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还想要什么？J.D. 万斯（J. D. Vance）已经有了耶鲁的学历，《乡下人的悲歌》的成功给了他地位：光鲜亮丽的朋友圈、一位既美丽又事业有成的妻子，还有各方对他出席和背书的追捧。不仅是地位，他还获得了名人效应，成为“被遗忘人群”的象征——不过他是靠把这些

他还想要什么？J.D. 万斯（J. D. Vance）已经有了耶鲁的学历，《乡下人的悲歌》的成功给了他地位：光鲜亮丽的朋友圈、一位既美丽又事业有成的妻子，还有各方对他出席和背书的追捧。不仅是地位，他还获得了名人效应，成为“被遗忘人群”的象征——不过他是靠把这些人的形象重新包装成一种带有剥削意味的怪诞版本来博取关注的。他还挣了大钱，跑去给硅谷的“法西斯派”彼得·蒂尔（Peter Thiel）工作，赚了几百万，后来自己也成了一位秃鹫式的金融家。他创立了一个叫“纳里亚”（Narya，参考托尔金的某个魔戒——典型的蒂尔式中二命名）的风投公司，投的是些什么项目呢？比如：把天主教祈祷变成赚钱工具的公司、阻止环保理念渗透进股票交易的公司、推动外太空军事化的公司、以及吞并农业产业、打压小农户的公司。最后，他也得到了真正的政治权力。去年，他赢得了参议员席位——先是在特朗普父子的大力支持下，打败了一群看起来“又油又丑”的共和党候选人，然后战胜了民主党对手蒂姆·瑞安（Tim Ryan）。选民看得很清楚：瑞安确实就是个民主党议员，而不是他自己标榜的什么“产自俄亥俄、部署到台湾海峡的武器系统”。

可他似乎永远不满足。万斯就像填不满的深洞。2022年竞选期间，那些曾被他“反川普姿态”（Never Trump）所迷惑的中间派和自由派简直惊呆了——原来他为了赢、甚至是出于某种更原始、欲望驱动的动机，已经可以说任何话、干任何事。他之所以能出名发财，全靠常春藤盟校教授的赏识与提携，但他却在“国家保守主义大会”上大放厥词：“教授是我们的敌人。”他还在一支竞选广告中用一种欠揍的坏笑问：“你是种族主义者吗？你讨厌墨西哥人吗？”——用这种方式引诱观众在内心同时回答“不”和“是”。他主张女性就算遭遇家暴也应该留在原来的关系中，只为了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庭”；他口头上攻击职场女性，而他的妻子本人就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律师。在接受《名利场》（Vanity Fair）采访时（Inside the New Right, Where Peter Thiel Is Placing His Biggest Bets），他幻想要“炒掉所有公务员”，甚至提出效仿伊拉克“去复兴党化”（de-Baathification）的做法，在美国搞一次“清洗左派”的运动。他还试图暗示记者，他其实和那些读《名利场》的人是一类人——比你想的还“贴近”。而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他指责拜登总统故意放松边境执法，说拜登是想通过芬太尼毒品走私来“杀死中部的川普支持者”。他的原话是：

“如果你真的想干掉一批心脏地带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选民，那就针对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投放这种致命毒品……这看起来就像是故意的。就好像乔·拜登想惩罚那些没投他票的人。”（If you wanted to kill a bunch of MAGA voters in the middle of the heartland, how better than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kids with this deadly fentanyl. . . . It does look intentional. It’s like Joe Biden wants to punish the people who didn’t vote for him.）

-

万斯可不是“白人替代论”（great replacement）的门外汉。所谓“白人替代论”，是指一种阴谋论：认为有一群神秘的精英，正在有计划地“淘汰”白人，把他们换成更“听话”的移民阶层。万斯传达这种观念时，只做了最薄弱的掩饰。早在2019年，他在“国家保守主义大会”上就警告说：

“我们的人口出生率不够高，无法替代自己。这应该让我们感到不安。”

这句话看似关心出生率，实际上把“我们的人民”与“繁殖不足”画上等号，暗含着一种隐晦的白人民族主义（即“白人要多生孩子”），并与右翼反堕胎立场绑在一起。当时，《华盛顿邮报》的作者 Ari M. Brostoff 公开指出，万斯这种“鼓励多生孩子”的话语和白人至上主义之间有联系。然而，不只是极右翼，就连那些“从前反川普”的保守派也联合起来，逼《华盛顿邮报》删掉了这段评论，还发了更正声明。这只是万斯右翼转向过程中，政治主流对他“纵容甚至迎合”的众多例子之一。难道我们真的该相信：万斯这些年跟像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这样的新法西斯混得那么熟，却没受到他们那些极端想法的影响？ 他一再强调“提高出生率”，却和科技圈那些越来越流行的“优生学”毫无关系？ 当他说“取代”（replace）和“我们的人”（our people）时，完全是“无心之失”？ 可他不仅说过这些，还在竞选期间变本加厉地重复了这些说法。

万斯想煽动一种他所谓的“阶级战争”，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而是把“白人普通人”对立起来，去斗那些所谓的“精英”——比如大学教授、媒体人。他指责这些人把“毒药”灌进国家耳朵，破坏国家的美德和道德，比如：抢走你的工作、带坏你的孩子、把带着毒品的外国人引入你的社区。在这套虚假的阶级政治叙事里，工人阶级的苦难被当作阴谋造成的，而不是制度性问题。他说的不是“制度让人受苦”，而是“有人在故意害你”。在这种说法里：阶级不平等和剥削没有历史逻辑、没有经济背景， 一切痛苦都被解释为一次次“莫名其妙的恶意行为”， 这些行为无法与其他社会历史背景类比，仿佛就是单独、特殊、无法理解的“残忍事件”。于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就像一堆还没处理好的心理创伤碎片：一些零散、刺痛的画面，充满恐惧和羞耻，没有顺序，也看不到脉络。

