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然：爷爷的三位老师——写在高崇民生平事迹馆建馆五周年之际

摘要：五载光阴，如白驹过隙，爷爷高崇民生平事迹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我时常驻足馆内，凝视那些泛黄的书信、泛红的照片，耳畔仿佛回响着爷爷与三位老师并肩奋斗的铿锵足音。他们既是引领爷爷走上革命道路的明灯，更是用信仰与智慧铸就民族脊梁的引路人。

作者/高一然

五载光阴，如白驹过隙，爷爷高崇民生平事迹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我时常驻足馆内，凝视那些泛黄的书信、泛红的照片，耳畔仿佛回响着爷爷与三位老师并肩奋斗的铿锵足音。他们既是引领爷爷走上革命道路的明灯，更是用信仰与智慧铸就民族脊梁的引路人。

在高崇民的革命征程中，三位导师以思想之光与实践智慧，指引他走上马列主义道路。1935年，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在上海与他结识，通过播撒革命火种，引导高崇民撕毁国民党党证，投身抗日救亡。1936年前后，南汉宸以杨虎城秘书身份在西安活动，与高崇民共同策划兵运，打破东北军与西北军历史隔阂，唤醒民族意识，并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高崇民共同推动促成国共合作，其卓越的统战智慧与人格魅力成为高崇民毕生追随的榜样。三人分阶段的思想启蒙、理论武装及实践锤炼，交织成高崇民从爱国志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信仰蜕变，共同书写了革命年代的理想传奇。

启蒙之炬：孙达生与信仰的觉醒

爷爷高崇民的一生与中国近代革命史紧密相连。这位生于辽宁开原的爱国志士，以其炽热的家国情怀与对光明的执着追寻，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身革命洪流，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引最终让他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道。

1935年的上海滩，在爱国实业家杜重远的引荐下，高崇民与化名“孙达生”的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相遇。孙达生，辽宁省西丰县人，是爷爷的东北老乡。这位被同志们称为“孙大圣”的共产党人，用深入浅出的方式为高崇民剖析马列主义真谛。当孙达生将共产党的主张与东北三千万同胞的惨状相联系时，爷爷内心的震动化作决绝行动——他当场撕毁国民党党证，誓言追随中国共产党。这份破旧立新的勇气，源自孙达生点燃的思想火炬。由此，爷爷称孙达生为“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

彼时正值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关键时刻，党组织敏锐把握历史机遇，委派这对新结成的革命搭档共赴西安。孙达生深入东北军基层开展兵运工作，高崇民则凭借与张学良的特殊关系，在上层推动“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时期的高崇民

孙达生

淬炼之火：南汉宸与革命的实践

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1926年入党。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统战工作典范”的红色金融家，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着特殊角色。1935年冬，他以杨虎城秘书身份秘密抵达西安，与高崇民展开跨东北军与西北军协作。高崇民作为张学良的核心幕僚，主导东北军政治设计；南汉宸则通过西北军渠道传递中共抗日主张。二人在国民党宪兵眼皮底下，建立秘密联络站，搭建张杨沟通渠道，协同制定“逼蒋抗日”策略，更以民族大义合力打破张杨两军历史隔阂，使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形成“三位一体”军事同盟，为西安事变奠定组织基础，在危局中铸就扭转时局的关键支点。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前夕，高崇民与孙达生为凝聚东北军抗日共识，秘密创办《活路》周刊。该刊依托西北军印刷厂印制，首期便刊登爷爷撰写的《抗日问答》，以“三位一体”理念为核心，主张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联合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针对士兵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特点，文章采用陕北信天游式的口语化表达，开篇以“张老三，我问你”的对话形式直击人心：“我的家在东北，离这还有三千里……为啥鬼子来了你不打？父母乡亲没活路，大老远跑这打红军？”这种极具乡土气息的一问一答，将民族危亡与个人命运紧密关联，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的呼声迅速激发官兵共鸣。《活路》突破军系藩篱，不仅在东北军内部广泛传阅，西北军中也秘密流传，更引起延安高度重视。

毛泽东阅后指示红军政治部翻印推广，使之成为三大武装力量共同的思想纽带；其质朴刚健的文风甚至影响了文艺创作——冼星海在《黄河大合唱》中采用相似的问答体与方言元素，正是对《活路》传播策略的延续与升华。作为西安事变的思想催化剂，《活路》周刊通过瓦解“剿共”思想基础、强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张杨发动兵谏扫除了内部阻力。这份诞生于历史夹缝中的地下刊物，用最朴素的文字撬动了时代的齿轮，堪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军事领域成功实践的经典范本。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立即下令通缉爷爷，这便是著名的“活路事件”。张学良、杨虎城为保全抗日力量，将爷爷秘密转移至天津英租界匿居。蛰居津门期间，南汉宸多次乔装潜入租界为爷爷系统讲授《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系统研读马列理论。当讲到“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时，南汉宸将东北大豆被日本财阀压价收购的案例融入讲解，令高崇民茅塞顿开。这种将马列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教导方式，使高崇民完成了从爱国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故其一生敬称南汉宸为“马列主义的中学老师”。

