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社会学立足于历史—社会决定论，致力于揭示知识的生产原理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影响。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形态，新闻评论具备“类知识化”的思想属性与社会功能。将知识社会学引入新闻评论研究，这在理论思路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相对于其他新闻样式，新闻评论是最接近公

文献信息

文献标题：作为知识生产的新闻评论：知识话语呈现的公共修辞与框架再造

文献作者：刘涛

来源期刊：新闻大学

发表时间：2016年06期

摘要

知识社会学立足于历史—社会决定论，致力于揭示知识的生产原理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影响。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形态，新闻评论具备“类知识化”的思想属性与社会功能。将知识社会学引入新闻评论研究，这在理论思路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相对于其他新闻样式，新闻评论是最接近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生产的一种话语实践。立足于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s）的基本话语实践，公共知识的生产过程依赖于三种内在关联的修辞框架——概念框架、隐喻框架和故事框架。从“观点”到“公共知识”，往往是借助修辞学意义上的结合实践（articulation）完成的。

关键词

新闻评论；知识社会学；公共修辞；公共知识；修辞框架；接合实践

作为一种信息形式，新闻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属性。目前存在三种新闻研究的理论维度：第一是作为商品的新闻，主要立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将新闻视为一种典型的“商品”；第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主要强调新闻如何重构现实认知，并将既定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合法化；第三是作为知识的新闻，主要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将新闻视为一种源自特定的社会语境并深度参与社会变迁的知识形态。可以说，前两者的研究范式已经比较成熟，而新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路径无疑是一个极具学术想象力的理论视角，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本研究聚焦于新闻评论这一具体的新闻样式，将知识社会学引入新闻评论研究体系，以此探讨知识话语的生产方式及其深层的修辞机制。

一、理解新闻的知识社会学路径

按照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观点，知识社会学是一种“关于知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的一种经验理论”。知识社会学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范式，只不过从经济决定论转向了历史—社会决定论，即任何思想或知识都受到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而知识社会学则试图在社会—历史语境下揭示知识的生产原理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影响。换言之，知识社会学并不是关注知识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话语路径，而是强调既定历史背景下社会力量（sociological forces）是如何作为一种更强大的决定因素介入到知识的生产与积累过程中。显然，曼海姆提出了一种历史的、总体的、系统性的意识形态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他的知识社会学。在知识社会学那里，意识形态并不完全等同于“虚假意识”，而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分析的思想“观点”或知识材料，因而并没有道德判断上的贬低之意。当知识社会学走出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析路径，它便将目光转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思想资源和知识材料，致力于探索知识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范式。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既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社会决定理论，而且还意味着一种关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曼海姆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的操作规范，但却特别强调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理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知识社会学强调的是一种“纯经验的调查”，即“通过描绘和结构分析的方法，调查社会关系是以什么方式实际影响思想的”。传统的认识论延续了自然科学的因果论，特别强调对思想的本源的追溯，然而知识社会学认为这一倾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并不局限于挖掘思想的起源，而是立足于与思想有关的各种经验性材料与事实，在历史—社会学的总体阐释逻辑中发现思想的生产过程及其社会状况进程。

作为社会历史记录、表征和记忆的符号形式，新闻能否称之为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形态？回答这一问题，暗含着一个潜在的类比逻辑：如果说新闻是一种知识形态，那应该具有知识的某些或全部属性。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的内涵和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知识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生产实践联系在一起；第二是知识有助于维系一个时代的公共生活；第三是那些最终沉淀下来的知识总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第四是知识同时也在积极地构造一个新的社会“现实”。

如果沿着上述四个维度进行类比分析，新闻无疑具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属性与功能。第一，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新闻总是携带着某种制度性的阶级立场和话语方式，而新闻生产本质上也是一种合作性的社会活动，其言论空间、生产流程、内容选择、话语倾向存在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向度；第二，新闻是对社会事件的一种“公共纪录”（public document）行为，因而具有普遍的公共性内涵。新闻的公共属性直接影响了现代公共生活的形成；第三，新闻的分量和意义是不同的，有些新闻就是过往云烟，而有些新闻则作为一种记忆实践被反复唤醒和选择，成为深刻影响公众认知与社会变革的“新闻聚像”（news icon）。第四，新闻是对社会现实的表征，实际上重构了一幅有关现实世界的认知图景。可见，以上四个方面揭示了新闻的“类知识化”的社会功能，即新闻具备了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功能。鉴于此，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认识新闻，这无疑是一种合理的分析思路或批判路径。