2016年，J.D. 万斯出版了一本描写自己从俄亥俄一个钢铁小镇“自力更生”走出来的回忆录，表面上讲的是“创伤”。那时候他还没走上极端政治路线，也还没“变脸”支持川普，更没开始试图当上极右翼的代言人。但讽刺的是——无论是写书的他，还是搞政治的他，都有一个共同点：他始终回避真正面对自己过去那些“创伤”的本质。他在书里装作要“深入探讨”，其实只是在表演，从未真正直面问题。这对一个靠“倾诉心声”而成名的人来说，真是充满讽刺。这一点也让他和川普很像。川普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懂得反思自己的人，而万斯也越来越像他。他们都声称在为普通人发声，但实际上却对这些人怀有深深的轻蔑。万斯似乎并没意识到：他对那个“工人阶级世界”——也就是他自己出身的地方——传达出来的情绪，其实不是爱，而是鄙视。他的书写得很长，但读完你会发现：他对自己仍然一头雾水，是个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人。而且，就像川普一样，他那些越界、极端的行为，其实是在满足一种心理上的空缺——一种怎么填都填不满的内心空虚。

一般来说，我不会轻易对别人进行心理分析。但J.D. 万斯自己就是“流行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整个公众形象，都是建立在“意志力”和“自律”这些流行心理学、自我提升书籍最喜欢讲的概念上。所以，如果我们想认真讨论他所代表的问题，就不可能绕开这个领域。理解万斯内心矛盾的运作方式是很重要的——不是为了再一次“批判他”（因为该说的早就有人说过了，证据也早就够了），而是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他的思想，又是什么让这种思想有市场、有影响力。

要采用这种方法，我们不乏思想资源。詹姆斯·鲍德温 (James Baldwin) 在万斯出生前二十一年写的《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 中，几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本质：

美国黑人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相信白人美国人所抱持的那一套“神话”，比如：他们的祖先都是热爱自由的英雄； 他们生来就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美国人打仗百战百胜，和平时期又无比睿智； 美国人总是光明磊落地对待墨西哥人、印第安人，甚至所有邻国或比他们“低一等”的人； 美国男人最刚直、最有阳刚之气； 美国女人最纯洁无瑕。

黑人比这些了解得多。他们对白人美国人有着更深的认识，甚至可以说：黑人对白人美国人的了解，就像父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母亲——对孩子的了解。他们往往就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白人。你会觉得：如果自己有那个白人男人的种种社会优势，自己绝不会变得像他那样困惑、无趣，甚至无意识地残忍。

这就是万斯：一个满脸迷茫、毫无喜悦、冷酷而不自知的人，外表却裹着一层市面上最廉价的“神话外衣”。他认同的，是一套拷贝粘贴出来的“阿巴拉契亚乡村人设”(Appalachiana)：哈特菲尔德家族和麦考伊家族的世仇、苏格兰-爱尔兰移民的忠诚精神、那种既勤劳、又能喝酒、还能打架的小镇老百姓——他们看起来粗糙，其实“心地善良”。你能在他讲的一个“顿悟式的小故事”里看到这种形象的展现：他说他当年当海军陆战队新闻官时，有一次给一个伊拉克小男孩一个橡皮，小孩高兴坏了：

我几乎一辈子都对这个世界心怀怨恨。我恨我的父母，恨自己每天坐校车上学而别的孩子有朋友接送，恨自己穿不起Abercrombie的名牌衣服，恨我的祖父去世了，恨我们一家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这些怨气当然不是一瞬间就消失的。但那天，我站在战乱国家的一群孩子中间，看到他们的学校连自来水都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因为拿到一块橡皮而欣喜若狂，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很幸运：

我出生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一切现代生活的便利，有两个深爱我的“乡巴佬”外祖父母支持我，家人虽然古怪，但无条件地爱我。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成为那种有人送他一块橡皮也会真心微笑的人。我现在还没完全做到，但如果没有那天在伊拉克，我甚至不会想去做到。

就像詹姆斯·鲍德温曾说过的那样：当一个白人美国人把世界看成“牛仔和印第安人”的简单对立，把美国士兵想象成英勇无畏的英雄，把白人女孩想象成全世界最漂亮的存在——（比如万斯就写过他姐姐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只比黛米·摩尔和帕梅拉·安德森更美一点”）——他其实是在阻止自己真正去了解别人，甚至也不了解自己：不清楚自己从哪里来，是谁，又为什么会做出某些事。这种“自我封闭”正是《乡下人的悲歌》每一页都在传达的一种潜意识讯息，也是万斯这个人最核心的特征。他就像是“潜意识派”参议员：他在华盛顿代表的，不是清晰的愿景或现实的改革，而是那些尚未处理的创伤、压抑的心理情绪，以及这些情绪可能引发的各种怪异、极端的社会表达。

-

在《乡下人的悲歌》快结尾的部分，万斯写到一个比较沉思的片段：他说自己在一次和女朋友乌莎（Usha）吵架后，不愿去做心理咨询，就去了图书馆，翻看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书，结果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心理学术语：“逆境童年经历”（ACEs）。他说：“ACEs 到处都会发生，在每一个社区都有。但研究表明，在我成长的那类人群中，这种经历要普遍得多。”然后他讲述了长期、反复的压力是如何对青少年造成巨大伤害的。他引用了一些儿科研究来解释：人的身体和大脑进化出“紧急应对机制”，比如遇到熊的时候会迅速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但——如果“那只熊”不是偶尔才出现一次，而是每天晚上都要回家的醉酒父亲怎么办？这样长期、高频的压力会让大脑和神经系统一直处于过度反应的状态，就像神经被“烧伤”了一样，留下无法痊愈的心理伤疤。

