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外关系史学会荣誉会长。长期从事明史、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太祖本传》《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本〈瀛涯胜览〉校注》《明代中

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外关系史学会荣誉会长。长期从事明史、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太祖本传》《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本〈瀛涯胜览〉校注》《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明史丛稿》及《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主编，第一作者）、《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与徐英凯合著，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还原历史真相，是史学研究者永恒的追求。

在古代丝绸之路史上，郑和下西洋极具代表性，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达到的新高度，成为人类航海史上的巅峰时代。以郑和下西洋作为历史还原和解释的对象，是一项中国中外关系史百年研究的重大课题。

1988年，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开始投入郑和下西洋研究课题。自那时起，迄今已经历了30多年的研究历程，回顾自己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主要是从郑和下西洋第一手资料——马欢《瀛涯胜览》的整理与研究出发，把研究重点放在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从基本史料上建立郑和下西洋史实的叙事，也即在郑和下西洋第一手史料整理的坚实基础上展开研究，一步步加深对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认知。

明代中国的大航海——郑和下西洋论稿

万明 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4. 12

ISBN 978-7-03-079262-4

在这里，《明代中国的大航海——郑和下西洋论稿》收文 45 篇，其中中文 40 篇，外文 5 篇。中文论稿分为史实考析、回眸思考、史料开掘、意义阐释、文化视域、全球视野六部分，外文论稿附于其后。下面择要谈一谈大致内容及其反映的心路探索历程。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郑和下西洋，学界与社会评价一直存在一种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大多肯定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巅峰。另一方面则否定郑和下西洋的意义，认为郑和是明朝宦官，其下西洋的目的是政治上扬威，经济上耗费巨大。作为官方海禁的代表，郑和镇压民间海外贸易，遂使中国海上事业从此一蹶不振，将海洋拱手让给西方。此外，学界更多的是将其与后来的西方大航海作比较，盛赞哥伦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中国航海不仅相形见绌，甚至成为中国落后的滥觞。总之，研究存在的巨大分歧需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对历史问题进行客观的具体分析。我的问题意识由此而生。1991 年我发表第一篇相关论文《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兼论郑和远航目的及终止原因》，出于在北京大学跟随许大龄先生学习明史的基础，我的切入点是中国史本身，进行史实的辨析，阐述下西洋过程中商品货币经济的重要作用。此后尝试拓宽思路，转向社会史领域，观察与思考以往无人关注的郑和下西洋的社会效应，发表《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社会变迁》《从明中叶华南地区看郑和下西洋的社会效果》，揭示郑和下西洋与明代社会经济的关系及其对明代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临近 2005 年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我有幸被聘为国家17 个部委联合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办公室顾问。这促使我对郑和下西洋研究进行了全面反思（《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2003 年），发掘第一手新资料——明宣宗《御制诗》，以诗证史，揭示明朝皇帝将下西洋与张骞凿通西域相提并论的世界观，提出破除西方中心论框架，客观认识东西方航海两种模式及其意义，指明郑和研究走向世界的大趋向及其时代意义。接着，我又全面梳理了郑和下西洋知识传递的过程，追寻研究的学术传统，指出自 1905 年“中国之新民”（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开始，研究的起步不同凡响，是从旧史学走向新史学的一个标志，对于传统史学具有突破性意义。这样的梳理是将郑和研究从置于中国史学发展脉络中考察，提升到 20 世纪新史学重要分支的高度，进一步论证了郑和研究的重要性，并从官方与民间两条线索追踪郑和下西洋知识传递过程（《知识视野中的郑和下西洋》，2003 年 11 月初稿，在国家相关部委主办的纪念郑和下西洋上海首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为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我参与编选《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并协助筹备北京大学 2004 年召开的“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参与编选《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论文集》。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是《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在一片盛赞郑和下西洋伟大远航壮举的时候，我冷静地认识到“西洋”概念是下西洋研究的基本问题，而此前中外史界对东西洋的界分争议纷纭，莫衷一是，遮掩了对“西洋”本身的探究。因此，我从新的视角——语词演变的视角考察“西洋”一词的渊源，论证其在明初的含义及其演变，更在明初人认知的基础上，通过概念的厘清，揭示明初人眼里“西洋”的历史范围和明朝人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以及郑和下西洋的深远影响力；提出明代“西洋”的凸显就是海洋的凸显，是大陆文明到海洋文明转换的标识。因此，下西洋不仅是对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世纪——15 世纪海洋世纪的开端，在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我在北京大学接受的优良史学传统教育是以发掘第一手资料为基本功。郑和本人没有留下任何亲撰文献为后世研究参考，而随从他下西洋的亲历者撰写的著作，仅能见到三部，即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其中尤以通事（翻译官）马欢的著述最为珍贵，学术价值最高。研究发现，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是《瀛涯胜览》的别本，其有价值之处是书前的三通皇帝敕书。因此，从进入研究，我就开始注意收集下西洋的第一手资料——《瀛涯胜览》存世的各种钞本。马欢之书反映的是明初人集体对于海外世界的认识，而不仅是其个人亲历现象的记录。2004 年中央决定于2005 年举办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系列活动，我作为中央 17 个部委联合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活动办公室聘请顾问，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会议与活动：在国内外发表了《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郑和与满剌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郑和与满剌加王国》等系列论文；到马来西亚、美国巡回演讲，参加相关国际会议，并出版了《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

