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潘宗洛独坐书斋，铺开宣纸，蘸墨挥毫，写下《船山先生行述》，称船山先生“以文章莫妙于南华，词赋莫高于屈宋……自明统绝祀，先生著书凡四十年而终”。

聂茂

壹

时光流逝，光阴荏苒。

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海初宁，内政修明，海外藩邦来朝，盛世气象初显。

是年农历八月十六，月满中天。长沙城内，提督湖广学政署内一方雅舍，轩窗半掩，几竿湘竹在夜风中摇曳。

潘宗洛独坐书斋，铺开宣纸，蘸墨挥毫，写下《船山先生行述》，称船山先生“以文章莫妙于南华，词赋莫高于屈宋……自明统绝祀，先生著书凡四十年而终”。

翌日傍晚，王敔读罢此文，泪流不止，颤声道：“大人前有‘样范二十’刻于先父墓前，今又亲撰先父‘行述’摹其坎壈、彰其事功，先父泉下有知，当颔首矣。”

“虎止先生，汝入为幕僚，既为吾门效命，更为邦国分忧。”潘宗洛正色道：“船山先生毕生文字，皆心血所凝。其志节乃湘岳之逸也，真砥柱一代之伟人矣。”停了停，又道，“先君大人浩气长存，其德性如南岳之松柏，才情若湘水之波澜。吾学浅陋，难探其奥，只述其实。若后学见吾所述，知先君之志节，研济世之经学，得万世之太平，虽千载以下，亦不过誉也。”

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正月十八，广阳学派代表人物刘献廷游南岳，得识船山先生，十分推崇。后来他在《广阳杂记》中赞船山先生：“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

嘉庆年间，理学大师唐鉴在《国朝学案小识》中对船山先生学问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

潘宗洛、刘献廷、唐鉴和王敔及其家人的传承与努力，为乾隆时期船山先生四部著述编入《四库全书》打下了基础。

然而，那些承载着王夫之万丈雄心的文字，其巨大的光热与风雷一直隐匿于黑暗，在故纸堆里寂寞生灰，难抵人间烟火。直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叫邓显鹤的人出现，这个“厌薄仕进”的人，一生只做过从七品的小吏。因缘际会，他通读了王夫之七世孙世佺之父王承佺广搜庋藏之遗书，认为船山先生“志行之超洁，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著述之精卓宏富，当与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诸老相颉颃，而世鲜知者”，遂排除万难，发愤刻印，务“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

由于工作量太大，邓显鹤请左宗棠、左宗植兄弟帮忙编校。

两年后，《船山遗书》在长沙出版，称为王氏守遗经书屋版。此版共收船山阐释四书五经的经部著作18种，151卷，外加《读通鉴论》31卷。

这是船山著作第一次系统编校出版。

邓显鹤在《船山著述目录序》中郑重写道：船山先生“生平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而原本渊源，尤在正蒙一书。以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俅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之能易”。

山雨欲来，风云激荡。魏源读了《船山遗书》，五体投地：其“精义卓识，往往暗与之合，左采右笔，触处逢源，于是风雅颂各得其所。”魏源高举船山先生的变革大旗，于沉沉夜空中发出一声呐喊，投下一道闪电：“师夷长技以制夷。”

作为胡林翼的岳父，又是左宗棠的亲家，陶澍亦读了《船山遗书》，他震惊之余，挥笔赞道：“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

殊为可惜的是，该刊本毁于兵燹。

咸丰二年（1852年）初秋，太平军围攻长沙。

左宗棠、左宗植兄弟与郭嵩焘三人逃往山中。左氏兄弟携带一套王氏守遗经书屋版《船山遗书》，每日研读。船山先生痛晚明学术之空疏，直刺上蔡先生、象山先生、阳明先生之心学，批其袭禅宗之皮毛以入儒，窃佛老之土苴相附会，以致邦国倾覆，宗社丘墟……激发左氏兄弟雄心。左宗棠后来抬棺出征之壮举，就是受到船山先生的精神感召。