当万斯描述他发现“逆境童年经历”（ACEs）这个概念时，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一下子模糊了。他说：“像我这样的孩子，大脑里处理压力和冲突的区域总是处于‘开启’状态——那个开关一直没关上。我们总是随时准备战斗或逃跑。”这一刻，没有任何提前铺垫，甚至也看不出作者有意识地在“转变”，但叙述的语气变了：他不再是在“回忆”童年，而是直接从童年的角度说话。本来整本书一直用过去式讲述他的成长经历，讲他如何“克服童年的阴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但在这一段，这种“成长小说”的结构忽然崩塌了。那个“成功的男人”突然眨了一下眼，你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那个还没长大的小男孩。这让人几乎忍不住要对他产生一点同情。

万斯身上的一切都透露出那种“孩子装大人”的尴尬感，就像一个小孩努力穿上爸爸的西装，想显得成熟，想让大人对他刮目相看。他那张娃娃脸常常被人拿来开玩笑——比如大选夜有条广为流传的推文说他看起来像“电脑生成的被拐儿童长大后的样子”（computer generated image of what a kidnapped child looks like as an adult）。他好像对自己的胖脸蛋和学生头发型也很不自信，拼命想让自己看起来更“粗犷”“有历练”一点。而川普——这个最善于洞察别人阴暗面的人——也准确抓住了万斯这种“献媚式的孝顺”心理。他很欣赏万斯那种愿意彻底伏低做小、甘当马屁精的态度，在马阿拉戈（Mar-a-Lago）面前就像对待王位一样臣服。川普对此还开过一个十分“精准又刻薄”的玩笑：

“J.D. 正在拍我马屁，他太想得到我的支持了。”

（这其实也反映了川普自己——他那无底洞般的心理需求，其实是冲着他那个出了名冷漠专制的“理想化父亲形象”去的。）

川普就像是万斯的“白人父亲替身”，他们俩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对自己成长经历都怀着一种不安的态度，总是把自己童年的不快乐扩大成对整个世界的解释。一个（川普）是在极度富有的家庭里长大的，是个地道的纽约人，但不算有文化；另一个（万斯）是美国中西部小镇出身，算是中产或者穷人（他自己有时说自己是中产，有时又说是穷人）。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本不该在那个地方”：川普想进入曼哈顿的上流社会，想要那种镀金般的未来——而他最终也确实得到了； 万斯则是往回认同，把自己归属感投向祖父母在肯塔基州的“老家”，把他们后来搬到俄亥俄州，看作是从理想生活状态中“堕落”了。

在《乡下人的悲歌》里，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万斯的外祖父Jim和外祖母Bonnie（他称他们为Papaw和Mamaw）——是在外祖母13岁怀孕后，从肯塔基逃出来的。这次逃离，就是万斯家庭故事的“源头事件”。他说：“我很想告诉你们，我祖父母在新的环境中过得很好，养大了一个成功的家庭，最后过上了舒适的中产生活。但那只是部分真相。完整的真相是：他们在新生活中非常挣扎，而且挣扎了几十年。他们虽然离开了肯塔基，但他们和孩子们最终发现，那条23号公路并没有通向他们期望的地方。”在 Netflix 上朗·霍华德（Ron Howard）改编的电影版本里，这一段讲得更直白：电影中，万斯的旁白响起，画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在树林中奔跑、和男孩一起坐在红色皮卡里，抵达一个坐落在巨大钢铁厂旁的小镇——画面是金色、怀旧的。他在旁白中说：

“小时候我一直搞不懂这件事。想象Mamaw当年跟我差不多年纪，怀着孩子，逃离她认识的一切、她剩下的家人。

那感觉就像我突然发现了什么——

一个拼图碎片，一个答案，回答着我还没真正问出口的问题：

我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

那他们一家人最后变成了什么样呢？如果你问万斯，他会说：“乡下人的文化有很多问题，但它没有彻底毁掉我们。”最重要的是——Papaw 和 Mamaw（祖父母）始终没有分开。所以他们后来还能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年对女儿（也就是万斯的妈妈 Bev）造成的伤害。而万斯的妈妈 Bev，就不像她的父母那样有自律——她戒不了毒，也无法跟一个男人长久相处。万斯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把别人都拿来跟他的祖父母做比较，然后觉得别人都差了一截。其中他最严厉批评的就是自己的母亲。他把妈妈小时候对他表现出的残忍，归结为她过度追求“自由”和“自我欲望”，认为正是这种“我要活出自己”的执念，让她成了不称职的母亲。

在回忆录的开头，万斯讲了他暑假在瓷砖仓库打工时遇到的两个同事。他把男的起了个化名叫“鲍勃”（Bob），女的连名字都没写：

鲍勃当时19岁，有个怀孕的女朋友。仓库经理人还挺好，专门安排他女朋友来做文职，接接电话。但他们两个的工作表现都很差。女朋友几乎每三天就缺勤一次，而且从不提前请假。虽然被多次警告，她还是没改，干了几个月就被辞退了。鲍勃的表现也不好，平均每周请一次假，而且总是迟到。更夸张的是，他每天还要上三四次厕所，每次都半小时起跳……最后，鲍勃也被炒了。他当场对经理发火，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女朋友怀孕了吗？”

这是万斯第一次在书里尝试做“社会分析”。问题是：他有没有意识到，那个鲍勃和他没名字的女朋友，跟他祖父母（Mamaw 和 Papaw）在1940年代的处境其实很像？他是故意做这个对比，好让我们看出“相似的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命运”？还是他无意识地暴露出某种内在冲突？

他稍微提了一下这个可能的对比——也许他半意识到了。万斯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的差别是因为现在和以前的工作机会不一样了。他祖父当年在Armco钢厂，是个有工会保障的钢铁工人；而鲍勃只能在仓库打零工。工业衰退让人们只能干更差的活，干得不努力也可以理解，对吧？他确实短暂承认了这一点，但马上就换了话题。他说：

