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妈，求您了，爸生病了，医药费就差这点钱。＂我咬着嘴唇，站在岳母面前，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妈，求您了，爸生病了，医药费就差这点钱。＂我咬着嘴唇，站在岳母面前，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北风吹过窗棂，发出呜呜的响声，我的心也跟着颤抖。

我叫周明阳，今年三十七岁，是这座小城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名会计。

1992年，我和李秀芬结婚，按照当地风俗，我入赘了李家。

这一住，就是九年。

九年里，我的工资卡一直掌握在岳母手中。

刚开始入赘李家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

那时候，我和秀芬都在纺织厂上班，我是会计，她在车间当女工。

我们的工资都不高，每月加起来才七百多块，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也就够温饱。

结婚那年，秀芬的父亲因病去世，留下她母亲张桂兰一个人。

按照当地习俗，女婿入赘是为了给老人养老送终，我也就认了这个理。

邻居老王曾经拍着我的肩膀说：＂明阳啊，以后你就是李家的顶梁柱了，可得撑起这个家啊！＂

我憨厚地点头，心想我一定不会让秀芬和岳母失望的。

张桂兰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瘦高个子，腰板挺得笔直，眼神锐利如刀。

在街上开了家小杂货铺，天不亮就起来，挑着担子去批发市场进货，日落才回家，勤快得很。

婚后第二个月，她把我叫到跟前，在昏黄的灯光下数着账本。

她推了推眼镜说：＂明阳啊，你们年轻人没啥经验，钱攒不住。＂

＂以后你们工资都交给我保管，家里大事小情我来安排。＂

我当时虽有些犹豫，但看秀芬点头如捣蒜，也就答应了。

毕竟在那个年代，家里钱财由老人掌管是常事。

我想着反正吃住都在一起，钱不钱的无所谓。

没想到，这一管就是九年。

最初几年，日子倒也过得顺当。

我和秀芬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帮岳母看店。

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我们店里的黑白电视总能吸引不少邻居来看《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店里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1994年，秀芬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那年冬天特别冷，她经常搓着冻得发红的手，站在单位大门口等我一起回家。

看着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省下午饭钱给她买了条围巾。

＂你看你，钱应该用在刀刃上，＂岳母知道后皱着眉头说，＂攒钱要紧！＂

同年九月，秀芬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丫丫。

为了照顾孩子，张桂兰主动提出不再让秀芬上班，专心在家带孩子。

＂厂里不是要减员增效吗？反正女工工资低，不如留在家里带孩子。＂岳母斩钉截铁地说，秀芬也没反对。

这样一来，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生活一下子紧张起来。

＂钱少了，更得攒着点。＂张桂兰严肃地说，继续掌管着我的工资卡，那张小小的蓝色农行卡，成了我生活的枷锁。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我先到单位财务室领工资条，再把工资卡交给岳母。

她会在油灯下数着钱，眼睛里闪着光：＂明阳，你放心，这钱我都给你们存着呢，将来给丫丫上学、买房子用。＂

秀芬在一旁缝制丫丫的小衣服，听到母亲的话，满足地笑了，对我使个眼色，示意我别担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街上出现了第一批大哥大，厂区喇叭里播放着邓丽君的甜美歌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这座小城。

我的工资也从最初的四百多涨到了八百多。

1998年，我通过层层考核，被提升为纺织厂的财务科副科长，工资达到了一千二。

同事们都羡慕地说：＂明阳啊，你这是平步青云啊！咱厂现在多少人盼着这个位置呢！＂

每次加薪，我都暗自高兴，觉得对不起妻子和岳母的亏欠少了一些。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家里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我工资的增长而改善。