某种程度上讲，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等人发起的新闻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news）已经具备了类似于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思路。新闻社会学延续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新闻被建构为一种新的“现实”的内在机制。具体来说，现实之所以被建构为“客观存在”，离不开“制度化”和“合法化”的合力作用，而这一过程都是经由特定的知识生产行为完成的。

与知识的社会建构功能一样，新闻社会学将新闻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就如同公共文献，新闻是被建构的现实，它有其自身的有效性”。塔奇曼在《做新闻：现实建构研究》中立足于社会建构主义立场，认为新闻决定了公众的社会认知，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和秩序体系。舒德森在《新闻社会学》中指出，“新闻就如同面包或香肠，是某种人造的东西”，而新闻社会学关注的则是“这个令人惊奇的世界是如何被人所‘驯服’的”，即新闻不仅是特定社会现实语境下的制度性产物，同时又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实践。因此，在新闻社会学那里，新闻对应于一套符号系统，一定意义上赋予了社会秩序一种强制性的诠释逻辑和规范体系。

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图源：passport.jd.com）

具体到新闻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第一次将知识社会学引入新闻研究。为了揭示新闻与社会的深层关系，帕克在《作为知识的新闻》中从三个维度揭示了新闻的知识社会学想象力。首先，帕克的知识社会学立足于新闻的社会认知功能。帕克将资本主义以来的时代特征概括为“不确定的现实”（specious present）。面对模糊的、断裂的、不连续的现实世界，新闻提供了一幅关于事件的认知图景，因而有助于人们清晰地把握世界；其次，新闻的知识属性还体现在对于群体生活与共同体结构的维系。帕克指出，新闻是一种典型的“世俗现象”（secular phenomenon）——在和平时期，人们的关注兴趣相对宽泛，而一旦社会形势发生变化，公众的注意力将会迅速收缩，转而关注身边的威胁、安全、健康等问题。与之相应的是共同体结构的变化，即从象征公共事务领域的“大世界”返回社区、家庭、教堂等“小世界”。可见，新闻对于群体行为与共同生活的影响，一定意义上具有类似于知识的普遍特征；最后，新闻与人类文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强调新闻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将新闻本身视为人类文明的构成部分。

知识社会学不仅关注知识形态本身，同时关注社会认知与社会变迁中的知识生产及其角色功能，而这直接带动了相应的知识理论创新。知识研究主要思考知识的真伪、存在、形态、内容、意义等认知话语和本质规律，这必然涉及到对知识本身的属性认知与形态分类研究。

有代表性的知识形态理论包括：

华裔学者张讃国等人拓展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思路，极具洞见地提出了新闻研究的社会知识理论（theory of social knowledge）。张讃国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新闻话语在历时意义上与政治话语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不仅“创造了一个符号化的社会现实”（symbolic social reality），而且“重构了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共识，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秩序及其合法性生产实践”。

因此，新闻提供的知识是结构性的，是认知性的，是社会性的，其变化过程动态地反映了社会形势变革与政治话语变迁，因此新闻意味着一种典型的社会知识（social knowledge）。张讃国等人断言：“新闻的生命是短暂的，它并不是现实的事物（thing），而是社会构造的一种看起来像是事物（thing）的知识形态。”正因为如此，新闻被视为社会知识的仓储，并且是一种可以借助科学方式把握的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认知对象”。穿越新闻话语勾勒的社会知识图景，我们可以抵达一个时代不断变化的社会内涵与思维结构。

二、新闻评论与公共知识生产

在新闻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野中，新闻依然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化的、笼统的指涉对象，并未对其进行具体的体裁或形态分类。新闻包含消息、通讯、特稿、评论等多种体裁样式，不同新闻形态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是完全不同的。

按照曼海姆的观点，开展知识社会学研究一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知识的基本内涵是洞见、是观念、是话语、是思想；第二，知识生产及作用的结果是产生了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第三，社会变化中出现了新的群体意识。如果按照这三个“标准”来审视当前媒介景观中的新闻话语，绝大部分新闻（如宣传报道、娱乐新闻、口水评论、毫无任何社会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的诸多新闻）都无法成为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形态或分析对象。

