讲述一个普通人家的新闻故事。

最让我感动的是，她真的一直留着那支高考用的钢笔，像珍藏一件稀世珍宝。

＂为什么要留着它？＂有一次我问她。

她笑了笑：＂一开始只是个纪念，后来发现真的很灵，就像我的护身符一样。＂

＂你相信这些？＂我有些惊讶，她看起来不像是会迷信的人。

＂不是迷信，＂她认真地说，＂而是我相信缘分。那支笔，是我和你之间的缘分线，虽然曾经断过，但终究还是连在了一起。＂

半年后，在我们相识六周年的日子里，我向她求婚了。

不是在什么高档餐厅，而是在当年我们初遇的那家县城新华书店门口。

那天我特意请了假，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回到家乡。

故乡的变化让我惊讶，曾经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街道两旁新开了不少个体户的小店，霓虹灯闪烁，录音机里播放着流行歌曲。

新华书店依然在老地方，只是换了个新招牌，门口多了几个卖盗版磁带和光盘的小摊。

春蕾比我早一天回来，当我拿着一束野花出现在书店门口时，她惊喜地捂住了嘴。

＂嫁给我吧，＂我单膝跪地，掏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我花了三个月工资买的一枚小钻戒，＂让我们的故事，从这里续写下去。＂

路过的乡亲们都围了过来，有人吹口哨，有人鼓掌喝彩，还有人拿着刚流行起来的傻瓜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

春蕾红着脸点了点头，眼里闪烁着泪光。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我们的未来：一个小家，几个孩子，和无数个平凡而温暖的日子。

回北京后，我们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在民政局门口，她从包里拿出那支钢笔：＂用它签字吧，让它见证我们的婚姻。＂

阳光洒在红色的结婚证上，我执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生中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或许就是命运的分叉口。

一支钢笔，六年光阴，将两颗漂泊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走出民政局，春蕾挽着我的手臂，轻声说：＂明志啊，感谢你当年把我的笔写断了。＂

我握紧她的手：＂感谢你，保管了我们的缘分。＂

在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我们都是追梦人，每个人都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而那支普通的钢笔，见证了我们与时代一同成长的足迹。

婚后不久，我们用公积金贷款在北五环外买了一套六十平米的小两居，装修时省吃俭用，家具大多是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淘来的。

春蕾对那支钢笔格外珍视，特意在书房里做了个小展示架，将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她半开玩笑地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报社的职位从小记者升到了编辑，后来又做了版面主编；春蕾的公司也从当初的小作坊发展成了上市企业，她成了技术总监。

九十年代末，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兴起，我们也赶上了这波浪潮。

家里添置了电脑，连上了网络，用＂嘀嘀嘀＂的拨号声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后来有了孩子，我们给他取名＂周笔芯＂，寓意我们的爱情源于那支笔，也希望他能像笔芯一样，留下自己的痕迹。

孩子上幼儿园那年，春蕾带着他回老家看望父母，小家伙缠着要听我和妈妈的故事。

春蕾指着书架上的那支钢笔，对儿子说：＂看到那支笔了吗？如果没有它，这世上就不会有你。＂

孩子睁大眼睛，一脸不解：＂一支笔怎么会有我呢？＂

春蕾笑着揉了揉他的头：＂等你长大了，妈妈讲给你听。＂

那一刻，我望着窗外的满天星光，心中充满感激。

感谢那个高考的夏天，感谢那支断了的笔，感谢那个回眸一笑的女孩。

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曾被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育儿的焦虑所困扰，但每当看到那支钢笔，就仿佛有一根线，将我们拉回到最初相遇的纯真年代。

如今，那支英雄牌钢笔依然静静地躺在我们家的书架上，笔帽已经有些褪色，笔身上的划痕更多了，但它依然是我们家最珍贵的宝贝。

它见证了我们的相遇、相知、相爱，见证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我们从懵懂少年到为人父母的成长。

在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我们都是追梦人，而那支普通的钢笔，见证了我们与时代一同成长的足迹。

如今，每当我提笔写作，仍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那个递笔的女孩，想起那句＂用我的吧，别慌＂。

人生如书，因为有了她，我的故事才有了最美的注脚。

来源：智慧原野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