“我也担心这些问题。但这本书讲的不是那些，而是：当工业经济崩塌后，现实生活中的人会怎么应对。有些人会以最糟糕的方式来回应糟糕的处境。…他们有一种‘我掌控不了自己生活’的感觉，而且总爱怪别人，从不反省自己。这种状态和美国整体的经济形势是两回事。”

万斯其实是知道的——或者说，他心里某个地方一定明白：他祖父母 Mamaw 和 Papaw，当年其实就跟鲍勃和他女朋友差不多。Papaw 年轻的时候会喝酒、晚上不回家，可能还背着 Mamaw 在外面乱搞。万斯自己都说，他们的婚姻“很暴力”。后来，他们确实慢慢改变了，努力向长大后的孩子和孙辈弥补他们年轻时作为父母的失败。但——这一切都来得太晚，没能阻止家庭悲剧一代代重复。他写道：

“最终，统计数字追上了我们万斯家。我的妈妈贝芙（Bev）并没有逃脱。像她的兄弟姐妹一样，她也很早就离开了家。她本来是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但18岁那年怀孕后，她决定先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她嫁给了男朋友，试图安定下来。”

但万斯也遗憾地写道：

“安定生活并不适合她：她从自己的童年里学会了太多负面东西。当她的新生活中又出现了和旧生活一样的争吵和混乱时，妈妈选择离婚，成了单亲妈妈。”

在万斯的童年经历中，祖父Papaw，特别是祖母Mamaw，给予了他非常重要的照顾和庇护，这也是《乡下人的悲歌》最核心的主题之一。书中那些真正感人、没有被他政治观点污染的片段，几乎都来自他和祖父母之间的感情。可以说，万斯身上所剩不多的人性火花，就藏在这一点里：他拒绝指责祖父母在家族创伤中扮演的角色。他不愿像看鲍勃和女友那样严厉地看他们，也不像对他母亲那样苛刻，更不像他对“底层劳动者”整体那种带有责备的态度。万斯在书中明确提出的观点是：

“乡下人的文化已经被毁了，主要是因为缺乏自律；这种文化让人对孩子期望过低，所以导致了贫穷一代传一代。”

但如果我们接受他这个说法（虽然其实不该接受），那就不得不承认：祖父母也要为他和他母亲的童年创伤负责。而这个结论，是万斯自己引出来的。但他整本书却又在拼命否认这一点——他在字里行间不愿把祖父母拉进“该负责的人”那一类。所以，照顾过他的祖父母，其实成了他整套价值观中的“例外”。他们是那块他怎么也融不进整体逻辑里的“拼图”，而他整本书都在努力，把他们和自己“责怪底层文化”的大逻辑调和起来。

万斯不把祖父母当作家里出问题的“罪魁祸首”，这一点当然是对的。也不能怪他们自己经历了什么，或者怪他们之后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模样。但他在这里表现出的“观念上的不一致”，其实反映了更深层的问题。因为他妈妈和他祖母，其实都被卷进了同一个更大的社会过程里：那就是美国战后对工人阶级许下的承诺被残酷收回，导致一代代人都在社会下层挣扎、受创，并把这种创伤以类似的方式传递给了下一代。她们两人后来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其实也很像。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被这样对待的那个孩子，有一个是“万斯本人”。

但在一切表面之下，《乡下人的悲歌》最核心的信念就是：必须找出“谁该负责”。

“责任”必须被明确指向某个人。比如说，万斯也承认，他妈妈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对她后来怎么对待他，肯定是有影响的。他写道：“家里那种天天吵架、酗酒的环境，一定对她造成了伤害。妈妈并不是个坏人。”听起来他好像在试着理解妈妈。但这点理解马上就被推翻了，因为他在下一句话里又说：“但妈妈的确该负很多责任。没有人可以因为自己小时候受过伤，就一辈子不用承担道德责任。”比如妈妈酗酒时，说自己是因为基因问题容易上瘾，他也不买账。他虽然承认：“她可能说得没错，基因真的有影响。”但他马上强调：“更重要的是，她不能把这当作借口。她虽然说的是实话，但这份‘实话’并没有让她走出来。”对万斯来说，不管是基因、环境，还是创伤，最后责任都要落在“个人”身上。社会问题从来不是重点。多年后，他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皈依天主教的文章，里面他说：

“我渴望一种能同时理解行为是社会性的也是个人的，既是结构性的也是道德性的的世界观。它能承认我们是环境的产物，但同时也告诉我们，有责任去改变环境，也不能因此就不承担自己作为个体的道德义务。”

这话听起来挺合理，但它更像是一个“说出来的问题”，而不是他真正想要认真探讨甚至回答的问题。比如：社会和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结构和道德哪个更重要？万斯的答案是：“两个都很重要。”听起来没错，但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

整本书里，万斯反复使用一种说法模式，几乎到了强迫症式的程度：他会先表面上承认一下“代际创伤”背后的社会或结构性原因，但很快就会没有论证地，把这些原因“轻轻带过”甚至否定掉。比如他说：

“穷人不像其他人那样常常工作，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光靠‘他们懒’来解释太简单了。对很多人来说，兼职就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因为像Armco（那种大工厂）都倒闭了，他们掌握的技能不适应现代经济。”

听起来好像要认真谈结构问题了，对吧？但他下一句立刻话锋一转：“但不管原因是什么，人们嘴上说要努力工作，现实却并不配合。”这句“不管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信号：我要开始回避复杂问题，把责任重新推回到个人身上了。作者讽刺说：“‘不管原因是什么’——这总是某些‘强有力论证’的经典套路。”