具体到新闻评论而言，目前大量评论都只是普通的泛泛之谈，根本不具备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或者说不具备曼海姆所提到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三个“标准”。首先，许多评论并不能称之为思想。它们大多只是简单的一家之言，而且停留在朴素的是非判断或道德追问层面，这些空洞的谴责与呼吁并未触及深层的思想与话语问题，也未能在公共议题的知识阐释上有所突破；其次，许多评论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力，因此谈不上所谓的社会变化。它们静静地散落在报纸边角，未能激起任何舆论浪花，被公众抛弃，被历史遗忘；最后，许多评论并未产生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往往表现为公共议题构造层面的公共话语生成，然而大多评论却未能在思想维度上实现公共议题的“现实建构”。

新闻评论如何才能成为一种思想，如何才能引发社会变化，如何才能激活群体意识？这些问题直指新闻评论的公共性问题。所谓公共性，主要强调新闻评论之于公共议题构造与公共话语生产的思想属性。不得不说，新闻评论大多带有一定的“个人视角”，然而曼海姆却承认“某些知识类型中本质上属于视角的成分”，但只有那些获得广泛的“人类视角”的“断言”才能成为知识。对于新闻评论而言，只有解决了普遍的公共性，才能真正超越简单的“个人视角”，进而成为一种占据“人类视角”的“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如果一种知识解决了普遍的公共性，成为一种维系公共生活的思想话语，那便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因此，从知识社会学来看，那些真正有分量的评论实践，是因为它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生产了一种深刻的公共知识，并且“以知识的途径”重塑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认知与思维结构。可见，公共性既是新闻评论的思想内涵，也是新闻评论作用于社会现实的必要条件，更是新闻评论激活群体意识的重要体现。

新闻评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往往离不开公共修辞的知识建构实践。公共知识强调以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s）为话语实践的知识形态。所谓公共修辞，主要指将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作为修辞对象和修辞目的的一种话语实践。公共修辞基本思路就是对公共议题的社会建构，因而特别强调对某种普泛的、公共的知识话语的生产。如果我们从修辞维度来审视新闻评论的公共知识内涵，那公共修辞实践则具体体现为对公共议题的建构，对公共理性的塑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公共价值的守望。我们常说的新闻评论的“分量”，其实就是指它的社会建构效果与修辞能力。

公共修辞从根本上实现了“社会问题”到“知识话语”的有效勾连，即通过激活或挪用某种普遍共享的公共话语（如司法话语、伦理话语、价值话语、科学话语）而发现社会问题的公共性内涵，从而在公共利益维度上实现“个人视角”到“人类视角”的有效转换。从“个人观点”和“公共知识”的关联与对话，曼海姆给出了一条知识生产的方法论路径——“问题不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不受视角限制的景象，而在于怎么可以通过把各种观点并列起来，把每一视角都看作视角本身，由此获得新水平的客观性”。所谓的“把各种观点并列起来”，其实就是发现一个更大的社会认知语境，使得某种观点具有普遍的、深刻的公共属性和内涵，而这必须要回应知识维度上的客观性和公共性问题。正如在新闻评论《把校舍真正建设成第一避难所》中，之所以强调“校舍不单单是学生的避难所，也是整个城市、所有市民的避难所”，其实就是在修辞学意义上赋予“校舍安全”一个更大的公共价值，使其具备合法的知识认同基础。因此，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评论，传递的不单单是某种个人化的认知观点，而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公共知识”，而公共性的发现、激活与建构离不开公共修辞实践。

其实，类似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有机知识”新闻观，公共知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机知识，而真正有“分量”的新闻评论从没有放弃去思考、酝酿并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抱负”。杜威的“有机知识”新闻观统一在他的科学民主实践理念中，“‘有机’则是对其功能或影响的期望”，

纵观这些推动制度建设的媒介事件，如果说其他新闻体裁更多地关注新闻事实本身的求证与呈现，新闻评论则超越了泛泛而谈，而是致力于生产一种思想、一种话语、一种公共知识。换言之，这些媒介事件之所以能够最终在制度建设层面“有所作为”，离不开相关新闻评论对于知识话语的生产实践。正是在思想与知识维度上，新闻评论中特别强调的“社会治理方案”才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基础，最终“以话语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变革。

约翰·杜威（图源：souhu.com）

三、知识话语呈现的三种“修辞框架”