郭嵩焘从左氏兄弟处借得《船山遗书》，如获至宝。他读后顿觉醍醐灌顶，认为船山之学发伏羲、周文王、周公和孔子诸论之道，得“汉宋诸儒俱退听”，承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之理学，终成“元明两代一先生”。他后来回忆道：“咸丰壬子避乱山中，有终焉之志，读船山《礼记章句》，寻其意恉。”

在山野深处读了两年的《船山遗书》，郭嵩焘蓄势待发。出山后，他成为湘军统帅曾国藩的重要助手。早在一年前，彭玉麟加入湘军，成为水师领头人。郭、彭二人，都是船山思想的忠实拥趸。特别是彭玉麟，当曾国藩兵败投水自杀未遂之际，彭玉麟独立船头，慨然道：“今日，我死日也。吾不令将士独死，亦不令怯者独生。”语毕，率一营冲入太平军炮火中，力挽狂澜。

事后，曾国藩问此勇何来，彭玉麟答曰：“船山先生之‘活埋’也。”

曾国藩大赞：“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激昂慷慨，有烈士风。”

贰

同治三年（1864年）6月18日凌晨三点，曾国藩接到弟弟曾国荃发来的一份急电，大意是：天京已破，城中逆首尽数擒斩。再有两日，就可“剿洗净尽”。

自两年前冬，曾国荃率湘军合围金陵，迄今已历七百余日。

曾国藩阅后长舒一气，当即决定：加快《船山遗书》的刊印工作。一直以来，曾国藩心仪船山先生，认为其是“命世独立之君子”。曾国藩祖籍衡阳庙山，与船山先生为同乡，又都曾求学岳麓书院，亦曾读过邓显鹤刊印的《船山遗书》，深受其益。

同治六年（1867年）孟春，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刊行。曾国藩亲为校雠，曾国荃资以刻资。金陵本《船山遗书》凡56种，322卷。

绝学重光。较之王氏守遗经书屋版，此次刊印，更为全面。

曾国藩在序中将儒家正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作了梳理，认为道统以孔孟始，经西汉经学家戴圣、北宋大儒张载承继，最后以船山先生终。孔孟以“仁礼”奠定根基，戴圣《礼记》传承“礼”，张载《正蒙》赓续“仁”。而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释《礼记》数十万言，充分彰显“仁”与“礼”的价值，此乃“纲维万事”，将“弭世乱于未形”。

在湘军将帅会上，曾国藩愤然道：“楚军之勇，得之于《孟子》；湘军之智，得之于船山。吾辈非屠夫，亦非草莽。湘军更非野蛮之军，而为文华之师。”他命各营置《船山遗书》一部，每日卯时诵读，以明忠义之道。

不惟如此，曾国藩深服船山先生不拘汉宋畛域，兼容并蓄，欲承遗绪“开生面”，遂首奏清廷资遣幼童赴美，习“西洋之学”为我所用。

得益于曾国藩巨大的影响力，船山先生去世170多年后，他的锋芒初露、思想“始显”。

郭嵩焘得金陵本《船山遗书》一套，一味再味。三年后，他在长沙城南书院内张栻南轩祠旁，修建船山祠，撰写《船山祠碑记》。这是后人为船山先生修建的第一座祠堂。郭嵩焘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中推崇道：“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同时感慨道：“咸以谓两庑之祀，当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获祀于其乡。”意思是，船山先生应该像北宋五子一样从祀孔庙，可连乡祀都没有得到，实不应该。

清光绪八年（1882年），湖南提学使朱逌然提出建立“船山书院”倡议，彭玉麟与王之春等人积极响应，在船山先生出生地衡阳城内王衙坪的“船山祠”创立了书院。

两年后，船山书院正式招收学子。

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慷慨捐赠了家藏的《船山遗书》322卷板片，成为书院重要学术资源。

