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性作家的身份标的，注定在宏大叙述的框架里已经无法轻易中标，一场场看似“轻盈的逃离”像被太阳卸下的斑点“沉重地镶嵌”在社会前行的轨道底部，这些交叉的当代景象与小说作品里的人物与事件，被小说家杨骊打捞上岸，让我们体察到了当代女性在社会事件中的存在共性，同时又通过
作者：陈末，新疆人，现居深圳。
文章来源：南风杂志 2025年第2期 “新作播报”栏目
女性作家的身份标的，注定在宏大叙述的框架里已经无法轻易中标，一场场看似“轻盈的逃离”像被太阳卸下的斑点“沉重地镶嵌”在社会前行的轨道底部，这些交叉的当代景象与小说作品里的人物与事件，被小说家杨骊打捞上岸，让我们体察到了当代女性在社会事件中的存在共性，同时又通过人物走向的变奏坠入了一场场看似没有尽头的社会缝隙，这些缝隙充满了一种人情交叉与人性内里的“轻离与重殇”，在小说的肌理结构里重现出一股令人恍惚的窒息和欲说还休的困境，这正是小说带来的女性离殇……正所谓，女性在日常生活里的种种“应对”和“应急”事件，使女性在两性喷涌的社会结构里呈现出了既轻又重的人性变革，同时又挖掘出了女性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地盘上每每低头寻觅的痴迷。
就时代的快消和更迭而言，女性作家往往和男性作家一样，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似乎再也没什么东西好写的了……撇开乡村文学不谈，单就城市文学范畴而言，所有的作家们都在尽全力打捞着社会缝隙里的“文学珍珠”，这一点，在杨骊的小说艺术中已有体现，而尤为突出的一点惊喜就在于，杨骊打探这些缝隙里的“文学珍珠”时，她的写作动作是慢的、是轻的、是停顿的，更是克制型的、收敛型的、白描式的，甚至是在一种“薄雾一般的无奈进退里”试图体现出当代女性在日常社会缝隙中所集体面临的一种“轻离与重殇所隐含的细微伤害”，这正是杨骊小说中的关键所在。
当下，作家和读者都面临着同样的艰难处理，就是需要面对多媒体的文字轰炸，各路蹊跷文案的无缝植入，阴面或者是阳面的隐形键盘手们运用新华字典里的各类旧词和新语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来渗透你的感知力和判断力，我们从日常生活里打捞可以转换为文学元素的素材和人物时需要“写出令作者和读者同时信服的事件和细节”，同时也要考量这种转换在人物切换和事件走向里是不是更具陈述价值。
对小说家来讲，这更是一种创作上需要攻破的艰难处境。当作家、女性、文本、陈述和艺术相结合时，作家所抽取的全部语言组合，在这些重量级的词语链接里会自动形成女性作品里的新营地，这种新营地，时而像当代社会境遇里的千万只蚂蚁在无人关注的社会缝隙里拼命地搬运着冷漠透顶的人间小石头，有时又像袋鼠一般携带着未知的“文学孩子”在黑暗的人性密林里大汗淋漓地背负着使命在夜奔……在杨骊的小说文本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时代进程落在小说《流量密码》里的女主人公“肖娅芳”身上时，利用朋友圈的带货模式形成“宇宙力量”的新型生活方式是如何侵吞个体宿命的。
到了小说《牌坊》里时，女主人公“刘美彤”是如何在离婚、开中医理疗馆、安置母亲等事件中碎裂在了“一堆碎瓦上”……作为女性作家所呈现出来的文本表述，我们可以将杨骊小说里的时代进程形容为城市进程里的“无影杀手”，这位无处不在的“无影杀手”长着自带高超轻功的十根手指，在女性作家的文本这里，这位无处不在的“无影杀手”只需要动用十根手指里的五根手指便可以将女性作家所创造出来的女主人公们直接摁在日常生活的一管牙膏上进行无条件地挤压。
无论是小说《流量密码》里失去了丈夫、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从家庭主妇变成了社会打工者的化妆品推销员“肖娅芳”，还是小说《牌坊》里同样命运多舛、二次成家又遭遇丈夫患病、母亲为了暗争女儿前夫留下的房产而联手二任丈夫私自入住到女儿家里对其进行无情“吸血”的生活缩影——实际上，这些事件正是日常生活代替时代进程对女性进行肉体损害、精神挤压和思想腐蚀的一种“常规动作”，女性的可怜、可悲、可叹不仅仅是以男性生命个体的宿命转变而受到了不可控的伤害，从另一个层面来分析，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失控的、失衡的、多发的、联合的对弱小女性的多重“消灭与伤害”。