知识的功能就是构建了一套匿名的、隐蔽的、生产性的“排除的规则”（rule of exclusion），从而确立合法的/非法的、积极的/负面的、健康的/不健康的社会认知。换言之，知识借助一定的框架、推演、数据方式对现实生活进行命名、描述和界定，从而获得赋予事物意义的权力。其实，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话语形态，新闻评论之所以成为一种合法的、排他的、生产性的理解方式，根本上是因为它激活并征用了一套极具认同基础和劝服能力的修辞框架（rhetorical framing）。

修辞框架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框架，强调借助一定的修辞手段来构建某种劝服性的认识情景和理解方式。一般来说，我们之所以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事物，是因为我们受制于一定的框架限制。框架创设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本质上提供了一套有关话语生成的“语境元语言”。修辞框架则强调这一认知框架是修辞作用的结果，是语言革命的产物，是刻意发明的事物。因此，修辞框架是一种策略性的、征服性的、强制性的框架图式，“以框架的方式”生产了某种劝服性话语，从而将主体的意图变得更加容易被识别和认同。

对于一个成功的修辞实践而言，其标志性“产品”就是生产了某种修辞框架。比如在中国官方的修辞框架中，如果说早期的暴力事件还被“习惯性”地被命名为“打砸抢烧事件”，2014年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事件则第一次定性为“恐怖主义”。这里的“恐怖主义”就是被发明、构造并挪用的一种修辞框架。

新闻评论的修辞框架本质上指向公共知识的话语方式。征用何种修辞框架，直接决定了知识话语的呈现方式和劝服能量。通过对当前新闻评论实践的话语智慧分析，目前存在三种修辞框架——概念框架、隐喻框架、故事框架。概念框架强调对一系列概念符号的发明与构造，并在概念维度上呈现新闻评论的知识体系；隐喻框架强调对隐喻修辞格的特别使用，借助隐喻思维实现话语合法性的建构；故事框架强调对故事的有效使用，从而铺设知识话语合法性确立的认知语境。

其实，之所以提出概念框架、隐喻框架、故事框架，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修辞实践中的三个“认知逻辑”问题——符号逻辑、辞格逻辑、语义逻辑。第一，在符号逻辑层面，知识话语呈现客观上呼吁对特定的符号形式的发明、构造与征用，而概念既是知识表征的符号载体，也是“争议制造”的符号场域，这便涉及到概念框架问题；第二，在辞格逻辑层面，知识话语呈现强调对特定的修辞手段的策略性使用。西方修辞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简化（reduction）过程，隐喻被推向了“辞格中心”位置，“隐喻成了‘喻中之喻’，成了修辞的‘内核’（kernel）、心脏（heart）、本质（essence），甚至成了修辞本身。”因此，隐喻框架成为修辞实践的主体辞格形式；第三，在语义逻辑层面，知识话语呈现强调在语境维度上的“谋篇布局”。“故事”是一种最基本的语义思维，对于意义生产发挥着必要的限定与引导作用。如果说“讲故事”是消息、通讯、特稿等新闻体裁最擅长的修辞理念，如今的评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故事”，这便涉及到新闻评论实践的“故事框架”。可见，概念框架、隐喻框架和故事框架一定意义有助于我们更为具体地把握新闻评论话语的知识内涵与修辞机制。

（一）概念框架与意指概念生产

社会争议（social arguments）之所以作为一个“问题”或“矛盾”被建构出来，并成为普遍关注的一个公共议题，根本上是语言修辞的产物。换言之，“争议”是语言建构的结果，是被“制造”出来的社会认知。当语言尝试去界定、描述并概括某一“问题”或“矛盾”时，最常见的修辞实践就是对特定概念的生产。迈克尔•列伏（Michael Leff）反复提到的“争议的周期性再发现”就是在强调概念之于公共议题建构的决定性意义。其实，概念对某种认知的抽象和概括，其诞生过程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知识建构行为。当一个概念被生产出来，其实就是将某种知识或话语的系统化、体系化处理。离开概念，话语就难以生成，相关议题就很难“以话语的方式”进入传播场域。因此，在新闻评论的知识生产实践中，概念是话语的符号载体，也是话语的基质和内核，公共知识的生产离不开对特定概念的发明、构造与意义争夺。