我们仍住在老房子里，泛黄的墙纸上爬满了裂痕，天花板上的灯泡总是忽明忽暗。

家具陈旧褪色，那张结婚时买的木床，床板已经塌了一角，我用砖头垫着。

丫丫的衣服多是邻居家孩子穿剩下的，小姑娘懂事得很，从不嚷着要买新衣服。

每逢厂里开大会，我坐在后排，看着那些穿着体面西装、打着领带的科长们，不由得低头看看自己泛白的衬衫和起球的裤子，心里酸酸的。

每次我想买些东西改善生活，张桂兰总会说：＂别乱花钱，日子过紧点没关系，有个积蓄才踏实。＂

＂瞧你那点出息，人家李厂长家的娃儿都上特长班了，你还想着买新衣服？＂这样的话，我听了无数遍。

有时候，借着酒劲，我会悄悄问秀芬：＂你妈到底存了多少钱？＂

秀芬总是摇摇头，把手中的针线活放下：＂我妈做事有分寸，肯定是为我们好。＂

接着又叹口气：＂她是怕我们像我爸那样......＂

这话题就这么被岔开了，我也不好再追问。

其实每次想到秀芬的父亲，我都心有余悸。

据说他是个爱面子的人，借钱建了两层小楼，却因病一夜之间变卖了家产，最后留下孤儿寡母。

也许，这就是岳母如此节俭的原因吧。

我也曾试着向岳母要过钱，比如单位组织去庐山旅游，或者同学聚会，但每次都被拒绝：

＂那都是浪费钱的地方，不去也罢。＂

＂你那些同学，有几个混出名堂的？去了也是被他们看不起！＂

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再开口。

同事们背地里叫我＂妻管严＂，我只能苦笑。

其实严格来说，我是＂岳母管严＂。

那年我生日，秀芬瞒着她母亲，从卖鸡蛋的零钱里省出来二十块，给我买了条领带。

我欣喜若狂，却又不敢在岳母面前戴，只好放在单位的抽屉里，开会时才偷偷系上。

想到这里，我不禁觉得可笑又可悲。

堂堂七尺男儿，竟连条领带都要偷偷摸摸的。

2000年，厂里开始改制，那段时间人心惶惶，不少工人下岗回家。

我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会计师，工资涨到了两千多。

按理说，这在小城里已经是不错的收入，可我依然没有支配自己钱财的权利。

每次发工资，依旧是工资卡直接交给岳母，然后她给我五十块钱的零花钱，说是＂够你抽烟喝茶了＂。

我蹲在家门口的石阶上，看着门前的槐树沙沙作响，听着远处收音机里传来的《新闻联播》声音，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廉价的红塔山，心中的苦涩无人诉说。

那年冬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查出了肺部感染，需要住院治疗。

父母离婚后，父亲一直独居在县城里，靠着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心如刀绞，立马向岳母要钱。

＂要多少？＂张桂兰皱着眉头问，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耐烦。

＂医生说需要三千块，我先拿两千去。＂我小声说道，声音都在发抖。

＂两千？！＂张桂兰惊讶地瞪大眼睛，手中的算盘珠子叮叮当当响，＂太多了吧？你爸不是有医保吗？＂

＂医保报销后还需要自费很多，爸现在情况不太好。＂我解释道，＂药都是进口的，报销比例低。＂

张桂兰沉默了一会儿，眉头紧锁，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五百块钱：＂先拿这些去，看看情况再说。＂

＂爸病得不轻啊，五百哪够...＂我试图再争取一些。

＂这些年你爸给过你什么？离婚时把家产全分了，连你妈都不管，现在倒想起你来了？＂岳母语气严厉起来，＂我还要给丫丫攒学费呢！＂

我攥着那五百块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秀芬在一旁欲言又止，最后拉了拉我的袖子，小声说：＂先去看看情况吧。＂

父亲生病，我这个做儿子的竟然拿不出钱来。

我没有争辩，默默地接过钱，转身离开。

到了医院，见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比我记忆中瘦了许多，脸色灰暗，呼吸急促，一双曾经有力的手如今骨节突出，皮肤松弛。

病房里有股刺鼻的消毒水味，混合着隔壁病人煮的中药气息，让人喘不过气来。

看到我来，父亲勉强笑了笑：＂儿子，来啦。＂

声音虚弱得像风中的落叶。

医生告诉我，父亲的病情比想象的要严重，需要做手术治疗，费用大约在三千左右。

我手里的五百块钱远远不够。

当晚，我给秀芬打电话，请她帮我向她母亲再要些钱。

那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物，我是在医院走廊的公用电话亭打的，投了五毛钱硬币，电话那头传来秀芬的声音。

