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因积贫积弱而饱受列强欺凌。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国家饱经沧桑磨难，人民遭受深重苦难，尤其是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实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因积贫积弱而饱受列强欺凌。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国家饱经沧桑磨难，人民遭受深重苦难，尤其是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统一，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投身于祖国抗战洪流，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黄埔二期生李友邦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李友邦(1901—1952)，字肇基，台北县人，祖籍福建同安，黄埔军校二期肄业，抗战中的台籍将领之一，他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毕生为反日抗争、为祖国、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不懈奋斗直至牺牲，在抗日战争史、台湾光复史以及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关系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定位与重要奉献。
一、致力于反日革命
1901年4月10日(农历3月17日)，李友邦出生于台湾地区台北县和尚洲(今新北市芦洲区)。李氏家族自福建迁居台湾后，以勤俭和耕读发家，因科举而兴隆，曾在清光绪年间荣获“外翰”的清誉，一直是台湾地区的望族，历代均受到和尚洲乡亲的赞扬。李友邦是芦洲李氏入台的第五代，二弟李友先(承基)，幼弟李友烈(丕基)，先后都因反帝抗日活动而壮烈牺牲，可谓一门三烈。在李友邦后来的回忆中，日寇侵台后，其家人拒绝日本的殖民统治“甚烈，致叔祖父被毒杀，家人甚眷念祖国，并时时率村民抗日，一面教幼小子孙将来为国族效忠，赶走日寇，归还祖国，因此，余之复土之志自幼小即萌芽”。
李友邦秉性朴实憨厚，自幼就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1909年，他进入当时和尚洲公学，即今之“芦洲小学”的前身就读。李友邦就读小学时，由于反抗日籍同学的欺辱，曾遭到日本教师的毒打。此时的李友邦即已流露出对日本殖民者歧视台民的愤怒和不满，在他后来所著《台湾革命运动》书中，曾回忆起自己幼时被日本儿童侮辱的往事，当时的李友邦，愤然对日本儿童说道：“如在中国，君我当异于是!”李友邦强调，此事是自己终身从事台湾革命事业的一个“细因”。
20世纪20年代的台湾地区，殖民地自主、民族自决的风潮渐起，14岁的李友邦在1915年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在校4年间，因不满日寇殖民统治台湾，他参加了校内学生的秘密反日组织，散发反日传单，策动学运，反抗日本人的欺压及所遭不平等待遇，终因从事抗日运动而被学校开除。1919年4月，李友邦在18岁时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至1920年10月，又因在日参加台湾革命运动被开除。
返台后，李友邦在1921年10月，加入蒋渭水等人领导和创办的“台湾文化协会”。李家大宅及院落，成为“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县的主要活动场地，此也使得李友邦和“台湾文化协会”关系密切。1922年，他和胞弟李承基一起，伙同激进抗日青年，袭击了日警台北海山郡新起街派出所(今台北市长沙派出所)。因参加秘密组织、奔走革命、策动“光复台湾”工作，李友邦曾两次被捕入狱。1924年3月，李友邦联合林木顺(后来的台共创始人)、林添进等8人，再度突击新起街派出所，一时轰动岛内。因事态严重，日警准备对他进行逮捕，李友邦获悉后，连夜逃至高雄。他认为收复台湾必先保卫祖国，于是与林木顺等人会合后，辗转前往广州，经人推荐，于1924年7月进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步科学习，在11月时，归并入黄埔军校第二期第五队。
在黄埔军校期间，因他秉质优秀，又来自台湾地区，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注意。在孙中山支持下，他在广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并任党主席，宗旨是“团结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而返回祖国”。此外，经孙中山推荐，他每周日到廖仲恺家学习国语，并探讨大陆和台湾的革命形势，与廖仲恺结下了深厚友谊。
1924年11月并入黄埔军校的讲武堂学生共158人，因其入校日期比黄埔二期开学早，故校方就让他们在1925年2月提前毕业。但在1924年12月底，未毕业的李友邦就被调去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在台湾宣传革命事业，激励台胞反日斗争，动员台湾青年到广州学习等。1925年，李友邦返台筹组“台湾革命青年团”，以作为“台湾独立革命党”之外围组织。