马欢《瀛涯胜览》是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史著名史籍之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35 年冯承钧先生根据明清刻本出版了校注本，由于冯先生去世得早，没有修订本，长期以来该书是《瀛涯胜览》唯一的校注本。2005 年我出版《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距离冯先生校注本出版已有 70 年之久。我搜集传世明钞本 4 种，逐条逐段地加以校勘、注释，并在全面梳理《瀛涯胜览》版本源流过程中，有重大突破，发现了第 5 种明钞本，从而解决了近百年对于《瀛涯胜览》作者和初刻本及时间等问题的学术积案，澄清了百年的误读，并对长期以来郑和宝船尺度问题进行了文献角度的澄清（《马欢〈瀛涯胜览〉源流考——以四种明钞本为中心的考察》校注代序）。回首往事，我正是在深入挖掘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将研究进一步延伸，进入阐释郑和下西洋意义的新境界：“众所周知，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从各自相对隔绝、相对闭塞的陆地走向海洋，最终融为一个整体世界的历史。追本溯源，经济全球化自海洋始，海洋的世纪自郑和下西洋始。它与中国强盛的国力和极其辉煌地走在世界前列的科技水平相联系，是中国人首次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与外部世界和平交往的壮举，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是我们的先民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永恒的辉煌》，2005 年）我首次指出一个整体的世界在海上诞生，功业堪与张骞凿空相媲美的郑和下西洋从海上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拉开了全球史的序幕（《从“西域”到“西洋”——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河北学刊》2005 年第 1 期）。在 2005 年国家组织活动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这一年，我撰写发表了系列论文：《明钞本〈瀛涯胜览〉与郑和宝船尺度》《传播中华文明的伟大使者——纪念郑和下西洋600 周年》《明内府钞本〈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杂剧浅探——兼及明朝人的下西洋理念》《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郑和与满剌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明代郑和的塑像——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彩塑再探》《郑和下西洋研究又有重大发现——马欢〈瀛涯胜览〉两卷本》《郑和下西洋与中外物产交流——以马欢〈瀛涯胜览〉为中心的探析》等。