＂明阳，我妈说家里最近投资小店，手头紧张。＂秀芬的声音中带着歉意，吞吞吐吐的，＂她说最多再给你五百。＂

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我站在电话亭里，迟迟不肯走出来。

外面，医院的白炽灯照在走廊上，形成一片惨淡的光晕。

我无言以对。

九年来，我的工资卡一直在岳母手里，我赚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为什么在父亲生病的紧急关头，我竟然拿不出三千块钱？

同事家的孩子病了，他二话不说就垫付了五千医药费，我竟羡慕得眼睛发酸。

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整夜，秋风从窗口吹进来，带着深夜特有的凉意。

我反复思考着这九年来的生活，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丫丫穿着邻居家孩子的旧衣服；秀芬用针线缝补我磨破的袜子；我蹲在门口抽着廉价香烟的身影。

九年，够一个孩子从呀呀学语到小学毕业。

九年，我凭什么连三千块钱都拿不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向医院借了病历本，去附近的银行。

那是一家新开的农业银行，大理石地面擦得锃亮，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面带微笑，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现代化场所。

＂我要查询一下我的工资卡余额。＂我对柜台服务员说，嗓子因为一夜未眠而沙哑。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服务员礼貌地回答。

我掏出身份证，然后迟疑了，工资卡在岳母那里。

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可笑——三十七岁的人，连自己的银行卡都不在自己手上。

＂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服务员问道，眼神中带着疑惑。

＂我的卡丢了，能不能凭身份证查询？＂我硬着头皮问，感到一阵难堪。

＂可以办理挂失和补办，但需要等几天。＂服务员解释道，＂如果是紧急用钱，您可以去找发卡行申请临时取款。＂

我谢过服务员，匆匆赶回了家。

屋里只有岳母一人，她正坐在那张旧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算账，记账本摊开在膝上，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

阳光从窗户漏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竟有几分苍凉。

＂妈，我爸病情严重，需要做手术，我想取一些钱。＂我直截了当地说，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

张桂兰抬起头，眼神复杂：＂明阳，我知道你爸病了，但是家里真的没有多余的钱。＂

＂那我的工资卡呢？九年了，我的工资应该攒了不少吧？＂我鼓起勇气问道，声音有些发抖。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问起这个问题。

岳母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她把老花镜摘下来，静静地看着我：＂那钱是给丫丫上学用的，不能动。＂

＂妈，现在是紧急情况，我不会把钱都取出来，就拿三千块。＂我恳求道，＂爸如果不做手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他当年离婚时怎么想的？有没有想过你？＂岳母突然激动起来，＂我看他就是装病！＂

这话太伤人了。

我脸色一变：＂妈，您这话就过分了。不管我爸妈当年为什么离婚，他都是我爸，现在他生病了，我不能不管。＂

张桂兰被我突如其来的强硬态度震住了，她沉默了很久，眼神闪烁，似乎在权衡什么。

门外，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丫丫的小风车在风中轻轻转动。

终于，她叹了口气，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了我的工资卡：＂密码是你结婚的日子。＂

我颤抖着接过工资卡，多少年了，我第一次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张小小的蓝色农行卡，承载了我九年的血汗，如今终于回到了我手中。

赶到银行，我插入卡片，输入密码，1122，我和秀芬结婚的日子。

查询余额的按钮按下去，我的心跳如鼓，等待的几秒钟像几个世纪那么长。

当屏幕上显示余额为2463.25元时，我愣住了。

九年来，我的工资卡里只剩下两千四百多块钱。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查了一遍余额，数字依旧。

我又查询了最近半年的交易记录，发现每个月都有大笔取款，几乎是把工资取得一干二净。

站在ATM机前，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身后排队的人开始不耐烦，有人小声嘀咕：＂这人怎么回事，哭什么哭。＂

我顾不上擦眼泪，把钱全部取了出来。

回到医院，我交了两千块钱住院押金，安排父亲做了检查，医生说手术需要再等两天。

那种无力感和挫败感如潮水般涌来，我靠在医院走廊的墙上，望着门外的一片银杏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