在小说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卖力推销化妆品的“肖娅芳”和无限怀念南岳巷5号的“刘美彤”们，她们所依附的社会身份正飞快地在社会齿轮里沦为更加悲怆的个体宿命，这种宿命就是无论她们多么善解人意、努力生活、充满梦想，她们最终想要获得的平等和尊重并未真正到达，这才是作家想要表达的社会性和时代性，我们也正是通过杨骊在这两篇小说的“轻叙述”和“慢剥离”中，很快就可以体会到这些被作家从社会缝隙里打捞出来的女性人物们，她们是如何在小说家的转述里即刻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女性身上所发生的不可抗拒的轻离与重殇”。
这种小说格调与女主人公对应起来后，既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社会与时代转换里的迫不得已和无能为力，同时也可以看到与她们相关联的异性们在社会与时代的变革里同样也承受着另一种迫不得已和无能为力，而小说家杨骊以小说事件里的“应对”和“应急”动机、事件结果来形成了人物轨迹里的两股力量，即以小说艺术完成了人物身上看似“有常”实则“无常”的命运走向，这正是杨骊在小说叙述中所带来的艺术电波，也是这两篇小说使用“慢的、轻的、停顿的，更是克制的、收敛的、白描式的叙述手段”想要达到的艺术风格。
当代女性在日常缝隙中所面临的“轻离与重殇式的细微伤害”，在社会的动态变速度和女性个体命运的挤压中组成了一种时代进程里的“障碍赛选手”，这位“障碍赛选手”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突然在某个变故或者是突发事件里成长为社会事件中的“无影杀手”，从而在新的社会性事件里拥有了“无影杀手”的又一身轻功，他们让其中一只手掌慢下来“假寐”，而另一只手掌则通过五指修炼出来的新功夫重新或者再次挤压在女性的命运轴承里，只要女性还翻滚在生活的这管牙膏上，那么“无影杀手”便可以通过一股社会性的无影杀伤力对女性宿命般的遭遇形成新一轮的挤压，我们在她们所经历的事件里重新体验到了那一股白哗哗的牙膏内核正一团一团地将女性们挤出正常生活的场域之外，从而形成个体命运里更加深不可测的孤独感。
有时候，这位“无影杀手”会一截一截将女性的原有光辉挤压个精光；有时候，这位“无影杀手”又不屑于伸出五根手指来指点她们的困惑和无助；甚至有时候，这位“无影杀手”只需要动用其中一根手指就直接从这类牙膏管的中间摁下去，旁观者们便可以亲眼看见芸芸女性是如何被动地淹没在日常生活以及宿命的轮回里承受必要和非必要的离殇情。
这些离殇情，它们既是白色的困境里的泥浆，同时也是白色的生活中的咒语，像小说家杨骊在短篇小说《流量密码》及中篇小说《牌坊》里所陈述的那样——“泥浆”和“咒语”出现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巨大的宇宙，正在通过每个人的私域流量启动，爆发出洪荒之力（注：见小说《流量密码》结尾），同时也像杨骊在小说《牌坊》里所陈述的那样——刘美彤扶着南岳巷5号废墟上的一块抱鼓石坐在了一堆碎瓦上。（注：见小说《牌坊》结尾）我认为，“洪荒之力”和“一堆碎瓦”不仅仅是女主人公“肖娅芳”与“刘美彤”的生活写照，同时也是当代人的共同生活与写照。
沈复在《浮生六记》里有一文，名曰《童趣》里言：“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意指童年时的我们，会睁大眼睛看太阳，能看清极细微的东西，遇见微小之物，就会仔细观察它的纹理，故而不时得到事物之外的乐趣。我借《浮生六记》里的《童趣》来影射杨骊小说《牌坊》里的一丝光亮，主人公“刘美彤”在南岳巷5号时与爷爷在童年生活中留下的一抹光亮，通过这个旧居，爬上高处，以窗观城，以心观物，使她在日常生活里对原有的旧物以疗伤式的思考和期待来成就她的反抗精神，这也正是主人公无论如何也要对生活有所要求的挣扎所在。
同时，我也借俄罗斯诗人根纳季·艾基的诗歌《被自己推开的花》一诗中所书写的诗句那样来回应主人公“刘美彤”的生活景象：“在经他允许、来之不易的深渊，中毒太深的他还活着……”在社会缝隙的不同深渊里，每个人物都在他人允许的境遇里身受其害并且形成了“慢性中毒”，失去了彻底解决生活处境的能量。