事实上，万斯在书中描写的20世纪中期米德尔顿（Middletown）工人阶级生活，其实跟任何一个工业城镇的社会历史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但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故意把自己的出身讲得很“特殊”，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也很“特殊”。而一旦他把自己塑造成“例外中的例外”，他就能“心安理得”地把自己从身边的工人阶级中划分出去，最终也就为自己背叛工人阶级找到了理由。而这，正好违背了他祖母（Mamaw）教给他的一条最重要的价值观。他在第一章一开始就写过：“Mamaw 憎恨背叛，而最大的背叛，就是背叛自己的阶级。”这句话本来是书中很有力量的一句“工人阶级的真理”，听起来像是要成为整本书的座右铭。但到了后面，万斯却始终无法真正消化这句话——他一边写着，一边又不断把它“呕出来”，在书里反复表现出他不愿真正承担这句话的含义。

要批评《乡下人的悲歌》的文学和政治缺陷，其实已经没什么难度了——很多评论者都已经做得很到位，特别是来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批评者。万斯是个骗子，一个让别人变得更糟的人。但比这更值得关注的，是他这种“让人变坏”的能力背后的心理结构。说到底，万斯真正“特别”的地方，并不是他没学会祖母教他的“团结”这一课。毕竟，误解长辈的智慧、违背他们的价值观，这只是“人之常情”，谁都会。但万斯做得远不止这些：他把这种背叛变成了自己的“事业起点”，把它包装成一个“孝子受苦记”，上演了一出充满戏剧张力的“母子冲突剧”，自己则扮演那个“受重负却始终忠诚的儿子”。整本书，甚至他整个政治人生，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复仇秀”：对母亲，他虽然表达了矛盾情感，但仍然用她做“反面教材”； 对祖母，他表面上压抑了批评，但其实背后也违背了她的精神； 最重要的是，他背叛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 他这套做法之所以能成立，正反映出自由主义精英阶层在思想和政治上的贫瘠：是出版商和经纪人帮他出书； 是耶鲁大学的教授给他铺路； 是《纽约时报》和 Vox 这样的媒体对他赞不绝口； 是希拉里·克林顿这种政治人物公开表扬他的作品。 这些人和机构，竟然都没看出他到底在干什么。

-

我在2010年代初见过Vance一两次。那时我们都在耶鲁，我在那里读博士。他的妻子Usha Chilukuri在认识他之前和我是朋友。（我们大概从2012年之后就没联系了，虽然Facebook上还互相关注。）当然，我当时没看出他后来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反社会者”，但哪怕只是几次简单的接触，我也能看出他是个满嘴跑火车的人——很会拍有钱自由派的马屁，而那些人又看不穿他的虚伪。如果你在名校待久了，就会对这种人有印象：他们是来自非主流白人精英圈的保守派男性，学会了如何把自己包装成“被压迫的少数群体”，结果反而得到了好处。虽然Vance在耶鲁可能真的觉得格格不入，但像他这样的保守派“潜力股”恰恰是名校最喜欢的类型。学校甚至会主动接纳和照顾他们，这样做会让教授和管理层觉得自己很开明、大度。

更关键的是，几乎每个人在耶鲁都会觉得格格不入——不光是几千个学生，更重要的是成千上万住在纽黑文的黑人、棕色人种和工薪阶层居民，以及大学的普通职员。他们眼中的耶鲁，是他们的老板，是侵占他们社区的推手，是雇佣了骚扰他们孩子的警察的地方，甚至是逼他们还医疗债的债主。就像《乡下人的悲歌》把所有工薪阶层普遍会经历的社会动荡，说成是Vance成长环境中特有的“文化问题”一样，Vance也把耶鲁——这个培养出中情局、布什家族，收藏着被掠夺的原住民遗骨，并用全美历史最久的校警部队来维持种族隔离秩序的地方——描述成一个特别“针对他”的残酷机构。

Vance觉得自己在耶鲁的不适应是因为他忠于自己的出身，但其实他完全搞反了。他面对新权威时的反应，从头到尾都是“如何顺从、如何融入”。他一心想争取那种“光鲜亮丽”的法院书记员职位（通常是精英法学生追求的跳板），后来被他的导师Amy Chua劝退，结果第二年又去争取了另一个类似的职位。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还是决定要去做书记员。但这次我不是盲目去试，而是搞清楚自己想从这个经历中得到什么……这就是成功人士世界的一个版本。‘社会资本’就在我们周围。谁能接上这条线、运用得好，谁就能混得好。”Vance以为自己一开始在耶鲁“格格不入”是因为还没遇到对的人，或者还不会点对的酒、用对的餐具。但后来在Chua和Chilukuri的指导下，他学会了所谓的“规矩”——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为了强调Vance是“局外人”的形象，《乡下人的悲歌》电影版特地安排他在耶鲁食堂打工——这跟原著不一样，而且讽刺意味十足。事实上，我从没听说过哪位耶鲁法学院的学生会去学校食堂打工。耶鲁的食堂基本都是由UNITE HERE Local 35工会的成员在工作，这是一个强大的、以黑人为主的工会，在全美范围内都是餐饮服务行业待遇最好的之一。更讽刺的是，这个工会最早在1940年代成立时，就是跟“阿巴拉契亚联合矿工工会”结盟的——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Vance老家那片地区的“兄弟组织”。但Vance的世界观里有种根深蒂固的种族盲点：他在名校感到格格不入，却完全没意识到，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外人”。他没看到纽黑文和他老家米德尔顿有多像——这两个地方都深受工业衰退的打击，也都生活着被边缘化的劳动阶层。他只看到自己的不适，却看不到自己其实早就“在家了”。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多年来，成千上万来自不同背景的耶鲁学生，都曾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和周围社区的人其实有不少共同点，并主动去了解、参与。我在纽黑文的那些年，和无数其他行动者一起，走访了这个贫富悬殊的城市里成千上万的住户。这些人有的是保洁员、服务员、学生、学者，也有失业者，甚至还有一些从阿巴拉契亚搬来的移民。我可以很确定地说，在Vance住在纽黑文的那几年里，一定有人敲过他家的门，想和他聊聊医保、工会、本地就业、税收、住房、学校、警察等等问题。但对于这些其实和他在“铁锈带”长大时就应该熟悉的问题——比如谁能拿到好工作、谁被边缘化，富人应该缴多少税，谁有医疗保障、谁被拒之门外——Vance可能并没有感到共鸣，反而觉得陌生、甚至觉得有威胁，而不是看到其中的友善与连接。

