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乡锻炼的这四年中，我被大队领导看上了，在当民办教员之前，就想让我到大队任职，先是民兵连长，又是团总支书记，都被我婉言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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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军散文集

一年的特殊锻炼

文字；孙绍军 / AI制图：王珊

回乡锻炼的这四年中，我被大队领导看上了，在当民办教员之前，就想让我到大队任职，先是民兵连长，又是团总支书记，都被我婉言拒绝了。

我都当3年教师了，他还没忘这茬儿。原来的会计只有小学文化，账目弄得挺乱，往上边的报表总不合格，给撤了。也有几位想干，大队还不用。这又开始琢磨我了。

实话实说，我对会计这一行，一点都不懂，具体的账目分科都得从头学起。

我爸爸以前在县税务局工作过，“下放”到农村后，生产队几次让他当会计，可他说啥也不干，他说，“为了这十个阿拉伯数字，翻过来调过去，没有挣只有赔，弄不好还得担责任”。

我倒不是怕担责任，学个会计也不是很难，关键是我根本不可能在农村干一辈子，会计缠身子，不是说走就能走得开的，所以没答应。

当时进驻大队有个工作宣传队，一个是爸爸的同事，原先的公社社长，一位是我中学校长，还有一个叫崔大学的，这么一串通，以我爸爸是党员的身份找谈话，我爸爸拗不过他们，回来又做我的工作，就硬把我给折腾去了。

找我谈话更简单，“你爸爸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你是我们的重点培养对象，大队需要你，年轻人要有作为，要为大队有所分担，这是你锻炼的最好机会。”那时的私心不重，还是从大局着想，以大局为重。

当时大队有一个党支部书记，一个副书记，一个主任，一个治保主任，我分工为革委会副主任兼会计，是最年轻的。

介入工作后，没什么负担，学中干，干中学，接受这个特殊的锻炼吧。

会计工作方面，账目没有直接交给我，很多人的意见，都是要交给我一份完整、清楚的账本，这个乱摊子不能交接。

前边的账交给一个干过的人去整理了，挺长时间也没交上来，好像理不清了，于是就重新立账了。

我实际上也没记几笔账，科目都没分，就一本收入、支出的现金账。主要是做主任的事务性工作了。什么统计生产进度呀，上报什么报表呀，替书记、主任去开会呀，到各屯蹲点儿呀等等。

在那个圈子里工作挺不容易的，我和这几个人单独配合时，都很好，也很顺。但是他们都在的时候，就不知听谁的了，不知按谁的方向去做了。

比如向上级报生产进度，有的主张多报，有的喜欢少报，各有各的想法，都想突出自己的成绩。主张多报的是突出当下的成绩；主张少报的是想打下埋伏，留有余地。表面上基本和气，暗地里也存在勾心斗角，让我无所适从，有些烦。

春季播种，上报进度，夏季铲趟要报进度，秋季收割要报进度，预报产量天天报，冬季打场报进度，粮食总产也总是预报数字，一直到粮食进家为止。

都说数字是严谨的，可那时当值的干部也真的没法说。

大队的工作要按照公社的中心目标进行。秋收报产量预算，我根据各个生产队会计报来的产量，集中拢了一下，让领导看了，把统计数字用电话报上去了。不一会儿，电话就打回来了，说这数字太保守，又报了一次还不行。我就找领导商量，把上级的话学了一遍，书记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紧接着公社就连夜召开了会计、书记会议，产量要把秋季啃青的量加进去，其实就是多报、虚报，讨好县里。“啃青”就是苞米还没成熟时，为了解决当时的困难，提前掰下来吃的，这一项，哪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啊？吃了多少？无法考证，这个数太悬殊了，更不实际。怎么加？我不会，也不敢。还是公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教我，才填上的。这位社长曾经被打成过右派，恢复职务后胆子够大。回来向大家一汇报，有的真吓一跳，那就是个“假数”。

打场了，要进度，放卫星。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放卫星，其实就是打夜战，连轴转，突击产量，打出的粮食要达到多少多少吨，实现目标。

为了求实效，干部分别到生产队蹲点儿。我去的是远一点的小八队，一个朝鲜族队，吃住在那个屯儿。还好有个原来的团支部书记是那个队的，有个熟人，有了他的陪同，方便多了。要不语言交流都是个问题，我的话他们能听懂，他们要是不说普通话，我根本听不懂。

民族的生活习惯也有区别，朝族的菜是辣口，尤其是咸菜，我吃的很费劲。

虽然我的同学也有朝鲜族的，毕竟没去过他们家。民族的特点是第一次接触，吃饭时，每人一大碗饭，盛得满满的，上面圆圆的，好像是两碗扣到一起的，根本吃不了，旁边还放一碗汤菜，这是个人的，看着不敢吃，饭太多了，尽管我饭量大，也得剩，特别尴尬。经过介绍才知道，饭可以剩，但要靠一面吃，像掏窑洞似的，汤菜不能剩。咸菜是共用的，这才敢动筷子。