如果说，“刘美彤”将挣脱生活枷锁的道理摸清后，她依旧无法逃脱社会链里的“吸血”效应，那么“肖娅芳”的推销之路则为小说家杨骊打开了另一个生活素材里的“艺术盲盒”，即通过“肖娅芳”的繁杂算术利用微信朋友圈的群发功能轰炸出沉睡的、装死的、悲悯的、善意的同时也潜伏着“吸血”效应的社会链，大家都体会到了生活不易，因此，有人选择了沉默，有人选择了装死，有人选择了悲悯，有人则选择了更直接的“吸血”效应来榨取其他同样生活不易的人群，与其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倒不如将它视为修炼我们善根的某种契机，如果我们选择了悲悯的内心去打开这些现象时，我们从自我的选择里便会体验到不一样的光亮，即李安导演在自传《人性的枷锁》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其实文化、地域及观念的纠纷，归结到最后，总和自由、平等有关。”
在小说家杨骊的两篇小说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隐蔽在日常事件肌理里的皮层之下，在靠近灵魂深处的诉求里，小说以人物真实心理的诉求满足了这一人性条件，即普通人想要通过自身所经历的一切事件重新形成命运轨迹里的“自由和平等。”
近年来，我们常常期望在女性小说家的作品里，重现特殊女性人物形象，或者说经典女性人物形象，这是对女性作家下笔时的一种无限约束。当社会和时代过于经典时，人物的日常行为代替社会和时代的经典化而沉入人物的命运转折里，这些转折从无数个细微的社会缝隙里升腾起来形成了人物身上无数个积压式的微小变化，经过人物的不断逃脱、挣扎、反抗、努力、演变后，使得这种微小变化最终形成了人物命运里“一连串的灵魂的粉碎性骨折”，我称之为“当代女性无隐私的粉碎性骨折”。
我在杨骊的小说里看到了这种隐形的、粉碎性的、一连串的灵魂骨折结构，对于消失的故事、正在发生的故事和即将发生的故事而言，小说家们常常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担忧，正如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一文《施舍的回忆和欲望的感觉》里针对故事回忆时所总结的那样：“……我背叛了自己的感情，背叛了我们的生活，背叛了我们说过的话。”
对于过往的感情、生活、说过的话，作为小说家的我们，和同样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以及出现在小说《流量密码》和《牌坊》里的人们来说，“背叛”不仅仅是打破感情、生活枷锁的某种“逆鳞”，同时也是获取自由和平等意志的一种“密码”，甚至在某些艰难时刻，对抗既定利益和重塑人性光亮的某种“背叛”则突然地演变为一股崭新的冲击从而实现了普通人寻求“自由和平等”的一种“叛逆性”。
它直接导致了小说人物来到小说家的笔下时，重新站向了反抗世俗的一面，从而形成小说由世俗空间向艺术层面的过渡，而“肖娅芳”努力地约上不同的熟人来到家里，利用微信朋友圈试图打开宇宙流量密码和财富密码的不懈努力行为，以及“刘美彤”爬上南岳巷5号观察祖上留下的“牌坊艺术”行为同样都是一种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日常背叛”，这两位女性主人公通过丧夫、离婚、拆迁、打工、开店等一系列的日常行为，以看似不经意的行为投递实现了对灵魂粉碎性的重构。
需要说明的是，小说家杨骊在两篇作品里，利用细微的社会缝隙二度打捞出的女性日常形象，她们以谨慎的切口重新洗涤了无法控制的生活结构，而且同步地掀开了隐蔽在她们身体里的精神微光，这些形象洗涤和精神微光，使我们通过《流量密码》里的“肖娅芳”一直积极努力地在看似荒唐的销售行为里很好地完成了作家想要呈现的悲悯立意，也让《牌坊》里的“刘美彤”通过不停地更换名字在看似无力的命运挣扎里最终呈现了想要离婚的独立性，这种出自小说家重建的悲悯立意和独立性恰好才是形成小说意犹未尽的来处和去处。
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人物的存在是有限的，但是小说的意味却是无限的，通过对小说《流量密码》和《牌坊》的解读，期待有更多的小说意味以日常生活的不易和女性作家的冷处理重新创造出小说叙述的艺术技巧，我们要解读的，正是这种技巧是如何重新淌进杨骊的创作之河的，它又是如何随着小说家杨骊的立意和立场，让我们在解读和感受的双重影响下，正式进入到了读者的共鸣之地，并为小说里的两位女主人公产生了无尽的惆怅和担忧，这是小说家杨骊为读者营造的叙述亮点。同样的，在合上这两篇小说作品时，小说家杨骊利用小说的意境和意味使我们感受到了一位女性作家从精神层面去打捞普世素材的必要性，同时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一位女性小说家隐蔽在人物背后的深切关怀，这是小说家杨骊反映出来的人性悲悯。
来源：南风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