1926年，因不满国民党右翼抗拒孙中山联俄联共引起的党内波澜，李友邦在广东请示陈果夫，拟返台组织国民党台湾总支部。返台期间，“台湾文化协会”内部左翼反日思想逐渐扩大，李友邦与“台湾文化协会”进步派来往密切，与蒋渭水、连温卿、王敏川等常相聚合，他在着手为“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募集资金的同时，也动员了一批青年到祖国大陆参加革命工作。因被日本殖民当局探识到秘密结社，李友邦被通令逮捕。于是，他于1927年潜回上海，但又遭上海租界日本当局搜捕，遂转至杭州，恢复原名“李肇基”开展活动。自杭州返回广州后，参与“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成立，并加入宣传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李友邦又潜赴杭州。1928年6月至1929年10月，李友邦任杭州警察局督察，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30年10月加入共产党青年团。
1932年，李友邦被国民党右派势力逮捕，投入浙江杭州陆军监狱，至1936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才被释放。他在狱中历遭折磨，受到残酷刑讯，致右脚被打断，脑部亦受严重挫伤。在此期间，二弟李友先(成基)欲到大陆投奔李友邦，被日警唆使当时地方流氓蔡君通暗杀身亡;1934年，三弟李友烈(丕基)亦欲潜往大陆投奔李友邦，藏身运煤船中，被日特捕获，经酷刑拷打至死。李友邦出狱后，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日语。
二、创建台湾义勇队进行革命运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李友邦认识到“若要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就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号召当时一切滞留祖国大陆及岛内的台湾同胞投入到民族解放、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1938年10月，李友邦产生了组织“台湾义勇队”的构想。当时在祖国大陆，尤其是在福建地区，已有众多台胞在进行抗日活动。李友邦的设想和主张不仅得到了国民党闽浙两省大员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暗中协助，周恩来在金华对此做出具体指示，中共浙江省委对此进行了专门协助。当时，李友邦向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的骆耕模阐述了自己的抗战构想，骆耕模将李友邦的想法汇报给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意，调来张启权(后改名张一之)，协助李友邦开展具体工作。通过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介绍，李友邦赴闽拜会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委陈肇英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提出以崇安一带的台胞为基础建立台湾义勇队。得到同意后，李友邦于1938年11月赴福建省崇安县，动员台胞参加台湾义勇队，开展抗战工作，获得热烈响应，很快便组建起一支300人的队伍。
在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对台湾义勇队的承认后，1939年2月，李友邦再赴福建，把第一批台胞队员带到浙江金华，2月22日，第一支由台湾同胞在大陆组建的武装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在浙江金华酒坊巷18号(现为84号)正式成立，成为台胞参加祖国抗日的象征。国民政府正式将台湾义勇队整编归第三战区指挥，李友邦担任义勇队队长、少年团团长，并晋阶陆军少将;没有显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张一之担任秘书，《台湾义勇队队歌》歌词即出于张一之之手。台湾义勇队是第一个台湾同胞参与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武装队伍，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口号和战斗目标，主要任务是“侧重于政治工作和对敌宣传的工作，瓦解敌军和教化俘虏”，主要工作包括巡回宣传、对敌政工、医疗求助、生产报国等;少年团的工作，则是以文艺方式来鼓吹抗日。台湾义勇队吸引了不少台胞参加，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收复台湾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足迹遍及浙、闽、赣、皖及广西、重庆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地区。
1939年2月，李友邦在浙江金华成立“第一台湾医院”;9月，义勇队总部挂上“台湾义勇队附设台湾医院”的牌子，之后，又陆续在浙江的衢州、兰溪以及福建建阳成立了另外三家医院。台湾医院医术精良，收费低廉，积极为老百姓和抗日军民服务，广受抗日军民欢迎，为抗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李友邦在1938至1940年间，数次接受重庆国际广播电台邀请，对台湾地区同胞进行广播，号召大家前来浙江金华台湾义勇队报名参加义勇队工作。1940年3月，李友邦将当时台湾同胞在大陆各抗日革命组织“台湾独立革命党”与“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加以整合，合组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后又联系“台湾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和“台湾国民党”，在1941年改组为“台湾革命同盟会”，这是李友邦与台湾著名抗日进步人士谢南光、张邦杰、宋斐如、李万居等人共同领导下，由五个台湾抗日团体综合而成的内地台胞最大的抗日组织，宗旨是“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