吃完饭都喝压锅水，这个压锅水是饭掏出来后放的水，趁余热把饭锅巴泡在一起，有点儿微微的糊味儿，像喝咖啡，他们说是“原汤化原食”，有助于消化。

那时的社员听话，真的愿意顶着月亮光干。夜晚的天有点凉了，都不走。那天还没风，不能扬场，就拿簸箕簸，社员累得够呛，任务完成得也不好。

电话里总催问，把书记急的不得了，真是看到了当基层头头的难处了，一把手不好当啊！

我们几个干部分散下去到各队蹲点儿、监督，反馈回来的数量，怎么也达不到指标数。

书记急忙召集各队的队长连夜开会，我们也回到大队部，会议正在进行呢，公社又来电话了，让我们火速到公社开会，姚书记一听，晕了，从炕沿上一下子就栽倒在炕里了，险些摔到地上。他胆战心惊地说：“这是针对我来的，是要撤我呀。”

我们都说，不会，完不成任务也不是我们一家，也是上边追的急吧。一看这情景，我自报奋勇了，“会我去开吧，书记好好休息”。我和李主任步行30里到了公社，走了近3个小时。我们到的时候，会议快结束了，单给我们补的会议内容。

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就是核实数字，催促加大数量。那还能咋办？反正有人担着，报呗。啥叫浮夸？这回算是领教了。

回到家，天快亮了。也没休息，又到蹲点村去了。

再去公社开会时，领导没有批评我们，反倒表扬我们落实上级精神不打折扣，还特意提提我，年轻有干劲儿，有闯劲儿。

公社要自然状况的调查表是常事，由于原来的账目不在我这，原始资料不全、不准，我只能到各个屯会计那要数字，重新收集。结果我一报上去，人家就给我返回来了，说是与上年不符，我还得再统计。把去年的报表也同时收集上来，结果还是对不上。

没办法，我只有拿着报表到公社财经那现对，哪块不符就改哪，就按照数字对着算，碰上就行呗，不一会儿我就弄完送去了。

公社主管的是王会计，他最爱刁难人，嘴又非常损，好多老会计都怕他。我没领教过啊。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说你长膀儿了？” 我反问：“怎么了？” 他说：“你家离这有30里路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实话实说：“我没回去啊”。他没好声色地质问我：“那你的数字是哪来的？” 我回答：“算的啊。”

他开始讽刺我了：“你小子行啊，那人数，你也能现啊？”

在会计堆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也没有那么多经验，也就实实在在地说：“那你让我咋办？跑回去也是一样，按实际的统计上报，你说与上年对不上，按上年的报表改填，你又说与实际不符合。你不就是让按照你的表，给做平了就行吗？在哪算还不一样？”

我这一说，他吃不住劲了，他与我爸爸认识，倚老卖老，“你小子，我还整不了你了哈？不和你说了，我找你们书记去”。

我说：“那好，没事儿我就回去了啊。”

好像谁都不敢和他这么说话，他牛得过头了。我的话令他一时语塞，气得够呛，似乎都有点哆嗦了。可我又没错。我不了解他，没想到他会那样。事后有人跟我说了，说我“真不知天高地厚”。

不过他似乎并不记仇，以后见我没像以前那样了，客气多了，也不知为什么。

年底了，工作转向了，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是公社指名的，这个大队在文艺方面是公社出了名的，每年冬季的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都有他们的演出，我上学时，假期就参加过。

我在全大队已经挂号了，自然躲不过。大队部的会上直接点了我的名，“你负责吧，我们谁能行啊？”

根据当地农村的现状，有文化的少，以前背台词，是靠人一句一句的教，太费劲了，所以我决定找在校读书的学生，正好放假，还有集体户的知识青年。

得到书记同意了，筹备、组织费了不少力气。大会誓词，我写完，指派一名知识青年与我一同朗诵，并以大型舞蹈配合，效果很好。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演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收到了一致的好评。还到附近的临县去慰问演出过。

招生工作开始了，本来我是应该走的，按年限已经够了。大队却委派我负责此项工作。

大队李主任替他的儿子说情，直接和我侃，东北人就这样，说话可仗义了，拿老一辈的资格来耍大牌，“大侄子，我求求你，这次招生是应该你走，可是你得帮帮我呀，我儿子是初中生，你是知道的，明年要是实行考试制度，他就没希望了。” “你是高中毕业，又是高材生，考试没问题呀，就让我们一年吧，好吧？就算叔叔求你了！”

大队工作队的人也帮助说情，“大队还需要你，深造不差一年，再帮大队干一年吧。”

同时又托人找我爸爸，我爸爸虽然耿直又倔强，但个人之间人情的事儿，还是犹豫、心软了。爸爸不好意思拒绝，我又不能驳爸爸的面子，于是就晚走了一年。

那时，上级带帽下来的指标挺多，有照顾的，有保送的。我去开会，领导直接就交代我一定要把此事办好，专项指标不占名额，谁的就是谁的，不要串用。

那年我送走了5名学员，其中2个知识青年，2个在乡青年，1个特殊指标。

各大队学校办初中戴帽，为了方便就读，办高中一年，尽管按政策，原来在哪个大队的老师，就回哪个大队学校教学，仍是不够用，又把我从大队抽调回学校教高一，当班主任。

一段大队干部的履历结束了，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是因此，对于管人的事情有点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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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绍军

审稿 / 排版：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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