下班后，我回到家里，秀芬正在院子里搓衣服，木盆里的水已经泛灰，她的手泡得发白，指尖有些皲裂。

看到我回来，她赶紧站起身：＂爸怎么样了？＂

我没有回答，直接走向岳母的房间。

张桂兰正坐在镜子前整理头发，看到我进来，有些慌乱：＂明阳，你回来了。＂

我没有质问岳母钱去了哪里，只是平静地说：＂爸的手术后天做，我把卡里的钱都取出来了。＂

张桂兰的表情有些慌乱，手中的梳子掉在地上：＂明阳，你听我解释。＂

＂这些年，家里开销很大，丫丫上幼儿园，我的小店投资，还有...＂

我摆摆手，打断了她：＂妈，我不想听解释。＂

＂我只想知道，这九年来，我的钱到底去哪儿了？＂

＂都用在家里了。＂张桂兰的眼神闪烁，不敢直视我。

＂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一直没有改善？为什么丫丫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为什么家里的电视机还是十年前的老物件？＂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却很坚定。

＂房子漏水，你说没钱修；丫丫要上学前班，你说不着急；我爸今天病了，你却说钱不够。＂

＂那这些年我挣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张桂兰沉默了，低下头去，肩膀微微颤抖。

院子里，丫丫的笑声传来，她正在追一只花蝴蝶，纯真无邪。

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勇气和决心。

那晚，我和秀芬谈了很久。

月亮从窗外照进来，洒在床沿，投下斑驳的影子。

她也不知道她母亲把钱用到了哪里，但她相信母亲不会做对不起我们的事。

＂明阳，我妈年纪大了，肯定是有她的安排。＂秀芬试图安慰我，声音轻柔，＂也许是存起来了，只是没告诉我们。＂

＂你看她平时多节俭啊，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我苦笑着摇摇头：＂秀芬，九年了，我连给自己父亲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你觉得这正常吗？＂

秀芬沉默了，眼睛红红的，轻轻握住我的手：＂明阳，对不起。＂

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庞，心里一阵酸楚。

其实我知道，她也是受害者，这么多年来，她过得并不比我好。

＂秀芬，从今天起，我的工资卡我自己管理。＂我坚定地说，＂我不会亏待丫丫和你妈，但我也要有自己的尊严。＂

秀芬点点头，眼中含着泪，靠在我肩上：＂明阳，我支持你。＂

第三天，父亲的手术很成功，但后续治疗还需要不少钱。

我回到单位，向领导借了两个月的工资预支。

这是我第一次在单位借钱，羞愧感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李科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明阳，有困难大家帮忙，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听到这话，我鼻子一酸，差点流下眼泪。

多年来，我在同事面前总是低着头，讪讪的模样，仿佛欠了他们什么似的。

原来，他们一直把我当兄弟看待。

父亲住院期间，我每天下班后都去医院照顾他。

有一天晚上，父亲醒来，看到我趴在床边打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

他的手上还插着输液管，青筋暴起，皮肤松弛泛黄。

＂明阳，累了吧？＂父亲的声音很虚弱，像一阵微风。

＂不累，爸。＂我揉了揉眼睛，给他倒了杯水。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父亲突然问道，眼中透着关切。

我一怔，不知该如何回答。

如果说好，为什么我连给他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如果说不好，又显得我这些年都白活了。

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入赘不容易，但能有自己的家，比什么都强。＂

＂当年我和你妈离婚，让你吃了不少苦。＂

＂爸，别这么说。＂我哽咽道，＂这事不怪你。＂

＂明阳，男子汉要有骨气。＂父亲握住我的手，他的手粗糙而温暖，＂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挺直腰杆做人。＂

＂记住，你姓周，不管嫁到哪家，你都是周家的根。＂

父亲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积压已久的锁。

是啊，我何时变得如此软弱，连自己的工资都不敢掌握？

我望着窗外深蓝的夜空，星星隐约可见，突然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在院子里乘凉的情景。

他指着天上的北斗七星，告诉我那是指路的星辰，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如今，我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的北斗星。

父亲出院后，我送他回了县城的家，那是一间简陋的小平房，墙角有些发霉，但收拾得很干净。

他指着墙上一张旧照片对我说：＂这是你小时候，多精神的小伙子啊。＂

照片上，十岁的我骑在父亲肩头，笑得眉眼弯弯。

那时候，我多骄傲啊，觉得自己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如今，看着他苍老的背影，我悄悄擦了擦眼泪，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处境。

