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37 年 7 月 9 日，查理一世在格林尼治宫主持枢密院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涉及两名运货马车夫威廉・威利斯与约翰・柯林斯的案件 —— 他们因车辆撞上有权势的塞西尔家族成员埃克塞特伯爵的马车而卷入纠纷。

这位遭人唾弃的国王被定罪为 “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公敌” 并送上断头台。但在其登基 400 周年之际，如今看来，这一判决是否公允？

1637 年 7 月 9 日，查理一世在格林尼治宫主持枢密院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涉及两名运货马车夫威廉・威利斯与约翰・柯林斯的案件 —— 他们因车辆撞上有权势的塞西尔家族成员埃克塞特伯爵的马车而卷入纠纷。

当地陪审团判定两人无罪，但国王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

查理一世和他的枢密院推翻了裁决，下令将这两名男子 “当街公开鞭打”，以儆效尤。此后，两人还将被投入监狱，在进一步通知前不得释放。

查理一世是个崇尚秩序的人，其政治理念围绕着特定准则展开，其中一条是：“臣民稍受苦楚，好过天下大乱。” 威利斯和柯林斯无疑成了这句话的牺牲品 —— 他们被鞭打并监禁。

毕竟，怎能容忍卑微的车夫撞上贵族的马车却无罪释放？这不仅有失体统，更是对权威的挑战。

查理一世是个挑剔的统治者，其政府甚至管到了出租车里程和假珠宝佩戴。他一度试图禁止脏话。这位国王嗜书如命、心思缜密且敏感，对自身荣誉与尊严有着极强的感知。

1625 年登基时，他已展现出积极的政治态度，学识渊博且极有主见 —— 或许对一位君主来说，这份主见甚至有些过了头。

1625 年查理一世继位堪称特殊：自 1390 年以来，他是首位成年登基的苏格兰君主；自 1509 年亨利八世以来，他也是第二位成年男性英格兰君主。而他的下台方式同样离奇 ——1649 年，他因 “背叛人民” 受审，并被公开处决。伦敦皇家交易所前他的雕像被涂写拉丁语 “Exit Tyrannus, Regum Ultimus”（暴君退场，国王末路）。

审判的合法性基于这样的理由：人民代表有权反抗暴君 —— 即便弑君是残酷之举，也是紧急时刻的必要手段。查理一世确实有需回应的指控：1646 年第一次内战战败后，他假意谈判；而当 1648 年重启冲突的机会来临时，他立刻抓住了。

他的行为引发了新一轮暴力流血，激进的反对者依据 “人民的安全是最高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的哲学立场，推动对他的审判。查理一世声称审判不合法，许多人对此表示认同 —— 但历史远非非黑即白。

他是暴君吗？现代视角下的再审视

以现代标准来看 —— 在经历过希特勒、斯大林等独裁者的时代 —— 这位热爱艺术、略显古板的国王似乎称不上穷凶极恶。诚然，他有残忍的一面：1640 年兰贝斯骚乱后，他亲手签署命令，对一名少年施以酷刑，并将另一人处以绞刑、剖腹和分尸；1641 至 1642 年冬，他两次下令士兵向拒绝散去的抗议者开枪。

但与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相比，他或许并不更恶劣 —— 甚至包括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后者在苏格兰施行暴政，统治期间数百名英格兰异见者死于恐怖的监狱。

查理一世是专制主义者，他享受被服从的感觉，对反对意见常视为冒犯。一桩臭名昭著的丑闻涉及威廉・普林 —— 此人因撰写涉嫌侮辱王后的书籍而遭严惩。1634 年，普林被判入狱并割耳；1637 年他再次惹祸时，竟发现上次割耳手术并不彻底。查理一世勃然大怒，亲自要求枢密院彻查此事。

查理一世相信 “为大局牺牲小我”—— 只不过，“牺牲” 的重担往往落到了人民肩上。

统治困境：分裂的国家与财政的死结

当时的英格兰充满矛盾：国家整体富庶，政府却财政拮据；识字率提升和新闻传播，让越来越多民众热衷于讨论政治与宗教；伦敦不断扩张，更多人聚集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等政治中心周边。
终其一生，查理一世对臣民参与政治的诉求充满疑虑。

童年时，一位导师曾教导他 “人民是多头怪物，既无首脑之智，亦无治国之能”，这句话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在争议议题上，他的专制倾向尤为明显。宗教方面，他推崇华丽繁复的新礼拜仪式，厌恶持不同意见者，尤其是主张简朴教会仪式的 “清教徒”。