-

我在纽黑文参与过的一个行动，是反对“结构性赔偿金收购”行业的掠夺性操作。这类金融业务和“发薪日贷款”差不多，属于那种专靠穷人赚钱的低端金融操作。而Vance在《乡下人的悲歌》里却为这种行业辩护，说这是像他年轻时那样缺钱的人“唯一的出路”。之所以引起大家关注，是因为耶鲁大学的校产基金当时持有一家叫 J.G. Wentworth 的公司的大量股份。你可能听过它曾经到处播的广告歌：“我有一笔结构性赔偿金，现在急需用钱 / 就打 J.G. Wentworth，877-CASH-NOW。”所谓“结构性赔偿金”，是指法院判给某人一笔赔偿时，不是一次性发给对方，而是分期支付，比如在涉及医疗事故或儿童铅中毒这类案子中，法院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受害人的长期生活保障。但这些公司就专门盯上这种赔偿金，低价收购、牟取暴利。

像 J.G. Wentworth 这样的公司，会不断地去“游说”那些拿到结构性赔偿金的人，让他们把未来几年才能拿到的钱，折成眼前的一小笔现金卖掉——而这个“现金”往往只是赔偿金总额的一小部分，简直是用“几毛钱买一块钱”。比如，2015年巴尔的摩警察杀害Freddie Gray之前，他和兄弟姐妹就把总额28万美元的铅中毒赔偿金，卖成了现金，只拿到5.4万美元。有时候，同一家公司还会用不同的子公司分别给同一个人报价，制造出“这家公司给的最好”的错觉，让人以为自己选到了最划算的方案。就连“J.G. Wentworth”这个名字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人。他们取这个名字，大概就是为了听起来像是某个“体面、有钱的白人银行家”。

因为这种赔偿金收购必须经过法院批准（通常只是走个过场），所以会留下公开的记录，包括姓名、住址和金额。正是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直接上门去找人。我们走访的这些路线，其实就是一条“贫困地图”，遍布康涅狄格州的各种经济困境地带：比如纽黑文和布里奇波特的黑人和波多黎各裔社区，长期遭受城市隔离和投资撤离；还有诺加塔克山谷，那里的老工业小镇（比如沃特伯里）看起来简直就像俄亥俄州的斯图本维尔、洛林，甚至可能跟Vance的老家米德尔顿没什么区别。我们上门拜访时，有些人很警惕，甚至生气，觉得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们的遭遇。但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要倾诉。有一次我们在布里奇波特没找到目标本人，但门口坐着的几个年轻人听我们讲完后，主动说可以帮我们留电话，因为他们知道她一定想和我们聊。果然，第二天她就打电话过来了。这是我做这么多年社区走访中，唯一一次遇到这种“别人替你留电话”的情况。

很多政客这几十年来都在讲一个关于“去工业化”的故事，说得好像这只是经济发展的又一阶段。旧的产业被新的取代，那些没能跟上节奏、没法学新技能或者搬去新地方的人，就被甩在了后面——当然这是个悲剧，但“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运作的”，牺牲一些人，是值得的。而在近些年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的背景下，另一个“对立的说法”也出现了：它认为这些变故不是资本运行的必然结果，而是一场“全球化阴谋”，背后是政客和金融家的腐败决策。如果没有他们，事情本来可以不变。而Vance在他短暂的公众生涯中，正是从前一种观点（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一路转向了后一种说法（“民粹+阴谋论”式的立场）。

这两种看起来好像针锋相对的说法，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愿意赋予工人阶级任何“主动权”或“能动性”。在这两种叙述里，工人要么是自暴自弃、没救的社会渣滓，要么就是任由精英摆布的可怜受害者。但他们从来不是——在这两种说法中都不是——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历史处境，并主动去改变它的人。而在Vance的自我“转变故事”中，这种想法根本无法理解。他把经济左派描绘成一群“冷冰冰却又带点同情心的官僚精英”，完全听不懂普通人的语言，也看不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

那些左派知识分子更关注的是像我们家这样的人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和外部困境——比如找工作难、缺少某些社会资源等等。我也同意，很多时候确实需要更多资源支持。但我总觉得，就算物质条件改善了，我们一些最糟糕的行为还是会持续，甚至变本加厉。左派确实更有同情心，但那种同情，给我的感觉就是——“算了吧，没救了”——一种彻底放弃的味道。那种认为“这个人穷得已经毫无希望了”的同情，就像人们看动物园里的动物时的怜悯，而我根本不需要这种怜悯。

短短三句话里，Vance先是把自己家人和朋友的行为说成是“病态的、学来的无助”，可这些行为，正是他自己拿出来展示、借此成名和赚钱的。接着他又把左派——一个主张工人阶级有力量改变世界的运动——比作去动物园看动物的人。说这是“投射”都算委婉了。但这段话其实暴露了Vance内心的一个执念：他拒绝承认还有第三种可能的立场，来面对资本的残酷力量。这种第三种立场认为：资本主义确实冷酷无情、惩罚性强，但它并不是无法理解、无法对抗的。如果我们能看清谁是这个系统的执行者，并明白他们只是更大结构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幕后黑手”式的恶魔，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去反抗。因为资本主义让普通劳动者不得不互相依靠、团结在一起，所以他们也发展出了超越资本暴力的能力——比如团结、勇气和理解。这些，就是工人阶级真正的美德。而这些品质，其实Vance身边的人不止一次展现给他看过，但他却每次都误解它们，最后还反过来贬低它们。