回到自己的家，餐桌上，我郑重地对岳母说：＂妈，以后我的工资卡我自己保管。＂

张桂兰放下筷子，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睛里闪过复杂的情绪，然后点点头：＂也该你自己管了。＂

语气中竟带着几分释然。

秀芬惊讶地看着我们，似乎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容易解决。

＂不过，＂我继续说道，＂我想知道这九年来我的工资都去了哪里？＂

张桂兰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走向里屋。

不一会儿，她拿出一个旧布包，从里面掏出一本存折。

那是本绿色的农业银行存折，边角已经有些卷曲。

＂给，这是这些年存的钱。＂她把存折递给我，手微微发抖。

我打开存折，上面显示余额是四万三千多元。

看着这个数字，我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

九年来，我的工资确实被存了起来，虽然不及我想象的多，但也不少了。

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原来钱还在，只是一直被岳母存着。

＂明阳，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张桂兰的声音有些颤抖，她坐在那张她最喜欢的藤椅上，显得有些疲惫。

＂我这人生来就节俭，经历过那么多苦日子，总怕钱不够用。＂

＂你们年轻人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苦日子，总怕钱不够用。＂

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你岳父当年病倒，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不想丫丫再吃这个苦。＂

我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心情复杂。

一方面，我为钱被存下来而松了口气；另一方面，我为九年来失去的尊严和自主权而感到失落。

＂妈，钱是重要的，但尊重更重要。＂我平静地说，语气中没有指责，只有坦诚。

＂这九年，我失去的不只是支配自己工资的权利，还有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张桂兰低下头，沉默不语，手指不安地绞在一起。

＂以后，我和秀芬会每月给您一笔生活费，但我们的收入我们自己管理。＂我继续说道，声音坚定而温和。

＂这笔存款，就当作丫丫的教育基金吧。＂

从那天起，我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工资卡。

虽然岳母对此有些不情愿，但她没有再多说什么。

秀芬也重新出去工作，在附近的超市当了收银员，每月有五百多元收入。

她回家的第一天，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像朵盛开的花。

＂明阳，以后咱们一起努力，好好过日子。＂她柔声说。

我们的生活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丫丫有了新衣服和玩具，家里添置了新电视和冰箱。

我们还存了些钱，计划明年把房顶修一修，换掉那些老旧的瓦片。

最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重新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而不只是一个上门女婿。

我开始参与家庭决策，规划未来，甚至开始考虑给父亲在我们这边买套小房子，让他晚年不再孤单。

丫丫也变得更加活泼开朗，有了新书包和漂亮的铅笔盒，在学校里挺起了胸膛。

有一次，她放学回来，兴奋地告诉我：＂爸爸，我今天当上了中队长！＂

看着她闪亮的眼睛，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有时候，我会想起在银行ATM机前流泪的那一幕。

那一刻，我不仅仅是为钱少而哭，更是为自己这么多年来的隐忍和软弱而哭。

为那个失去自我的周明阳而哭。

最让我惊讶的是，岳母的态度开始慢慢改变。

她不再主导家庭的一切决定，开始尊重我的意见，甚至有时会主动征求我的看法。

有一天晚上，她叫住了准备出门的我：＂明阳，我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有时候想法老套，你别往心里去。＂

这是她第一次向我道歉，我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妈，我理解。＂

父亲的话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男子汉要有骨气。＂

是的，无论是上门女婿，还是血脉至亲，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不应该被剥夺。

如今，每当我路过银行，看到ATM机，我不再有心酸的感觉，而是感到一种重获新生的喜悦。

那台机器，见证了我人生的转折点，见证了我从一个唯唯诺诺的上门女婿，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主见的男人。

九年的卑微换来的，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对家庭的重新定位，也是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肯定。

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钱财，而是尊严和爱。

只有拥有尊严，才能赢得真正的爱和尊重。

人这一辈子，走得再远，也不能忘了来时的路；挣得再多，也不能丢了做人的骨气。

站在镜子前，我看到的不再是那个低眉顺眼的上门女婿，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父亲病愈后，我把他接到城里小住，他坐在我家的院子里，看着丫丫在树下画画，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明阳，＂他轻声说，＂你做得很好。＂

这简单的四个字，胜过千言万语。

来源：花落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