他认为清教徒强调阅读、倾听和参与的礼拜方式是民粹且无序的，其政府通过主教打压异见神职人员和作家。

财政问题更是顽疾。17 世纪 20 年代，他深知英国 “国力透支”，急需增加军费 —— 当时欧洲大陆战火纷飞，英国同时与西班牙、法国交战。许多人认为征税的唯一合法途径是通过议会，但议会在拨款前总要先宣泄 “不满”。

1626 年，查理一世开始考虑无议会统治，征收 “强制贷款”—— 一种无需议会批准的直接税。他辩称这是紧急状态下的必要手段，甚至为此监禁拒缴者。

关键争议出现在司法层面：1627 年，五名被监禁的骑士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法院审查拘押合法性。庭审前，查理一世亲自约谈 12 名法官以确保其站在王室一边。不出所料，法官裁定国王有权不经说明理由便监禁臣民。

冲突升级为《权利请愿书》之争：议会要求确认多项自由，宣布未经议会批准的征税和无故监禁为非法。查理一世勉强同意，却随即休会并召回请愿书副本，下令 “全部作废”。重新发布的请愿书被附加了他的多项反对意见。

信任崩塌：从个人统治到内战深渊

1628 年夏，查理一世对臣民的疑虑被戏剧性证实：他备受争议的宠臣白金汉公爵在朴茨茅斯遇刺，民众闻讯欢呼，甚至为防止人群起哄，公爵葬礼不得不安排在夜间举行。

此外，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是天主教徒，而英国反天主教情绪高涨 —— 其父亲法国亨利四世遇刺的阴影，更让夫妇俩担忧安全。

1629 年议会复会后，议员再次就税收和宗教爆发争吵。盛怒之下，查理一世驱逐了议员，甚至在反对党领袖约翰・艾略特死于伦敦塔后，拒绝其妻子将他安葬在康沃尔老家。

随之而来的 “个人统治” 时期被视为其暴政的体现。他确实想摆脱议会，认为议会 “如同猫一样，越老越招人厌”。但无议会统治真的糟糕吗？国家维持了和平，有人甚至将这段时期视为太平岁月。问题在于敛财手段 —— 尤其是将传统上由沿海地区承担的 “船税” 扩展至内陆，实质是未经议会批准的新税。

法官再次成为关键：尽管以微弱优势通过，但王室律师 “国王是绝对君主” 的论调，让民众担忧国王可借 “紧急状态” 无限剥夺财产。正如政治家约翰・卡尔佩珀所言：“若法律赋予国王在其自判的‘国家危机’中为所欲为的权力，我们所剩的权利便只仰赖国王的仁慈，而非法律。”

三国危机：苏格兰叛乱与统治崩塌

作为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查理一世在两地均面临大规模叛乱。1633 年，他派能臣托马斯・温特沃斯（后为斯特拉福德伯爵）治理爱尔兰。温特沃斯推行 “国家理性高于法律” 的理念，在爱尔兰玩弄派系斗争并建立军队强制推行政策，试图让查理一世成为 “基督教世界最专制的君主”，最终引发 1641 年针对英苏移民的大规模起义。

在苏格兰，查理一世试图强行推行英格兰宗教仪式，引发 1637 年爱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骚乱。镇压失败后，他不得不再次向英格兰议会求助军费，三国由此滑向内战。温特沃斯被送上断头台，查理一世转而拉拢曾被视为清教徒的势力，甚至承认 “为顺应时势，思想略有改变”。他废除船税，同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但到 1641 年底，议会试图剥夺其任命大臣的权力；1642 年，更试图夺取其军事指挥权。

查理一世难辞其咎：他多次以武力威胁反对者，两次举兵对抗苏格兰而拒绝真诚谈判；1640 至 1641 年，他两次密谋用伦敦塔的驻军威慑议会；1641 年秋，他默许针对苏格兰领袖的暴力阴谋；1642 年初，更率数百人闯入威斯敏斯特试图逮捕五名议员。

这成为致命错误。占星家威廉・莉莉认为，“国王的鲁莽之举让他失去了王冠”，因为 “双方再无信任可言”。当保王党在议会外举枪威胁议员时，查理一世虽未下令开枪，但议会已恐惧屠杀。次日，他前往伦敦市政厅宣称 “愿为君主，而非暴君”，却难消疑虑。那年冬天，他如 “惊弓之鸟，众叛亲离” 般逃往乡间，甚至有人将一本把他比作《圣经》中暴君罗波安的小册子扔进他的马车 —— 对这位惧怕 “多头怪物” 的国王而言，臣民如此逼近简直堪称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