为了把握公共议题形成的修辞原理，迈克尔•迈克吉（Michael C. McGee）提出了著名的意指概念（ideographs）理论。所谓意指概念，其实就是一些被特定话语发明、挪用或拣选的能指符号（如环保话语体系中的“PM2.5”、“温室效应”、“地球极限”、“生态平衡”、“环境难民”）。按照迈克吉的观点，“当某一符号概念进入特定的话语表征体系中时，意指概念便产生了。意指概念是最基本的被建构的事物，是意识形态大厦构建的砖瓦泥沙。”事实上，在任何话语体系中，“起关键作用的重要名称、术语、范畴、概念、观念等，究其实质都只不过是一个从不关门的‘修辞较量场’（a site of rhetorical contention）或一场从不间断、永远进行着的辩论（an ongoing debate）”。一个概念的合法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公共议题在修辞学意义上的建构行为。

PM2.5（图源：roadlady.com）

在新闻评论实践中，概念是认知的符号载体，是争议的表征形式，也是话语的呈现基质，尤其是在知识维度上铺设并构建了一套修辞框架。一个概念一旦被生产出来，其实就已经被置于某种诠释语境和意义世界中，因此对公共议题的表征发挥着微妙而传神的建构能力。纵观那些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新闻评论，大多都致力于对某种既定观念的纠偏与重构，而新话语的生成，首先指向对一系列新概念的发明与构造。比如，在新闻评论《谁来捍卫儿童的“被遗忘权”》中，当大量遭遇成人化消费的儿童不雅照片被抛向不设防的网络世界，该评论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谴责套路，而是征用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法律概念——“被遗忘权”，进而在法律框架中谈论儿童的权益保护问题。同样，《“受虐妇女综合征”是“良药”》、《防范和克制我们的“灾难情绪”》、《于丹的“精神治霾法”能灵验吗》、《把校舍真正建设成第一避难所》、《城市管理亟待走出“整治思维”》、《报道乡村教师别总是“悲情叙事”》等新闻评论之所以备受关注，并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力，根本上是因为它们特别强调对概念的生产实践，进而赋予了公共议题建构一种强大的修辞框架和认知逻辑。不难想象，当“被遗忘权”、“第一避难所”、“悲情叙事”、“政治思维”等能指符号被生产出来，一定意义上便是对某种笼统的、宽泛的、模糊的社会议题的知识建构与符号表述，尤其是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发挥了强大的观念启蒙与知识生产功能。

（二）隐喻框架与语境重构实践

隐喻是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按照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观点，“人类思维过程主要是隐喻性，人类的概念系统是以隐喻的形式构成和定义的”。隐喻意为“从其他事物的角度来看某一事物的一种手段”。为了理解某一不在场的意义（主体），我们往往会征用或挪用另一个事物（喻体），进而从一个概念领域来把握另一个概念领域。因此，隐喻一般创设了一个类比性的、转义性的语境框架，“是思想之间的借用和交际，是语境之间的交易”。美国新修辞学创始人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认为，隐喻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观点”（perspective），因为当我们从喻体的特征体（character）角度来把握并理解主体的意义时，其实就是在提出一套有关主体的新观点。伯克就此断言，隐喻的本质是在传递一种观点。因此，在新闻评论的知识生产实践中，如果说是新闻评论的体裁特征就是生产观点，那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观点生产过程往往伴随着一定的隐喻智慧。

肯尼斯·伯克：《A rhetoric of motives》（图源：book.douban.com）

显然，在新闻评论的隐喻框架中，知识话语的“分量”与“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喻体资源的发掘和开发程度。选择什么喻体资源，搭建什么阐释语境，这是隐喻框架绕不开的修辞命题。纵观当下的新闻评论，隐喻思维是一种常见的话语呈现方式。概括起来，常见的隐喻智慧包括“符号隐喻”和“借古喻今/借外说内”两种修辞框架。一方面，“符号隐喻”强调对一些隐喻性的符号术语的发明与生产（如新闻评论《相信正义的“云图”》、《外语“减负”需要社会“整体松绑”》、《“电子保姆”驱走了人间温情》、《“年龄设防”让励志青春无处安放》、《华容“公捕公判”违背依法治国精神》、《疼爱孩子莫要“包办青春”》、《嘉禾“神案”能否先“刀下留人”》。），不仅旨在强化公共议题表述的概括能力和提炼层次，还旨在增强当前舆论生成所必须的戏剧性内涵。

另一方面，“借古喻今/借外说内”强调借助过去的或国外的事物来映射现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批判的审视方式。进一步审视“借古喻今/借外说内”的修辞机制，

