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5年，我有幸以派拉蒙电视台《灵异目击》（Sightings）节目的导演之一的身份，拜访了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当时他住在斯里兰卡。那次采访是为了节目中的一集《科幻预言家》（Sci-Fi Prophets）。他住在首都科伦坡的一
1995年，我有幸以派拉蒙电视台《灵异目击》（Sightings）节目的导演之一的身份，拜访了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当时他住在斯里兰卡。那次采访是为了节目中的一集《科幻预言家》（Sci-Fi Prophets）。他住在首都科伦坡的一栋大宅子里，据他说，这栋房子以前是属于一位牧师的。他待人热情、亲切，身上还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兴奋感。有一个场景没有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但我一直记得：在摄影组架灯光的时候，他忽然兴奋地对我说：“听这个，一定要听！”语气就像孩子在圣诞夜期待礼物那样兴奋。他按了几下电脑的键盘，把电脑关机。紧接着，我们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响起——那是HAL的声音：“我的大脑正在消失……我能感觉到……”他满脸喜悦地看着我说：“接下来这个更棒。”然后又打开电脑。电脑启动时，我们又听到了HAL的声音：“我是HAL 9000电脑，功能齐全，随时为您服务。”这个创作了HAL的人，如今被科幻成真所带来的一步步变化深深吸引和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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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OD MESIROW）：你在上世纪30年代是个狂热的科幻迷。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科幻？它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好玩在哪儿？
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嗯，科幻对那些有想象力的人特别有吸引力。其实，科幻的各种形式很早就已经流行了。像儒勒·凡尔纳就是经典代表，还有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9世纪其实有很多科幻小说家，虽然大部分已经被人遗忘了，除了威尔斯。
我当年是被《奇迹故事》（Wonder Stories）和《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这些杂志吸引上的，大概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后来我又看到一本书叫《征服太空》（The Conquest of Space），那是《奇迹故事》的副主编戴维·拉瑟（David Lasser）写的，出版于1931年。我很高兴的是，当时这位作者还健在，还在活动。[（不过采访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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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为什么科幻小说看起来总像是“预言”一样，很多都说中了未来？
亚瑟·克拉克（ACC）：其实我们不能把这事说得太神。因为科幻小说几乎把所有可能性都写过了，甚至连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事也写了。所以，有些命中注定会“说中”，也有很多“说错”的地方。但这没关系。
科幻的目的并不是去“预测未来”，而是去“推演未来的可能性”。它是在问：“如果这样会怎样？”而不是说：“未来一定会这样。”
因为没人能真正预测未来，尤其是像政治和经济这些领域，变化太快、太难测。
在科技方面，有些东西我们是能大致预见的，比如飞行、太空旅行这些。但是即使在科技领域，我们也有很多“预测失败”的例子，比如说电脑。
以前几乎没人能想象到电脑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虽然大家早就幻想过各种“机器人脑袋”之类的东西，我那位已故的朋友艾萨克·阿西莫夫就写过很多，但真没人想到将来每个房间都可能有一台电脑，甚至电脑可能会做进我们的衣服里。这一点大家都没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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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像 HAL 那样的智能电脑，也就是人工智能，你觉得我们真的能做到吗？
亚瑟·克拉克（ACC）：哦，这根本毫无疑问，我觉得肯定能做到。那些说我们永远造不出智能电脑的人，只能说明一件事——有些“生物大脑”本身就没多少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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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在《2001太空漫游》里，HAL“死去”的那一幕，是怎么创作出来的？那是什么样的体验？
亚瑟·克拉克（ACC）：哦，这一幕的功劳主要归丹尼·库里（Danny Curry）。对了，顺便说一下——每次我关电脑的时候，都会听到 HAL 说：“我的大脑正在消失……”真的，每次关机都会响这个声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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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拍摄《2001太空漫游》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吗？你们在设想“如果……会怎样”的未来情景时——
亚瑟·克拉克（ACC）：哦，确实是一次非常迷人的经历，原因有很多。当时我在《时代生活》（Time Life）兼职，正在写一本叫《太空中的人类》（Man in Space）的书。那是1964年，阿波罗登月计划刚刚公布。但说实话，很多人其实并不相信人类真的能登上月球，还是抱着怀疑态度。
另外，我和斯坦利·库布里克也得试着“预测未来会怎样”。据说——也许这只是斯坦利宣传团队的说法——他还特地去劳合社（Lloyd’s）买了保险，保的是“在电影上映前不会发现火星人”[笑]。不过我也不太清楚劳合社要怎么算这种赔率（笑）。
当时我们写剧本时，人类还没有拍到月球表面的近距离照片，所以只能靠猜测月球是什么样子的。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我觉得，我们整体上做得还不错，虽然也犯了一两处错误。
比如，我们把月球表面描绘得很崎岖、很粗糙，但后来发现其实它比较平坦，看起来像被沙尘“喷砂”过一样。
托德·梅西罗（TM）：这部电影后来影响非常大，我是说——
亚瑟·克拉克（ACC）：是啊，“后来”确实如此。但刚上映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负面评价。我还记得有个米高梅的高层当时说：“嗯，这下斯坦利·库布里克完蛋了。”
所以嘛（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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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你觉得《2001太空漫游》最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亚瑟·克拉克（ACC）：我觉得它启发了一整代人——当然，有些人可能是在某些“化学物质”的帮助下受到启发的（笑）。
不过它到现在依然有影响力。我经常还能看到各种对它的引用，有时候是间接的。