一年后，彭玉麟感慨王衙坪的书院太小，遂独捐银12000两，将书院迁建于蒸水河中的东洲岛，请大名鼎鼎的王闿运担任山长。

曾国藩欣赏王闿运的“才气”与“傲气”，给了他“不做清臣，不受清事，来去自如”的特殊待遇。王闿运心安理得，后来受了点气，便怒怼曾国藩，拂袖而去。连同为“狂人”的左宗棠都看不下去，说他不过是个“狂悖之徒”。但这个“狂人”却对船山先生顶礼膜拜，赞其“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

他还在船山先生墓前献联，以表敬仰之情：“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

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赴任英国前，向朝廷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被驳回。在英国，郭嵩焘无法教化“野蛮洋人”，反而成为“受教之徒”，引起国人不满。回国后，郭嵩焘退出仕途，创建思贤讲舍，墙上挂着大幅王夫之画像，作为“专祀船山先生”之地，他题词道：“二百余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旷世之师。”其所授课目皆为传播船山先生思想，与船山书院相呼应。

“狂人”王闿运来船山书院做山长，一待就是25年。其间，王闿运多次造访湘西草堂，力倡船山学说。他在《邗江王氏族谱叙》一文感慨道：“船山祖籍维扬，本勋华世胄，遭明社鼎沸，避世隐居，乡人无闻知者。”他亲订书院学规，首条便是：“毋谄媚权贵，毋轻弃故纸。”

作为山长，王闿运还揽下一年一度祭祀王夫之的重任。在他治下，“学在船山”，名重一时。

在科举废弃、西学东渐的狂飙中，王闿运以决绝之姿坚守华夏文脉。他的坚守非为自闭或复古，而要借船山先生“经世致用”培育“开新之才”。作为书院杰出学子代表，杨度之《湖南少年歌》与齐白石之“一息尚存书要读”印，皆源于东洲岛上那春风细雨般的琅琅书声。

叁

郭嵩焘去世17年后，他的“王夫之从祀文庙”遗愿得以达成，而与船山先生同入孔庙者，还有黄宗羲和顾炎武。

从祀孔庙，意味着王夫之成为儒家道统公认的传人。而这，距离他驾鹤西去，已逾两百年。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终结，值此之时，一进京参加变法运动的年轻人忧心忡忡。

他就是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时年31岁。

谭嗣同把船山先生视为人生导师，曾写《王志》一文，直言自己“私淑船山”。他对《船山遗书》爱不释卷，反复诵读，坦言“迩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凡为仁学者当通王船山之书”，并把船山先生尊为北宋灭亡以来“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的一代圣哲，其思想具有“空绝千古”的意义。

三年后，因为戊戌变法的滔天巨浪，清廷发布缉拿康梁党人诏书。谭嗣同本可随梁启超东渡避祸，却以绝命诗告白天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的英勇就义，其泥泞中的力量正来自船山先生的血性鼓舞，而黑暗中的光芒则来自船山先生的精神世界。他少年时期的三位恩师欧阳中鹄、涂启先和刘人熙，均是船山思想的追随者与践行者。

在历史的暴风眼，船山学社应运而生，其前身乃郭嵩焘创办的思贤讲舍。

刘人熙不忍“船山先师之遗绪从此废坠”，故有设立船山学社、接绪思贤讲舍之议。几经挫折，船山学社最终于1914年6月成立。

杨昌济心怀“欲栽大木柱长天”之大志，应邀来此讲学。湘潭人毛润之前来听讲。而后，在杨昌济倡导下，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研习船山学问蔚然成风，延续着船山先生的思想火种。

一个冬日的上午，阳光黄澄澄的，照着城南妙高峰下的师范学校。教室里挤满黑压压的人头，都在认真听课。

杨昌济教授伦理学，身着西装的他拿着《修身讲义》，向同学们讲解王船山。当讲到船山先生“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时，他问道：“谁来阐发一下？”

毛润之起身答道：“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

杨昌济甚慰，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

课后，杨昌济邀毛润之至家中，两人促膝交谈，畅所欲言。

杨昌济问：“读书何为？”