1940年4月15日，李友邦恢复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时期的刊物《台湾先锋》，将其作为台湾义勇队队刊，自任主编并刊行杂志，时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为队刊题写刊名，李友邦亲为队刊题词“复疆”。《台湾先锋》在1942年12月25日休刊，共出刊10期，此成为台湾人民在大陆参与抗日战争之重要文献。1941年，李友邦出版了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统治社会经济学的构造理论著作《日本在台湾之殖民地政策》;11月5日，李友邦在浙江《东南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坚持抗战和台湾革命，文章写道：“首先，我们要反省。台湾赋予我们的任务，既如此重大、艰巨，那么，我们每个在祖国的台胞，就得时刻警惕与反省：我们在祖国国土上呼吸了自由空气，是否就忘却了台湾500万过着奴隶生活的同胞?我们在台湾革命的旗帜下，是否有另作小我的打算?第二，我们要自爱。古人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1942年8月，由李友邦指导的《台湾青年》周刊问世，1943年4月，李友邦的革命工作文集《台湾革命运动》出版，他还先后创刊了《台湾青年》《台湾革命丛书》等杂志和丛书。
1942年5月，浙赣战役打响，金华沦陷，台湾义勇队撤退到福建龙岩，队伍不断扩大，不久扩编为台湾义勇部队，下设四个支队，李友邦任总队长，并奉命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义勇队原分为三个区队、9个分队及医院，编组中既有战斗性编组，也有生产队，另附少年团及队员训练班;1943年，台湾义勇队扩大为“台湾义勇总队”，直属中央军委会政治部，下设4个支队，每支队下辖3个区队，李友邦又晋阶陆军中将。在此期间，台湾义勇总队对日本占领下之厦门，展开了三次军事行动：一是在6月17日攻击日本在厦门兴亚院并造成巨创，二是6月30日突击虎头山日本海军油库，三是7月1日在伪厦门市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上投掷手榴弹并造成敌人伤亡。
1943年11月，《开罗宣言》决定战后把台湾归还中国，中国政府着手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l944年4月，“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1944年6月，李友邦被增加为台湾调查委员会委员职务，参与制定光复台湾的计划。李友邦对收复台湾满怀希望，发表了《开罗会议后之台湾问题：为台湾沦陷四十九周年而作》，还把台湾义勇队“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目标改为“保卫祖国，建设台湾”。他认为：“在不平等条约尚未撤除，日寇末日尚未到来以前，我们台湾革命，乃以‘保卫祖国’的方式来达到‘收复台湾’的目的。换言之，即以求得领土完整、民族自由为‘保卫祖国’的内容。随着胜利的接近，我们的革命任务即将以‘建设台湾’为‘保卫祖国’的方式，以‘保卫祖国’为‘建设台湾’之内容。”李友邦的政治主张，得到爱国台胞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抗战胜利前夕，台湾义勇总队在李友邦的领导下为台湾光复进行准备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李友邦非常高兴，他对台湾青年说：“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
三、返台后继续革命活动
1945年9月3日，李友邦委派副总队长张克敏携国旗一面乘机抵台，9月4日，第一面象征中国收复台湾之国旗在台北宾馆升起。10月，李友邦复派遣台湾义勇总队暨“三青团”先遣部队赴台，以维护全岛安全及秩序，保护日产及敌伪留置物资，保卫台胞生命及财产，摧毁由日本军方策动台湾士绅的“独立”运动，为国民政府顺利接收台湾起到重要作用。11月，台湾义勇总队精锐及重要公文，在搭乘“华光轮”赴台途中不幸因海难沉没，总队16位同志及重要文书悉埋海底。12月8日，李友邦亲率台湾义勇总队全体队员返台，准备建设新台湾的另一页。
1946年李友邦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支团部”主任，为“三青团”在台最高负责人。但事实上，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台湾义勇总队一切薪饷及经费即遭到停发，“三青团”也遭到当局的打压，并受到陈仪政府结合“军统”与“中统”等组织的百般排挤与阻挠，至1946年2月，在既无退伍令，也无遣散费的情况下，义勇总队被下令解散。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请李友邦到电台广播讲话，希望借他的影响力来平息事变，被李友邦予以拒绝。3月10日，李友邦突遭陈仪当局扣押，并即押解往南京监禁待审，经夫人严秀峰奔赴南京营救才得释放。