在 2004 年 11 月“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后发表，题名《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2005 年）中，我提出：“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郑和下西洋研究负载的一直是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唯其如此，郑和下西洋研究才与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民族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且也将引起更多具有爱国热忱和社会责任感的学人投入。另外，与中国史学发展同步，史学高度综合与高度分化相结合的趋势，在郑和研究上凸显，特别是成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共享相互结合的平台，对郑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世纪在理论、方法和史料上都将是一个突破发展的新时期。在认真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我们将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人的优秀史学传统，迎接郑和研究新高潮的到来。”而《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2005 年）一文，是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加强实证研究，进一步对学界关于下西洋及其终止原因的误解加以澄清。《郑和与满剌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是在受邀于马来西亚四地进行巡回讲座和参加吉隆坡郑和国际研讨会提交的成果，此文首次以中文与葡萄牙文第一手资料相结合，论证郑和与满剌加（即今天的马六甲）的关系及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并提升到世界文明互动的高度阐释下西洋的重要作用，是对郑和研究的一个延展和推进。

在 21 世纪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以后，我提出“整体丝绸之路”的概念，将研究转向对整体丝绸之路和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研究，代表性论文是《郑和下西洋：异文化、人群与文明交融》。这是2010 年参加马来西亚马六甲“首届国际郑和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文章首先从郑和其人是元朝以来外来民族与异文化在中国本土融合的一个缩影出发，论证了郑和的家世与他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他的职任“为内官监太监”（《明代内官第一署变动考——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2010 年），推断郑和是推动下西洋决策的人物之一，下西洋统帅似乎非郑和莫属，由此生成了中国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其次，根据《瀛涯胜览》第一手资料的记载，阐释下西洋对于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全面贯通的意义，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文明层面对话与交流，以及精神文明层面传播与交汇展开论述，全面展现了 15 世纪初整体丝绸之路发展的特征。最后结论指出：“中国历史上外来民族与本土民族的大融合，在魏晋到唐是一大高潮期，从元到明是又一大高潮期。人群的迁徙是文化移植和融合的前提与基础，正是民族迁徙与融合引发了异文化融合或者说文明交融的高潮。就此而言，下西洋既是一个文明交融的过程，也是一个文明交融的结果。”相关探讨还有《整体丝绸之路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文化的融合与会通》《多重文化视域下的郑和》《海上丝绸之路：跨文明的对话与合作》等。2014 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举办的“走向多元文化的全球史——郑和下西洋（1405—1433）及自古以来中国和印度洋世界的关系”国际研讨会，给了我重要启示。在以往对“西洋”语词研究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开掘《瀛涯胜览》第一手资料，在会上发表《郑和七下“那没黎洋”——印度洋》一文，对马欢原始资料的开掘，使我豁然开朗，转而从印度洋寻找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轨迹，推动研究进入了新境界。通过细致的实证研究，揭示在亲历下西洋的马欢笔下，明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指向“那没黎洋”，即后来被称为印度洋的海域，开辟了一个印度洋航海实践和认识的新纪元。文章继而特别指出，在百年以来的研究中，鲜见有将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就是印度洋的概念突出出来，即把下印度洋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的。学界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国与南亚关系、中国与西亚关系、中国与东非关系等方面，均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作为郑和航海时代一个整体的印度洋却被极大地忽视了，应该加大对该领域的研究力度。其后围绕印度洋整体我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明代中国国际秩序的演绎》，该文聚焦明初以“不征”作为对外关系基本国策，从建国之初就萌生了新的国际秩序思想；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崛起的走势和郑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国际秩序，是明代中国对元朝崩溃后快速变化的印度洋世界的应对对策；指出 15 世纪初印度洋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明代中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集中体现在郑和七下印度洋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区域合作机制的过程。该文为区域史研究走向全球史做出了重要铺垫，我还尝试为 15 世纪初明代中国对外关系建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十五世纪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建构——以明代“下西洋”亲历者记述为线索》一文指出，西方印度洋史与国际关系体系的研究长期以来极为忽视明代中国郑和在印度洋的活动。此文突破了西方的霸权话语，揭示了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史无前例的海洋导向，其不仅在印度洋沿岸形成了统一政权国家兴起和发展的趋势，也开启了构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明朝以“共享太平之福”为宗旨的国际秩序思想，适应了区域内各国的共同需要，维护了海道清宁、人民安业，也维护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与各国公平交易、互惠互利，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活跃发展，实际上起了一种区域整合作用。重新解读朝贡体系，实证下西洋在印度洋建构起一个在合作共享基础上的新的国际体系，并为全球一体化诞生于海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8 年我出版了《明本〈瀛涯胜览〉校注》一书。该书是在 2005 年《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出版 10 年后，全面汇集、考证迄今传世的明清钞刻本与民国以后 27 种版本的基础上，形成的《瀛涯胜览》集大成校注本。该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现存诸本的版本特征，厘清了钞本与刻本之间的关系，梳理了《瀛涯胜览》一书的流传与递藏轨迹（《明代马欢〈瀛涯胜览〉版本考》）。