毛润之答：“老师说过，读书目的不在学而优则仕，而在国家民族的‘衰而复兴’和‘阙而复振’上。老师讲的‘濯秦愚，刷宋耻’‘保延千祀’等，学生均记住了。”

杨昌济点点头，道：“西方有个黑格尔，他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东方有个王船山，他说：‘志在国，志在民，志在世界。’吾喜之。”

春雷隐动，风云四起。毛润之眼里跳出一团耀眼的火焰。

肆

暮色四合，蒸水呜咽。武昌凌晨的枪声犹在耳畔，南湖烟雨的灯火已隐现微芒。极目宇内，欧罗巴战火冲霄，美利坚鲸吞四海，扶桑狼子野心毕露。列强铁蹄踏碎山河，殖民地烽烟遍燃寰宇。

值此天崩地坼之际，擎天心灯安在？

东洲岛上，秋意正浓，船山书院的钟鼓沉沉。王闿运躬身于藏书楼前，彭公手植的香樟在秋风中低吟，似在诉说华夏国运与文运的千年沧桑。他慢慢走到樟树下，轻轻抚着樟树皲裂的条条纹路，喃喃道：“雪帅（彭玉麟）以武魂护文脉，老夫以残躯续学命。”

一声长叹，惊起寒鸦点点，掠过雁城的天际。

1915年阴历十月七日寅时，山河肃穆，玄黄同晦。在船山先生诞辰296年之际，船山书院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献祭，这也是王闿运亲自主持的最后一次献祭——翌年，王闿运病逝于湘潭。

船山书院明德堂庄严肃穆，残霭凝空。青石阶上散落着些许枯黄的树叶。香烛袅袅，爆竹阵阵，72盏纸灯按《周易》卦位排列。

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王闿运特地邀请船山学社的刘人熙来宣读祭词。

刘人熙倍感荣幸，他穿着青墨相间的长衫，提前一天抵达。

见到王闿运，刘人熙脱口便是：“可怜一卷船山学，壮岁抄书到白头。”

王闿运哂之。

当天祭祀现场，白发苍苍的王闿运生平第一次穿上黑色西服，站在主持位，精神矍铄。左边是杨度和齐白石，右边是夏寿田与杨钧。

刘人熙站在司仪旁。

在祭词中，刘人熙赞叹船山先生“不为富贵功名分其神，不为贫贱威武屈其节，不为荣辱死生易其心”，尤其提到“先生之《屈原远游赋注释》，实为千古第一注，堪称得上二千余年来屈原第一知己”。

宣读至此，刘人熙忽地停下，问道：“谁来说说船山风骨？”

杨度率先赞道：“利不歆而害不距。”

齐白石又赞：“宠不惊而辱不屈。”

夏寿田再赞：“名不竞而实不争。”

杨钧复赞，声音洪亮：“取义蹈人，虽死不辱。”

最后，王闿运拉长语调，朗声道：“船山风骨，万古长存。”

众人齐呼：“船山风骨，万古长存。”

本次献祭最大的亮点是杨度、齐白石、夏寿田和杨钧主演的四幕新剧《千灯船山》。这台精心排练的舞台剧，既像湘剧，又像祁剧，也像花鼓戏，还有京剧、山歌、纸灯、唢呐、长笛与二胡等杂配，各剧交融，各美其美，别开生面。每一幕一个主题，由一人主演，余为配角。杨度、齐白石、夏寿田和杨钧四人都有一个走位（含拳、剑、棍、刀等表演）和船山先生事功的讲述，最精彩的则是每位主演的一段唱词。

第一幕是《残局》。杨度是主演，他面色凝重，手持一份1905年东京《二十世纪之支那》剪报——头条正是《王夫之思想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关系》。在他走位时，身后走出三人，皆手持黄色纸灯。杨度表演的是一套自创无形拳，三位持纸灯者配合。杨度讲述的是船山先生从生于乱世到张献忠攻城遭到构陷之事。最后，他悲壮地唱道：“残局秋风雁阵寒，孤贞独守石船山。遗书百万垂星汉，正气浩然天地传。”