-

即使被抛弃、被毒害、被掠夺、被管控、被惩罚，工人阶级还是在面对工业劳动的折磨和失业的打击时，靠着彼此之间的关爱与互助，织起了一张“集体生活”的网，紧紧抱团活下去。这种日常的团结直到今天都还在继续： “如果你周四周五能帮我接孩子，我就多上几个班补回来。” “这个月我要早点下班回家看我爸，你晚上能顺路带我一程吗？” “老板说我偷了钱，但我真的没干这事——你能替我作证吗？” “我得靠这份工作养在老家的家人，是他们帮我来到这个国家的。” 特别是在“铁锈带”一带，许多年纪大了、身体差的家庭，越来越依赖医疗系统。而很多钢铁工人的女儿，则成了护士。 “就算钢厂没再叫你回去上班，我们也不一定非搬走不可——不然谁来照顾爸妈？我们留下吧，我去医院找找工作看看。”

其实Vance自己，多次受益于这种工人阶级的互助和团结。在他那本书里，这类经历其实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但他在讲这些事时，只把它理解成“家族间的死忠情感”，却从不愿承认这其实是一种“阶级之间的团结”。他一次次地把这种现实扭曲成一种狭隘、变形的解释——不仅对他外婆Mamaw是这样，甚至对他自己的母亲也是。他妈妈的经历其实很典型：像许多工业城市失业后的女性一样，她成为了一名护士——这是去工业化背景下的常见出路。但Vance却不从阶级视角去看待，而是只看到“个人命运”或“家庭关系”。

Vance在大学生病时，是他妈妈开车到哥伦布来，把他送去急诊的。他写道：“她并不完美，甚至不是正式执业的护士，但她一直以自己能帮我们处理医疗系统的事为荣。她会问对的问题，医生回答不清楚她会生气，也总是确保我得到该有的照顾。”在这一刻，Vance终于稍微流露出一点感激之情。住了两天院后，他由妈妈接出院，带回米德尔顿老家休养。但他并不想留在家里，这让他内心非常挣扎、矛盾：

我从来没跟妈妈解释过，无论她在某个时刻表现得多么温柔、多么关心人——比如我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传染性单核细胞病）那会儿，她简直是个完美的妈妈——我还是会在她身边感到不自在。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在想：如果我长大后还能像小时候那样有勇气，也许妈妈的状况就能好一点。成瘾者在情绪崩溃的时候最脆弱，而我知道，我其实是有能力帮她减轻一些痛苦的。但我已经做不到了。

Vance小时候确实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而他认为，这正是美国这个国家出了问题的地方。但他对个人和社会问题的解释，其实都停留在一种很孩子气的层面上：坏人为什么要做坏事？当然，他内心深处确实藏着一份柔软而复杂的脆弱——比如他对母亲的感情矛盾，我们也不能苛责他。但他却把这份伤痛，层层包裹在冷酷和刻薄的外壳之下。不管他公开立场怎么变，他始终坚持一个观念：责任归个人。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有毒的观念——认为美国工人阶级这两代人经历的那些真正的创伤，没有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只要靠意志力、自律就能克服；而那些没能克服的人，要么是自己不争气，要么是被某些“邪恶势力”害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Vance 的极右翼政治之所以让人感到不安，是因为它以一种扭曲、原始的方式回应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被埋在历史和社会创伤的废墟下，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脱。上百万的人死于疫情，更多的人长期患病，但大家现在假装那场疫情从没发生过，更拼命假装它现在已经结束了。而这些新的集体痛苦，本来就是压在我们社会身上的又一重负担——我们本就已承受着“系统性抛弃”、环境种族歧视、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体系、大规模监禁等重压。但Vance死活不愿承认：他自己的痛苦其实也和这些结构性问题有关。于是，他转而折磨我们其他人，直到我们都同意把他选为总统，好让他证明：“我没问题，错的是你们。”正如弗洛伊德说的那样：“记忆最终会让位于发作……病人从过去的武器库中取出旧武器来保护自己。”一开始，Vance是试着去“回忆”的——这就是他那本书的意义。但那本书后来成了商品，迎合了一个听众群体：他们想听“穷人活该”的故事。而Vance正好手里有一个“可责备的穷人”——他的母亲——他就把她推了出来，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但这也彻底扭曲了他对自己的叙述。他的“回忆”在商业上成功了，却彻底失去了真实的意义。于是他开始寻找“武器”。现在，他在网上发照片，摆拍自己举着机关枪朝天射击。

但面对伤害，“自我保护式的厌世”并不是唯一的选择。Vance 的童年逆境经历（ACEs）确实对他造成了伤害，而广义上的“残障”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种状态。这不仅仅是因为人这一生总会有生病、衰老、需要照顾的时候（尽管这当然是事实），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早已在随意地制造创伤与损害，把“残障”变成了体现种族和阶级差异的一种方式。在这样的现实下，残障所带来的，不一定只是逃避和冷漠（就像Vance童年的创伤和可能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所导致的那样），它也可以激发出“团结”的力量。

我们不妨把Vance和他的“邻居”——也是来自钢铁小镇的另一位参议员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作个对比。费特曼在2022年竞选期间中风，导致说话能力受损，很多人以为他的选举之路就此结束。但结果恰恰相反，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唤起了大量共鸣。宾州也是个在“铁锈带”衰退中受重创的州。一位名叫保拉·德卡洛的宾州选民，曾是老师和空姐，在被诊断出癌症后辞了职。她对《纽约时报》说，对她来说，费特曼代表的是一种声音：“我们需要帮助。”