自 2005 年随中国代表团参加第 20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获得西方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前沿动态后，我开始自觉地以全球史视野拓展明代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研究。近年在这方面先后发表《从〈郑和锡兰布施碑〉看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共生》（2018 年）、《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2019 年）等论文。《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型：基于明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2019 年）一文，将以往的研究进一步融会，聚焦阐释明代中国与满剌加王国建立新型国际互动关系，认为满剌加王国兴起于印度洋与太平洋咽喉之地，对于世界格局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转型有重要的历史作用。《马六甲海峡崛起的历史逻辑——郑和七下西洋七至满剌加考实》（2019 年）一文，则详细考证了郑和七下西洋七次到达满剌加的史实，澄清了迄今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都存在的郑和五次到达满剌加的误解，凸显了郑和对马六甲海峡崛起的重要作用。《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记忆——基于全球史的视野》（2020 年）一文，选取中外史学界鲜少关注的爪哇井里汶，探究地名与港口定位、郑和下西洋与当地关系、苏南·古农·查迪与“中国公主”王珍娘的故事，并由此追寻爪哇自东向西从厨闽、锦石、泗水，到三宝垄、井里汶、万丹、雅加达的港口发展演变史的脉络，以期有助于提高对早期全球化历史面貌的认知。该文指出这些变化均在西方人到达前发生，对以往过分强调西方大航海影响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

本书是我 30 多年对于郑和下西洋研究爬梳史料辛勤耕耘的部分成果，是学习与探索的一份还不够圆满的答卷。当我进入这个国际性大课题的时候，百年以来学界对于这一领域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但大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回顾史实、阐发精神的层面，实证研究仍有不足；而长期以来以西方大航海历史经验为标准，对于中国的大航海多有否定之词。在方法论上，研究实际上有一个学术突破的问题，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郑和下西洋的整体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中国古代中外关系体系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与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的发展有怎样的关系，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我认为，此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尝试去回答。我依循通事马欢的记载寻绎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理念与实践全过程，探究先后整整 28 年间的航海活动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内在逻辑，在海上巡回往复的特性何在，发现此前从未有人全面论证明初人的“西洋”概念，以及“西洋”在明初人认知中的具体范围。明朝人以自己的认知去看待海外世界，明朝人理念中的“西洋”，即今天的印度洋，揭示出实际上明初人的中国与整体印度洋世界关系的概念，那么我们将郑和下西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就是可能的，从而使得郑和下西洋的整体结构特征凸显了出来。