台下一片叫好。

第二幕是《苦旅》。齐白石是主演，他拿着龙星剑拓片，背面刻有王夫之“天下事，少年心”。在他走位时，舞台配角增至六人，每人持黄色纸灯。齐白石表演了一套剑术，六名持纸灯者为之配合。齐白石讲述了船山先生行刺桂王府之惊天秘密的故事。最后，他深情地唱道：“苦旅奇文对故山，豪情大业出雄关。六经为我开生面，七尺从天破万艰。”

众人鼓掌。

第三幕是《困斗》。夏寿田是主演，他高高举起《坤舆万国全图》，仰望星空。在他走位时，舞台配角增至九人，每人持黄色纸灯。夏寿田表演了一套双节棍，九名持纸灯者配合甚佳。夏寿田讲述了船山先生从善林典当铺到报国无门的痛苦挣扎。最后，他用心唱道：“困斗重开禹甸篇，圣光遥接赤霄年。誓承文脉传薪火，情到深时仰舜弦。”

众人再次鼓掌并叫“好！”

第四幕是《微光》。杨钧是主演，他捧着王氏守遗经书屋版之《读通鉴论》，深情凝视。在他走位时，舞台配角仍为九人，每人持黄色纸灯。杨钧表演了一段刀术，九名持纸灯者为之配合。杨钧讲述了船山先生从人心难测到魂归石船山的艰难历程。最后，他流泪唱道：“微光万里夜初阑，青岳藏锋心如丹。敢与天公争绝学，文星高照汉衣冠。”

“好，太好了！”观众一边鼓掌，一边叫好。

幕尾突然迎来高潮。此时的舞台，四周纸灯全亮。台上主演集中亮相。十六名持纸灯者缓缓走到舞台中央，分列两排，站于四名主演之后，每盏纸灯挂有一巨字，合在一起，竟是：“吾书二百年后始显，吾道五百年后大昌。”

台下顿时轰然，掌声雷动，欢呼不断。

刘人熙沉浸其中，泪流满面。他忍不住对王闿运道：“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

王闿运闻此，道：“贤弟曾言：‘周子以后，一人而已。’此之谓也。”

刘人熙说：“兄长来时，此地寂寂。今成硕望，功莫大焉。”

王闿运言：“二十余载，忽然而已。行此一程，人生何憾？此亦雪帅未竟之志也。”

两人拊掌，会心一笑。

当天晚上，王闿运在杨度、齐白石等弟子的陪伴下，偕刘人熙一起，来蒸水河畔观赏河灯，密密麻麻的河灯，将雁城夜空照得透亮。

一行人来到离王衙坪不远的渡口处，杨度躬身捡起一盏灯笼，但见上面赫然写着：“夫之小儿，当承先志。”

这是王朝聘对王夫之的叮嘱，更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全部期许。

王闿运接过灯笼，看罢，道：“千灯船山，星火燎原。”

刘人熙望着遥远的天际，道：“大幕拉开。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了！”

伍

一个王朝的灭亡因为一个人的坚守，被整整推迟了48年。

在70多年的艰难岁月中，他以难以想象的高格与隐忍，践行了他“明朝遗臣”的诺言，也实现了他“完发殁身”的执念。

他像一颗永不生锈的钉子，一端钉在明朝的脚心，一端钉在清朝的胸口。

有了这颗强大的钉子，清朝就无法宣称：“天下归顺，四海臣服。”

有了这颗韧性的钉子，明朝就能够发声：“谁言河晏已清明，普天尚有一行人！”