1949年4年，李友邦在陈诚的力请下，出任省党部副主任，后在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延揽下担任省府委员，同时兼任台湾文献委委员、《新生报》董事长等职。8月1日，李友邦签呈陈诚文件，为因“二二八”事件被拘禁的200余人请命。1950年2月18日，严秀峰以“参加中共组织”“知匪不报”之罪名被判15年徒刑。1951年11月，李友邦因“参加中共组织，在台掩护中共地下人员，意图颠覆政府”而被捕;1952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41)安洁字第1317号，以“包庇窝藏中共间谍”“早已加入中共组织”等罪名，未经司法审判下被判处死刑，4月22日凌晨3时许，在狱中重病之李友邦，由“三军总医院”以担架抬押至新店郊区，李友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牺牲于白色恐怖之下。李友邦牺牲后，台湾的《中声晚报》曾以《台湾共谍案中被枪决的中共地下主席李友邦》为标题，详述其案由，将其称为“中共地下主席”。
四、谱写“爱国、革命”诗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岁月里，英雄的中华儿女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
作为台籍黄埔生，李友邦将军从青少年时代，就把青春投入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在黄埔军校肄业后，他长期在国民党左派营垒中从事对台工作、从事抗日运动;在全民族抗战中，他作为来自台湾地区的代表，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投身到抗日复台的斗争中去，在大陆组成台湾人民抗日武装，“向日帝争台湾独立，然后将挣脱日帝的台湾复归中国”。李友邦将军毕生为抵抗外侮、民族复兴而鞠躬尽瘁，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赢得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尊重和纪念。
在祖国大陆14年抗战历程中，无数台湾同胞渡过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人民一道共赴国难，共御外侮。台湾同胞参加抗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已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作为投身于祖国抗战的台籍黄埔生，李友邦认为祖国抗战与台湾革命密切相连，只有祖国抗战胜利，台湾才能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台籍黄埔生与祖国同胞共御外侮的抗日历史，彰显台湾和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曾有学者专门指出：“台湾义勇队是抗日战斗序列中唯一由台湾人组织而以台湾为号召的武装力量。在抗战胜利前夕，李友邦提出‘保卫祖国，建设新台湾’的口号，他坚持抗战八年的艰苦战斗，足以证明台湾人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台湾必须返归祖国”。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刑满出狱后，一直致力于从事宣传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抗日事迹的工作，她说：“盼有生之年，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包括李友邦将军在内的台湾乡亲的共同心愿。”
近年来，海峡两岸纪念李友邦将军和台湾义勇队抗日志士的活动也逐次展开。台湾地区新北市芦洲区中正路243巷19号，是始建于1903年的芦洲李宅古迹和“李友邦将军纪念馆”，体现了芦洲历史、李家族史和李宅建筑特色，在当地有“中原厝”的美誉。1982年，以“历史保存与家道承传”为初衷，李家历代居处的祖厝宅院被列为古迹，后于1985年被核定为“台北县三级古迹芦洲李宅”，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座被列为民宅古迹的范例。“李友邦将军纪念馆” 陈列了大量珍贵文物和照片，在纪念这位在日据时代为台湾革命而奋斗不懈的英雄人物的同时，也作为历史传承与文化学习场所，彰显着李友邦将军“保护祖国、收复台湾”的家国情怀，蕴含着李友邦生生不息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意志。
李友邦曾写道：“虽日寇竭死力以奴化，务使台人忘其祖国以永久奴役于日人，然台人眷念祖国之情，实与日俱增，时间愈久，其情弥殷，固未尝一日忘之也。” 1945年，台湾义勇队在完成抗日使命后，李友邦在厦门抗战胜利庆祝集会上亲笔题写“复疆”，这是他为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投身祖国抗日战争而百折不挠的真实写照。2006年10月20日，浙江金华市“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正式落成，李友邦将军半身铜像巍然耸立，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两岸同胞所传颂。如今，李友邦的名字刻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墙壁上，受到了两岸同胞深切地缅怀、悼念和敬仰，正如无名英雄纪念碑碑文所题写：“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包括台籍黄埔生李友邦将军在内的抗战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着“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谱写了一曲两岸同胞共同抗战的壮丽诗篇。
来源：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