（三）故事框架与认知话语生成

一直以来，不同于西方修辞学极为推崇的“雄辩”传统，中国文化则更加注重“事实”的分量，鲁迅所说的“事实胜于雄辩”其实就是在拒绝各种“表达的艺术”。然而，从修辞角度来讲，“摆事实”也是一种“讲道理”的途径和策略。在新闻评论实践中，“事实”就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故事具有丰富的指涉内涵，既是一种新闻追求的“真相”，也是支撑观点的“论据”。

在新闻评论的公共知识生产实践中，往往以某个事件切入，但从“事件”到“主题”的延伸，离不开其他类似“故事”的“在场”。公共修辞的重要方式就是搭建一个连续的、稳定的、有机的故事链条，借助其他事件的联动与对话来赋予某一公共“议题”以合法性。《把校舍真正建设成第一避难所》、《把“国家公祭日”写在每个青年人的心田》、《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报道乡村教师渴望机制创新》、《青年宪法精神塑造未来中国》等评论虽然都从一个孤立的事件说起，但最终都在故事框架中完成了对某种公共议题的建构，也就是铺设了一个从“事件”到“议题”的合法的认知语境。比如在《“咬铅笔致血铅超标”论是漠视生命》中，评论显然并不满足于湖南衡东那位官员的“神回复”，而是要直指官场生态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傲慢与偏见，这其中的修辞智慧不言自明。

鲁迅文学奖（图源：souhu.com）

常见的新闻评论结构是：开篇陈述新闻事实，接下来进入评论主体部分。

故事铺设了一个巨大的认知语境，也创设了一套关于认知的“语境元语言”，因而一定意义上限定甚至决定了“事实论据”到“知识话语”的认知方式。在故事所铺设的语篇结构和语义关系中，语境本身构建了一种认知框架，并作为一个积极的话语元素参与到某种劝服性话语的修辞实践之中。在《把“国家公祭日”写在每个青年人的心田》中，该评论首先人为预设了一个荒诞的故事语境——七七事变当天，身边的十个孩子均不知“七七事变”何意，甚至给出了“七七等于四十九”的答案。然后讲述了拆除抗日纪念馆、占用烈士陵园等故事。接下来将这种荒诞性进行放大处理，使其上升为一种普遍的“认知盲区”。经由一系列故事建构，一种新的认知语境生成了，该评论最终有意构造了一个直指话语反思与铭记历史的合法“议题”。

总之，进一步分析新闻评论实践中知识话语的三种修辞框架——概念框架、隐喻框架、故事框架，本质上分别对应于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三大修辞传统——“发明”（invention）、“表达”（delivery）与“谋篇”（disposition）。知识往往存在于概念之中，并借助概念表现出来，因此只是生产的重要途径就是对特定知识概念的“发明”；话语建构的策略之一就是对隐喻的有效使用，而隐喻“表达”的关键是对特定喻体资源的发现、激活与征用；意义生成有赖于语境的铺设与搭建，这直接指向文本的“谋篇”问题，而故事无疑是谋篇布局中有待深入挖掘的修辞话语。

热拉尔·热奈特：《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图源：mbd.baidu.com）

四、结语：

通往公共知识生产的接合实践

在新闻评论的知识实践中，从“观点”到“公共知识”，往往伴随着知识话语的生成及其合法性的确立，而这一过程则是借助修辞学意义上的接合实践（articulation）完成的。接合意为勾连，就是建立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在话语维度重新搭建事物的意义世界。

按照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香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观点，接合就是勾连，意为“一种构建事物与意义之间对应关系的意指实践。”接合实践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修辞行为：“陈述事物”（speck forth elements）和“连接事物”（link elements），前者强调对事物意义的表达，后者强调建立事物之间的链接。一种话语要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尤其是在诸多话语的争夺实践中树立优势地位，往往是通过对一定修辞框架的发明与征用，将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事物（符号）勾连并纳入到自身话语的陈述体系——概念框架中特定概念与既定话语之间的勾联关系，隐喻框架中外国经验与中国语境话语的勾连关系，故事框架中不同故事之间的勾连以及故事与话语的勾连关系。如在《谁来捍卫儿童的“被遗忘权”》中，“被遗忘权”这一能指概念被生产出来，它便被接合到一种权利话语框架中，这使得儿童保护话题上升到法制建设的话语范畴。

总之，按照知识社会学分析思路，新闻评论的重要目的就是实现公共知识的生产。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