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信鼻祖王铮：演绎从被俘中尉到开国中将的人生传奇！

摘要：1931年1月6日，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一天。但是，就是这一天，在江西的一个小村子，无声无息地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它将改写中国革命的命运。

1931年1月6日，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一天。但是，就是这一天，在江西的一个小村子，无声无息地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它将改写中国革命的命运。

从这天开始，中国工农红军用兵如有“神”相助。这个“神”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而这背后神助的人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从被俘中尉走到了开国中将，《参考消息》、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是他的杰作，他甚至把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最终办成了中国电子信息类第一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因位于西安，故又简称西军电，即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他还是我国邮电、气象、雷达和电子对抗事业的奠基者和开路先锋。毛主席逝世后，他被定为主席守灵人，也是唯一入选中国100年科学家辞典的高级将领……

他就是曾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邮电部党组书记、通信兵部主任、第四机械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被毛泽东称为“我军通讯工作开山鼻祖”的开国中将王铮。

王铮

半部电台开启红军无线电通讯先河

王铮，原名吴人鉴，1909年出生在江苏武进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他就反应灵敏，聪慧好学，17岁那年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1928年他又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后又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学习，期间，参加北伐军第二军四师，担任师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

这一经历成了他的加分项，1930年王诤从黄埔军校毕业，就被调入国军的王牌十八师，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并晋升为中尉军衔。

1930年11月5日，国民党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2月30 日，由于骄傲自满，孤军冒进，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战斗中，全歼国军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活捉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俘敌9000余人，同时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子弹100多万发，无线电台一部，俘虏电台报务员吴人鉴等16人。

不过，这部电台只有15瓦的功率，缴获时还被红军战士误砸，导致不能发报，只能接收，相当于半部电台。

这半部电台成了中央苏区通信工作的红色种子。

被俘后，在朱德劝说和感召下，吴人鉴改名王诤，他和另外9名愿意留下来的通讯人员一起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和朱德如获至宝，当即高兴地接见了他们。

1931年1月3日，受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后第三天，王诤就在宁都县用半部电台收抄到了国民党军队重要情报。根据这一情报，当天，红军在前线又击败了谭道源部，缴获电台1部、电话总机3部、电话单机20余部。

无线电在战争中的独特作用，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迅速建立无线电通信机构，加速培养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1931年1月6日，在红军总部驻地江西省兴国县（今宁都）的小布镇“龚氏家庙”正式架台成立了中央红军无线电台，王铮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大队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旧址“龚氏家庙”

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技侦情报工作创建日。

同一天，在小布镇赤坎村的土楼里，依靠着“一部半”电台，拥有12名学员的红军第一届无线电队训练班开班。王诤担任教员，他自编教材，自制教具，短短4个月时间，我军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初见雏形。

年底在培训班基础上，苏区又建立了红军通信学校（这就是西军电的前身）。

自1931年2月起至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止，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 造就了中央红军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才。这些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陆续被派遣到闽赣、湘赣、湘鄂赣苏区工作。

从此，中央苏区与各苏区，红军总部与各军团电台的联系相继建立起来，原先被国民党分割的根据地靠红色电波也连接起来，红色电波讯息越过万水千山互相传送。另外，王诤等人经过数月不间断地守听、呼叫，也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无线电联系，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情报又通过无线电及时传回各个苏区。

1931年11月7日，王铮以抄收的新闻稿为素材，在瑞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被命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广播电台”，并且由此还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呼号定为“CSR”。这正是现在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王诤还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增加人员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经过翻译、编辑，定名为《参考消息》。

王铮在苏区

无线电队成为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931年5月，蒋介石再次调集18个师约20万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一倍），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20万敌军压境，形势十分危急。这时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敌人的围剿，成为摆在中央领导面前的头等大事。

正在中央领导为此绞尽脑汁时，王铮成功截获并破译了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金钰致电“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密电，为红军提供了准确情报。得到情报后，中央马上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连夜行军包围第五路军，追击敌方700里，歼敌3万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

6月，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亲自带领30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根本没有想到国民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卷土重来。就在这危机关头，王铮再次截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进攻苏区的情报，中央得到情报后，立刻调集军队伏击国民党军，并取得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的胜利。

由于破译敌人情报有功，王诤被毛泽东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1934年王铮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央红军情报局一分为三，王铮任三局局长，也就是通讯局局长，参加了长征。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1931年1月6日开班后，几经调整，在长征开始前成为通信教导大队，并以“红星第三大队”为代号，坚持办学。这一成效很快在长征中显现出来。