那么，谁来对抗正在崛起的右翼威权政治？所谓“中间派”的自由派虽然会为右翼的残酷感到焦虑，但在真正关键、直击人心的问题上，他们的回应却常常是妥协式的：放弃疫情防控、多派警察巡逻、把无家可归的人赶出街头、拒绝接收难民。所以，真正的出路不会来自中间派，而必须从别的地方寻找。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也能从Vance身上学到东西。因为，正是他与“缺席的照顾”之间那种痛苦、挣扎的关系，以及他从未真正面对和消化的创伤，揭示了一个日常生活中潜藏的另一种力量源泉——那种他自己都说不出口、也不愿承认，但其实深深渴望的东西。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春天，正当我快写完时，我所生活的铁锈带城市——芝加哥，创伤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恰好走到了公众生活的中心。在市长选举中，现任市长洛莉·莱特富特（Lori Lightfoot）第一轮就被选民淘汰出局。最终，教师工会的积极分子、也是郡委员的布兰登·约翰逊（Brandon Johnson）击败了对手保罗·瓦拉斯（Paul Vallas）当选市长。瓦拉斯是个白人官僚，长期从事城市学校系统的私有化改造，这次竞选时站在警察兄弟会（Fraternal Order of Police）一边，支持他们所希望的对黑人和拉丁裔社区更严厉的“强力执法”。

约翰逊是一位黑人、前教师，当年就是因为参与绝食抗议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关闭学校的政策，才走上政治道路。他毫不掩饰地支持重建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在芝加哥那些长期被忽视的南区和西区。他代表着芝加哥教师工会如今越来越关注的那些超出传统“工资福利”范畴的社会问题。约翰逊虽然很有感染力，但他的风格温和，甚至有点“中二可爱”。他的竞选演讲常常会这样结尾：“大家，我们一起干这件事好吗？我相信我们能做到。”你很容易想象他站在中学教室讲台上的样子。他的竞选情感核心，是他哥哥莱昂的去世——很可能是因吸毒过量。他哥哥当时无家可归，也患有成瘾问题。他的竞选口号是：“治疗，而不是创伤”（Treatment not trauma），主张重开城市里那些被关闭的心理健康诊所，而不是继续给警察系统加预算。约翰逊说：“我妈妈是因为没有医保而去世，我哥哥是因为没有精神健康治疗而死。我和很多芝加哥人一样，都经历过不公系统带来的创伤。但更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到来。”

从联盟政治的角度来看，约翰逊破解了过去十年一直困扰美国左派的“难题”：他成功把南区和西区的黑人选民（跨阶层联合）与北区以白人为主的激进左翼联结在一起，组建起一支真正广泛团结的力量。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得益于这场选战本身，刚好把当下社会最深层的矛盾，以一种非常纯粹的方式揭示了出来：多种族的城市对抗白人主导的郊区、老师对抗教育官僚、工人对抗管理层、芝加哥教师工会对抗警察工会——而在约翰逊的表述中，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治疗 vs. 创伤”。如果从更深层的结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福利国家”与“惩罚国家”之间的对决：工业化的崩溃一边带来了更多“照顾”的需求，也一边催生出更多“惩罚”的机制。这两种力量——一种是关爱与公共服务，另一种是监控与刑罚——逐渐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也代表了我们未来生活可能被塑造的两种方式。最终，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

这次选举，我们还首次投票决定是否设立“分区级的平民警察监督委员会”。选前几周，我家门口收到了一张传单，是一位名叫科斯顿·普拉默（Coston Plummer）的候选人派人送的。虽然他在2月28日的选举中以微弱差距落选，但他却看清了在芝加哥——就像在米德尔顿、纽黑文那样的城市——我们面前真正的选择，而这是Vance始终看不到的。他在传单里写下了这样的理解：【以下是他传单上的内容：】

我叫科斯顿·普拉默（Coston Plummer），我在芝加哥南区土生土长。我结婚十二年了，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两个男孩，三个女孩。现在我住在华盛顿公园社区，已经七年了。我想说，我真的非常热爱我的社区。我是一名居家护理员，从2008年开始一直做这份工作。我非常热爱照顾老人和残障人士，因为他们是这个城市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是一名自豪的SEIU（服务业员工国际联盟）成员领袖，同时也是UWF（团结工人家庭组织）的成员领袖。正是通过工会，我开始参与为弱势群体发声、对抗掌权者的不公。也是通过UWF，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社区，开始为工人阶级、为多数人奋斗。

我亲身经历过警察暴力执法带来的伤害。我的弟弟约翰尼·普拉默在15岁那年，曾在第三警区警局被臭名昭著的前指挥官乔恩·伯奇（Jon Burge）手下的警探们审讯了整整39小时，直到他们逼他签下认罪书。这是我一生的伤痛。我一直对自己承诺：如果有机会为我的社区带来正向的改变，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去争取。我也非常关注社区的心理健康问题和无家可归者问题。我不会对社区说“我知道该怎么管警察、该怎么制定警务政策”——那是在撒谎。但我知道，我们社区里有很多有见地、有想法的人，我很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并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竞选第二警区的平民警察监督委员会委员。我想要让那些滥用职权的警察承担责任，也想确保我们社区自己能坐在决策桌前，而不是被排除在外。我愿意为我的社区工作，让大家自己来决定哪些事该优先推进。因为这不是关于我个人，而是关于我们整个第二警区的社区。如果你愿意让我担任你的区代表，我承诺：我会倾尽所能，全力为社区服务。我会为社区想要争取的事情去奋斗。因为说到底，我只为社区服务，不为任何其他人。

原文：J. D. Vance Changes the Subject by Gabriel Winant

来源：范德彪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