南汉辰

图为作者高一然（左一）父亲高大会（左2）和南汉宸孙女南红摄于军事科学院

永恒之光：周恩来与精神的升华

西安事变爆发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飞抵西安当晚，即与高崇民彻夜长谈。当讨论释放蒋介石的利弊时，周恩来在张学良公馆用茶杯摆出战略态势：“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若蒋有不测，中国将陷入更大规模内战，这正中日寇下怀。”这番透彻分析让高崇民深刻理解中共“逼蒋抗日”的战略智慧。从相识到相知，这段缘分就此开启了爷爷后半生在党的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工作生涯。此后，周恩来总理便一直担任爷爷的直接领导，同时也是他的良师益友。爷爷将其视作自己“马列主义的大学老师”。

西安事变时期的周恩来

邓颖超与高崇民长子高存信（左一）于全国政协会议

作者高一然（左三）与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左一）、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左二）在周恩来纪念会场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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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抗日热情空前高涨。1937年6月20日，在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下，爷爷等人于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积极倡导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恢复张学良自由等主张，爷爷被推选为执行委员。此后，“东总”辗转多地，凝聚起各地东北民众的抗日力量。

1938年初，爷爷向周恩来提出让长子高存信赴抗大学习的请求，得到周恩来支持。抗大校长罗瑞卿得知高存信是黄埔十期炮科优秀毕业生后，当即表示：“我们正缺教员，高存信是黄埔十期炮科毕业，是难得的人才！”在罗瑞卿、胡耀邦等共同推动下，高存信于1938年1月7日正式出任抗大一大队主任军事教员，后还担任过抗大行政干部高级政治队队长。当时抗大物资极度匮乏，胡耀邦主动安排他与自己同睡一炕，并说：“咱们革命者就要同甘共苦！”在长达半年的朝夕相处中，他们同甘共苦，既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又在军事教学与革命形势上深入交流，情谊愈发深厚。

1938年8月，爷爷随团赴延安面见毛泽东、周恩来。他提出组建东北抗日干部支队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两项请求。毛泽东高度重视东北人才队伍建设，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1939年，东北抗日干部总队成立，张学思（张作霖之子）任队长，高崇民长子高存信担任指导员，1940年率队挺进冀中开展游击战。关于入党请求，周恩来与陈云同志考虑到以其当时身份在党外工作，或许对党的事业更有利，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员需参加组织、交纳党费，一旦身份暴露，会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他对此表示理解并服从安排。

此后，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成为一名秘密党员，即便解放后也未公开党员身份，一直以民主党派身份开展工作，总理认为，这样更有利于统战工作。1979年，在爷爷平反昭雪时，经邓小平同志特批，公开党员身份，并根据爷爷生前遗愿，在追悼会上特许使用党旗。这一特殊待遇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1980)干字第408号文件确认。

事实证明，爷爷以民主人士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反共浪潮，周恩来指示高崇民坚守“东总”，团结东北流亡同胞坚持抗战。此后五年间，爷爷在重庆直接受周恩来领导，通过改组《反攻》会刊，以东北军将领名义担任编务掩护，亲自组织撰稿、吸纳青年编辑，在国统区持续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尽管重庆“东总”组织遭蒋介石查封，但《反攻》作为隐蔽战线重要阵地，从1940年至1945年9月18日抗战胜利始终坚持出版，成为凝聚东北抗战力量的精神旗帜。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指示爷爷将“东总”人员派往东北参与反内战民主运动，并委派其负责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民盟工作，直接配合解放军解放东北。1948年新政协筹备期间，高崇民作为东北民主人士代表，与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等民主人士代表以及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共同主持哈尔滨座谈会，首次就新政协召开的核心议题展开磋商。

同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以高岗、李富春名义，与包括高崇民在内的8位民主人士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为新政协筹备奠定重要基础。周恩来作为新政协总设计师，全程统筹部署，高崇民则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桥梁作用，通过整合东北地区政治资源、凝聚民主力量，积极参与建政协商，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高崇民作为新中国第一届63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一出席开国大典，见证国家诞生。此后他先后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长期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在东北地区治理与民主党派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与高崇民的渊源可追溯至地域文脉。周恩来少年时曾在辽宁铁岭银冈书院求学，而爷爷的父亲高东圆青年时亦就读于此校，并且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1910年，当12岁的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疾呼“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时，21岁的高崇民正在奉天农林学堂。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在1936年的西安形成历史性交汇——周恩来以政治智慧引领时局，高崇民以赤胆忠心践行使命，共同谱写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篇章。

周恩来曾高度评价“高崇民是东北人的榜样”，而高崇民则始终视周恩来为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这种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谊，在此后数十年间持续深化——无论是抗战时期的统战合作，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二人始终肝胆相照。

改革开放后，邓颖超出访法国时会见中国留学生，当得知高崇民的表侄吴季松在场，特意将其拉至身边合影，并感慨：“你姨父可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无独有偶，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邓颖超见到高崇民长子高存信将军，再次握手言道：“你父亲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两次相逢虽时隔数年，却彰显了高崇民与革命战友的深厚情谊，既是个人革命情怀的见证，更是红色基因代际传承的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