基于第一手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我曾提出明朝以“不征”为特征的外交模式是史无前例的。郑和下西洋处于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今天的印度洋，是明朝人一个已然熟知的海外世界，在我首次发掘的明宣宗《御制诗》中，清楚地表明了明朝人“极天际地”的世界观。在 28 年间，在西洋连接西域的认知理念下，郑和代表明朝在印度洋区域与各国展开交流互动。跟随明朝人走向海洋世界的“宏大叙事”，展现明朝人的眼界，定位于明朝人在印度洋整体区域的航海活动，我提出明代中国国家航海的概念。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明代国家大规模航海，史无前例地反映了中国从农业大国向海洋大国转型的强劲态势。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意义是从海上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揭示了当时明朝人是从“那没黎洋”认识今天被称为印度洋的广阔海域，并将航海活动扩大至印度洋的整体区域，并指出实际上以印度洋为轴心，明朝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不应割裂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与南亚关系、与阿拉伯地区关系、与非洲关系等，而应冲破亚洲，深入了解明朝人对整体印度洋的认知，展现郑和下西洋对于世界格局从区域到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突破西方国际体系研究的霸权话语，反思对于明朝朝贡体系的传统主流观点，探索明朝中国外交的特殊形态，揭示明朝对外关系转变的内在历史逻辑；指出下西洋以后，中国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建立起了一个整体丝绸之路的大格局，是对从区域史到全球史的重大贡献；对于郑和与满剌加王国崛起的关系，不仅以郑和时代亲历者的记述与后郑和时代葡萄牙亲历者的文献记载相结合，复原 15 世纪的历史原貌，而且对时代发展的过程进行历史性长时段的分析与解释，阐释两大洋连接咽喉之地的满剌加王国的兴起；不仅将丝绸之路的轴心转移到海上，为全球化诞生于海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将几千年东西方交往重心从亚欧大陆不可逆转地转移到海上，同时也引领了印度洋回归太平洋的世界发展趋势。由此，一个整体的全球史自海上呼之欲出，明代中国的大航海拉开了全球史序幕。进一步探讨，郑和下西洋不仅在中国内部，而且在远航的广袤地域，均产生了意义深远的重要影响，是中国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贡献。历史的不断探求不仅是一个学术过程，而且是在知识领域构建话语权的过程，这里的研究为补充学界一直以来缺乏的古代丝绸之路完整的体系构建和体系化的话语系统建构，做出了绵薄贡献。

最后的 5 篇外文论文基本上是在国际会议的发言稿，发表在英国、日本、马来西亚、德国等地刊物与论文集，在此衷心感谢帮助刊发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美国明史学会第一任会长范德（Edward L. Farmer）与译者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教授，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文平强（Voon Phin Keong）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

不言而喻，30 多年来，我的工作主要是从文献出发的研究，感到遗憾的是我也曾经计划开展社会调查，特别是海外遗迹的考察，我认为那将开启郑和下西洋研究新的发展阶段，不料先为马航事件，后为新冠疫情所阻。因此，我只能先将自己30多年爬梳整理文献史料的研究论稿结集呈现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沿着个人学术理路的发展，其中论文是陆续发表的，思路与论证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延伸，所以若干论文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一些内容难免重叠，是原来已形成的；为了不影响全篇的完整，故除个别篇发现明显错误而略加改动外，其余均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尚祈读者见谅。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多年以来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鼓励与支持的师友，感谢科学出版社编辑的辛勤工作。由于论稿篇幅较大，编辑团队逐一核对引文，审读全书，组织英文、日文的外审及编绘郑和七下西洋航线图，兢兢业业，并让我的一篇新作《何以全球化：明代中国与世界》列入此书。至于论稿中挂一漏万和存在的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万 明

2024 年底

于北京万寿秀庐

本文为《明代中国的大航海——郑和下西洋论稿》（万明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4. 12）一书“自序：不懈的追求”，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审图号：GS（2024）5099 号

ISBN 978-7-03-079262-4

责任编辑：李春伶 李秉乾

郑和下西洋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达到的新高度，成为人类航海史上的巅峰时代。本书作者长期耕耘明史，在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本书将作者在郑和下西洋领域30 多年爬梳整理文献史料的研究论稿结集展现，以飨读者。论稿收录中文 40 篇，外文5 篇。其中中文论稿分为史实考析、回眸思考、史料开掘、意义阐释、文化视域、全球视野六部分，外文论稿另附其后。

本书适合对明史、中外关系史、郑和下西洋相关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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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学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