作为强大而韧性的守灵人，他仅仅只是明朝中的一个准八品小官。在漂泊流离的错位生活中，他用卑微但又高贵、普通但又卓拔的坚贞，守望着前朝冰冷的头颅和凄凉的背影。

悠悠孤魂，归之船山。一腔热血，抛入江河。在他逝世十余年后，他的儿子王敔终于成了潘宗洛的幕僚，直到此时，王敔才真正读懂父亲大人那“誓为文脉续薪火，敢与绝学争熹微”的浩然正气与万丈雄心。

王朝聘给小儿子取名“夫之”，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他站在父亲瘦弱的肩膀和千年历史的巨石之上，用毕生的追求、抵抗、挣扎和执念，成就了湖湘文明和灿烂文化史上令人仰望的巍巍“船山”。

他对得起“王船山”这沉甸甸的三个字。在日复一日的贫困、无处不在的悲苦和漫长孤寂的求索中，他深深感到：天有光，人有气，文有脉。文气要蓄，文心要养，文血要新。所谓蓄、养、新，此三者，皆需静。而他以岳峰为屏，坐于静中，思于静中，冥于静中，化于静中，如此，血气冲顶，万物勃勃。

他以船山为名，恪守忠孝义勇，悲喜自渡，冷暖自知，这是自己的天地。

他与船山为伴，直面日月星辰，通透澄明，灵魂含香，这是自己的世界。

说到底，这座“船山”，既是他日日凝视对话“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自然之山，更是他时时励志警醒“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精神之山。

所谓“船”者，于他而言，装的是家与国、族与民、情与爱；装的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改造世界的辩证法；装的是迷离与笃定，是失落与坚守，是历九死而不悔的决心，是书生报国的执念；装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察，是对命运的不屈抗争与完美展示，是生命的苦难、孤寂、隐忍以及涕泪交织、悲喜交加的一切。

所谓“山”者，是他的智慧所拥有的宽度，是他的灵魂所触及的广度，是他对世界认知所达到的深度，是他留世八百余万古文字所铺就的厚度，是他忠诚和信仰所铸就的“风景这边独好”的精神高度。

这个精神高度，既是王船山穷其一生，用一血一泪、一砖一瓦、一字一句垒起的生命高度、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也是后人对王船山如高山仰止般无比崇敬、无比热爱、无比感激的灵魂高度。

王船山一生所写的著作无法精确统计，除大量散佚外，仅目前收集到的就有100多部、400余卷，共800余万字，都是他用古奥的繁体字，在泛黄的草纸上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能读出他的呼吸、脉搏和心跳。这是他构建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灿烂世界。

一间草堂，著书立说，长歌当哭，激扬文字。王船山如沐浴黑夜之后的辉煌的太阳，正缓慢而有力地爬上浩瀚的天际。

谭嗣同曾写下一个预言：“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南岳雷”，王船山之谓也。

“雷神”下凡，天地激荡，其思想的春雨，泽被后人，滋润万世。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全球最伟大的八位哲学家，其中四位是唯物主义者，王船山位居德谟克利特之后，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前。可见其精神的光芒，不仅照亮了东方，也照亮着世界。

王船山对得起后人对他的崇敬。临终之前，面对来访者潘宗洛关于其书未曾刊行是否遗憾的提问，他掷地有声道：“人有人脉，民有民心，族有族志，国有国运。文脉连血脉，血脉生文气，文气润人心，人心贯文运。文运通人运，人运通民运，民运通族运，族运通国运。是故文脉旺则人旺，文心盛则民盛，文气兴则族兴，文运强则国强。”说到这里，他高高地昂起头，朗声道：“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吾道五百年后大昌。”

此等宣称，真是雷霆万钧，石破天惊。这是何等的自重，何等的自强，何等的自信啊！

这个被世人称之为“东方黑格尔”的执念者，如激流中的巨石，具万古风流之铮骨。他以一人之孱弱，顶起一个王朝的脊梁；他以思想的王者，承续华夏源远流长的一脉文运……

那是一面大旗，秉持炎帝精神，悠悠苍穹，天健地坤。

那是一束微光，揿亮湖湘文明，莽莽寰宇，山清水白。

来源：长沙晚报掌上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