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政府取消了许多旨在资助“错误信息”研究的拨款。媒体将此举描绘为一种恶劣行为，称其可能导致误导性或虚假信息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传播。
《纽约时报》本周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取消了许多旨在资助“错误信息”研究的拨款。媒体将此举描绘为一种恶劣行为，称其可能导致误导性或虚假信息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传播。
当然，如果真的有人想研究传播错误信息的最恶劣行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应该研究一下自己及其在政府中的盟友。毕竟，在美国历史上传播最恶劣的宣传方面，很少有组织比美国国家媒体和美国外交政策机构更有同谋关系的了。我之所以说“最恶劣”，是因为这种宣传往往被用于最恶劣的目的：煽动对各种战争的支持，导致成千上万——有时甚至是数十万——无辜者死亡。
最近媒体与政府在宣传错误性信息方面的合作包括“通俄门”骗局、掩盖美国干预乌克兰的各种努力，以及过去二十年几乎不间断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旨在推动从委内瑞拉、俄罗斯到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政权更迭——根据美国的设计，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最近被伊斯兰恐怖分子取代。当然，还有不间断的错误信息流，旨在支持以色列国并掩盖其许多战争罪行。我们也不要忘记美国向联合国作为既定事实提出的虚构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这一切过程中，华盛顿的干预主义“外交政策集团”得到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出版物的几乎普遍支持。
美国并不是这些策略的发明者。然而，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也许没有哪个政权比英国在发明“事实”以制造对战争和更多外国干预的民众支持方面更具创新性。然而，美国已尽力采用类似的方法，为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创造虚构的叙事现在也是美国政府的标准操作程序。
01. 第一次世界大战：转折点
纵观历史，大多数大国长期以来都在为支持其战争努力而撒谎，但这些努力在20世纪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大大增加，这主要得益于日益集中的大众媒体机构的协助。
要了解这个新的“宣传国家”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可以参考历史学家拉尔夫·雷科的著作，他认为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英国政权在媒体的帮助下，开展了一场效果显著的宣传运动。具体来说，雷科认为现代战时宣传始于“1914年的比利时暴行故事，这也许是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宣传成功”。
雷科所说的这些故事是英国一项协同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大肆夸大德国在比利时的侵略，并传达出德国人是一个与欧洲文明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同的野蛮种族的信息。这主要基于英国政府的一份官方报告，即《布莱斯报告》。该报告对大规模暴力事件提出了无数未经证实的指控。这在全世界引起了恐慌和反德情绪。
但有一个问题：这几乎都是基于谎言。雷科写道：
“比利时暴行的故事是什么？比利时暴行的故事是它们是伪造的。它们是编造的。它们是虚假的。这些照片是在巴黎的特定建筑物中拍摄的。舞台布景是由巴黎歌剧院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些故事是凭空捏造的……并被英国宣传作为战争中的另一种武器传播——尤其是在争夺中立国人心的战争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公众舆论反对德国人。”
雷科还补充了一个特别讽刺的注脚，并引用了历史学家托马斯·弗莱明的话，据雷科说：
值得称赞的是，他提到，包括儿童在内的人们手被砍断的真实案例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刚果，这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命令。由于其规模之大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这些才应该被称为“比利时暴行”。
当然，英国宣传的主要目标中立国之一是美国。
英国政权迫切希望美国加入战争，站在英国一边，英国几乎不遗余力地说服美国人，英国正在与一个无比邪恶的敌人作战。这个计划非常成功。雷科指出：
英国的宣传激发了美国政治阶层和社会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偏见。1914年8月5日，皇家海军切断了连接美国和德国的电缆。现在，美国的新闻必须通过伦敦传递，在那里，审查员为了政府的利益对报道进行了修改和删减。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宣传机构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宣传机构；后来它成为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榜样。菲利普·奈特利指出：“英国为使美国加入盟军一方而做出的努力渗透到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历史上主要的宣传努力之一，它进行得如此出色和秘密，以至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很少有消息传出，完整的故事尚未被讲述。”
02. 美国人采用英国的方法
最终，英国的宣传努力奏效了，美国政府热情地加入了战争，站在英国一边。这与仍然很大一部分美国公众的反战偏好背道而驰，但英国已经把美国精英争取到了自己一边。
毕竟，随着英国努力的加强，甚至共和党的领导层也开始向伍德罗·威尔逊施压，要求采取更强硬的反德立场。正如雷科所说：“虔诚地希望避免战争的美国人在两大政党的领导层中没有代言人。”
美国参战后，美国实施了自己的宣传攻势，现在又增加了彻底审查的层面。为此，媒体和全国的知识分子被征召来传播战争信息，正如雷科所写的：
公立学校和大学变成了政府路线的传导渠道。邮政部长阿尔伯特·伯勒森审查并禁止发行批评威尔逊、战争行为或盟军的报纸。全国性的镇压运动是由公共信息委员会推动的，该委员会由美国政府的第一个宣传机构——乔治·克里尔领导。
政权控制教育机构的一个例子可以在《纽约时报》如何赞扬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解雇反对政权征兵的教师中找到。