长征期间，无线电台成为军委指挥各军团的唯一通信工具，而此时红军无线通信已初具规模：报务、机务人员达200余人，拥有17个无线电分队和17部电台，初步形成三大主力红军部队相互联通、重点方向可以保障的基本态势，这对于军委对各军团的统一指挥，确保了红军步调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王铮又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另立中央，中央急于恢复与二、六军团联络，以更加有力、有效地与张国焘作斗争。而张国焘利用红军总政委身份，控制了中央与二、六军团联络的密码，周恩来代表中央几次去电索要，都被拒绝。

王诤根据周恩来指示，以周恩来名义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电台联络，询问他们的情况，但被张国焘截获，张国焘以中革军委名义对二、六军团发号施令，中央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络失败。

为了尽快与红二、六军团建立联络，争取力量与张国焘斗争，王铮按照中央指示，日夜捕捉红二、六军团无线电讯息，终于在二、六军团电台与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800余字的电报时，捕捉到了红二、六军团电台信号。王诤亲自上机用明语呼叫：

“我是总队长王诤。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

阎知非上机后，双方用英语明码通话，使得中央和二、六军团恢复了联系。

事后，毛泽东高兴地拍着王诤的肩膀说：

“好哇，王诤同志，你为党、为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毛泽东接见了三个方面军的全体通信官兵，赞扬了他们为赢得胜利和保护电台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时刻监督日军动态和全面指挥部队，王铮创造性地构建起无线电通信联络网。

在延安，他建立了八处战略无线电网络，初步建成以延安为中心，沟通党政军，辐射全国各部队、各根据地、游击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完成了军委战略指挥通信体系的建立。

此后，王铮又先后培养200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派往敌战区，以各式各样的身份通过电台传递情报。

抗战胜利后，王诤派遣延安的部分通信领导干部赴各大解放区工作，建立起由700多部电台构成的通信网络，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做好充分的通信准备。

1945年11月，王铮担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在三大战役期间，他手下的军委总台每月电报量从90万字增加到140万字，特急电报每天数不胜数。王铮每天交给中央各野战军电报高达1000多份，中央起草的作战电报就400多份。

为此，周恩来曾感慨：

“在西柏坡，我们不发枪，不发粮，不发人，只是天天发电报！”

正是通过无线电通信，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可以洞察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军通信兵已经成为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国军民夺取胜利的一把利剑。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尤其是电子工业、尖端科技更是一片空白。为此，王铮提出了一个共用通信网（国家电信网）和两个专用通信网（军队和铁道）的建议，并带领专业人员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克服万难，建造了第一个由国家统一管理经营的邮电通信网。

1955年9月，大授勋时，由于他所做出的贡献，一枪未放的王铮被中央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雷达和电子对抗的开路先锋

1963年2月，国家决定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3月25日，王铮被任命为四机部部长、党组书记。

履新伊始，王铮立即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制定电子工业的发展战略和方针。在他主持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逐个走访海、陆、空三军，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调查研究之后，拟就了《关于现代无线电电子工业的作用和中国无线电电子工业发展建设问题的报告》，正式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报告系统地论证了现代电子技术同“四个现代化”的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电子工业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方针。

针对美军驻台湾空军U-2中队屡次进犯大陆领空，他还组织专家技术人员用电子抗干扰技术，先后击落5架U-2飞机。利用被击落的U-2飞机残留的400瓦短波单边带电台，他又组织四机部第十研究所攻关，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试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全半导体化的400瓦短波单边带航空电台。

击落U-2飞机

在此基础上，王铮要求把这一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其他产品。先后派生出200瓦、50瓦、15瓦、10瓦以及800瓦、1.6千瓦、5千瓦、10千瓦、30千瓦等全系列的单边带短波电台，使中国的短波无线电通信设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这种电台除部队装备外，还推广应用到有关国民经济部门。南极长城站所用的1.6千瓦短波单边电台，与北京等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通信联络。

1972年，王铮主张开展电子对抗产业发展，并亲自前往中越边境雷达站对美军干扰情况实地考察，回来召开电子对抗工作座谈会。在1975年，王铮被任命为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在王铮领导下我军电子对抗产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9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军向世人展示了电子对抗的威力，人们对王铮的先见之明无不叹服。

他的家人接续谱写传奇故事

王铮不仅自己演绎传奇故事，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人也不断地谱写新的传奇。

王诤的夫人秦岩，1921年出生于安徽宿县，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44年开始任军委三局译电员。

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人公李侠原型李白就是王铮的学生，李白的夫人裘慧英曾说过：

李白每次从上海发回的情报，都是王诤夫人秦岩在延安接收的。李白被逮捕前发出的最后六个字：永别了，同志们，就是秦岩译收的。

王诤的两个儿子也非常优秀，一个中将，一个少将。

长子王苏民，子承父业，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后来还担任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将军衔；他的另一个儿子王建新，在解放军南京通信工程学院也学了与通信有关的专业，毕业后再读研究生，后分配到总参谋部第61研究所，从事军事指挥自动化研究，后来担任所长，为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