0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宣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战争宣传的又一次兴起，这一次，美国与英国军队的合作几乎提前得到了保证。到1939年，罗斯福已经可以放心地向乔治六世国王承诺“在战争情况下全力支持英国”，到1940年，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说服美国人美国有必要参与战争。正如雷科所指出的，这种合作的实情被掩盖了几十年：
1976年，公众终于了解了威廉·斯蒂芬森的故事，这位代号为“无畏”的英国特工于1940年被丘吉尔派往美国。斯蒂芬森在洛克菲勒中心设立了总部，奉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使美国参战。在罗斯福的充分了解和合作以及联邦机构的协作下，斯蒂芬森和他的大约300名特工“拦截邮件、窃听电话、破解保险箱、绑架……散布谣言”，并不停地诋毁他们最喜欢的目标“孤立主义者”。通过斯蒂芬森，丘吉尔几乎控制了威廉·多诺万的组织，即美国情报机构的雏形。丘吉尔甚至参与了在美国参战前几年好莱坞发出的亲英、反德的宣传攻势。戈尔·维达尔在《放映历史》中敏锐地指出，从1937年左右开始，美国人受到了一部又一部赞美英国和建立帝国的战士英雄的电影的影响。作为这些作品的观众，维达尔说：“我们既不侍奉林肯，也不侍奉杰斐逊·戴维斯；我们侍奉王室。”
维达尔对英国宣传人员在这方面的持续成功印象深刻——但是是不好的印象——他说：
“对于那些今天觉得犹太复国主义宣传令人不快的人，我只能说，今天勇敢的以色列一定从20世纪30年代勇敢的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英国人持续进行的宣传攻势渗透到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中……好莱坞被英国宣传人员巧妙地和不那么巧妙地渗透了。”
雷科描述了美国和英国在这些努力中合作的密切程度和成功程度。到1941年，美国政权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毫无疑问。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罗斯福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美国人对日本的敌意。在这方面，他当然做得非常成功。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宣传的最终传播者——政府学校——补充并巩固了美国人心中支持无休止国际干预的普遍世界观。首先是努力确保罗斯福及其继任者声称的行政权力在国际事务中是无限的。雷科写道：
早在1948年，查尔斯·比尔德就已经注意到我们的人民对我们共和政府原则的可悲无知：美国从大学到小学的教育，即使不是被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至高无上理论所主导，也充满了这种理论。再加上对宪政教育的公然忽视，这种宣传……已经在年轻一代的心中深深植入了这样一种学说：总统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实际上是无限的。
战后，美国的宣传机构不再那么关注英国的问题，而是巧妙地转向在冷战期间促进美国政权的利益。在他关于杜鲁门时代的著作中，雷科指出，到20世纪40年代末，杜鲁门也在推动对新敌人的新的敌对行动，包括公开战争。那些抵制的人，尤其是共和党塔夫脱派的成员，被指责为 新敌人的辩护士。
在这方面，杜鲁门得到了媒体精英记者的协助，这已经成为美国生活中一种既定的模式。雷科指出：
“没有美国媒体的热情合作，杜鲁门的运动不可能成功。在《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和亨利·卢斯的杂志的带领下，新闻界充当了干预主义议程的志愿宣传者，充满了精心策划的欺骗。”（主要的例外是《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在麦考密克上校和茜茜·帕特森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交事务中的这种屈从成为新闻界的惯例……在政府和媒体的宣传攻势下，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派听从了国务卿把外交政策“置于政治之上”的高尚呼吁，为马歇尔计划提供了全部资金。
支持和平的声音被大声喝止，并被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历史学家史蒂文·安布罗斯总结了杜鲁门与媒体的胜利：
“当杜鲁门成为总统时，他领导的国家渴望回到传统的军民关系和美国历史上的不介入外交政策。当他离开白宫时，他的遗产是美国在每个大陆的存在和大幅扩张的军备工业。然而，他如此成功地把美国人吓得魂飞魄散，以至于在大众媒体中受到任何关注的批评者都是那些认为杜鲁门在对抗美国的敌人方面做得不够的人。尽管有种种麻烦，杜鲁门还是胜利了。”
到杜鲁门时代结束时，这种模式已经很好地确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早些年英国宣传的努力。这些都是制造同意的所有要素，将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军备竞赛以及冷战后世界的新“政权更迭”战争中使用。
在这方面，我们也许找到了雷科在一次演讲中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有趣的是，除了越南战争，美国的所有战争都被证明是正当的，都是正确和美好的，这难道不有趣吗？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几率有多大？一个大国的每一场战争都是正义的，敌人总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可怕？”
他已经知道答案了。正是国家的宣传让美国人相信，几乎每一场新的战争都是某种反对邪恶的十字军东征。多亏了宣传，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思维——在更早的时代更加务实，更少道德化——已经呈现出准宗教正义的现代基调。
事实上，通过与20世纪前的美国形成对比，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战争时代的退化，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世纪的不懈宣传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只有研究它的历史，我们才能希望充分理解这些方法的隐蔽性和有效性。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它们的起源，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20世纪前三分之一发生的转变，因为美国人的思想已经习惯了不间断的、渐进的宣传，这种宣传在今天的美国外交政策中仍然存在。
来源：朝夕浅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