比如现在很多电视广告都会借用它的元素。你可能也见过，有一支本地广告是关于油漆的，有人把一把油漆刷扔到空中，背景音乐就是《2001》里的配乐。
还有，我前几天看到一集《辛普森一家》，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恶搞，模仿电影里猿人围着那块黑石头的经典场景（笑），真的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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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这部电影到今天依然有影响。
亚瑟·克拉克（ACC）：没错，到今天影响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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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片名是谁起的？
亚瑟·克拉克（ACC）：是斯坦利（库布里克）起的。我们当时有一个内部用的临时片名叫《穿越星辰之旅》（Journey Beyond the Stars）。我还私下开玩笑想过另一个名字，挺能概括我们当时的思路，叫《太阳系是怎么被征服的》（How the Solar System Was Won）[笑]。说不定以后还能用这个名字拍一部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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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确实有一种探索、征服宇宙的感觉。
亚瑟·克拉克（ACC）：完全是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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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在《2001》里，有潘美航空（Pan Am）的太空穿梭机，还有很多企业的元素——
亚瑟·克拉克（ACC）：这也说明了预测未来有多难。你看，潘美航空早就没了，贝尔电话公司也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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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你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是哪一幕？
亚瑟·克拉克（ACC）：《2001》里我最喜欢的一幕？我不太确定有没有特别偏爱哪一幕，但有一幕的影响力最大：
就是那一幕，有个猿人拿起一根骨头当武器（笑）——那一刻象征着人类历史的开始。你刚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在联合国总部放这部电影，给时任秘书长和高层官员看。当那一幕出现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正是联合国试图阻止的东西吗——战争的起源。更妙的是，我还意识到：联合国大楼本身就像一块巨大的“黑石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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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你觉得这是不是潜意识里的设计？
亚瑟·克拉克（ACC）：很可能是。实际上，我当时的很多创意和头脑风暴的地方，就在离联合国几条街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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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现在那个“黑石碑”已经成了文化符号。
亚瑟·克拉克（ACC）：是的，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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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你为什么会选择科伦坡（斯里兰卡的首都）作为居住地？这地方听起来挺“异域风情”的。
亚瑟·克拉克（ACC）：其实不是我选了这里，是这里“选了我”。1954年12月，我在前往澳大利亚大堡礁的途中路过了科伦坡。那时候我刚开始对潜水感兴趣，想写我第一本关于水下探索的书。会对潜水着迷，是因为在水下能模拟太空中的“失重感”——这种感觉在太空是很常见的。
我当时打算去大堡礁写书，路上在科伦坡停留了一个下午，认识了一位本地潜水员。他说：“如果你能从大堡礁那些有名的鲨鱼口中活着回来，欢迎你再来。”结果1956年我真的回来了，还带着我已故的搭档麦克·威尔逊（Mike Wilson）。我们一起写了一本关于斯里兰卡（那时还叫锡兰）海洋的书，然后……我们都爱上了这个国家。他还娶了一位当地美女，然后就定居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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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这地方确实很美。
亚瑟·克拉克（ACC）：是啊，挺可惜的是这里也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过现在哪个国家没有点事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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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写科幻小说的人，是不是对未来都有特别的兴趣？
亚瑟·克拉克（ACC）：肯定是的。要写科幻小说，你必须对未来感兴趣，必须相信未来会和现在不同，而且最好会更好。
当然我知道，很多科幻作品其实是“反乌托邦”的，比如《1984》。这是因为，写一个“黑暗的未来”会比写一个和平安稳的未来更有戏剧性、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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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除了对未来感兴趣，写科幻小说还需要什么前提？
亚瑟·克拉克（ACC）：至少要对“科学”有点了解。不一定非得是理科出身，但你必须对科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有感觉，不然你写的就不是科幻，而是“幻想小说”了。
当然，幻想小说也没问题，比如《魔戒》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但二者是有区别的，虽然说不太清楚确切的分界线在哪儿（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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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那我们说某些科幻作家是“预言家”，这样说公平吗？
亚瑟·克拉克（ACC）：也可以这么说吧，但只能叫“偶然的预言家”。因为很少有人是真的试图去“预测”未来会怎样。有些人（我自己也干过）会写一些希望中的未来，但我还真没见过谁敢说：“未来一定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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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那也符合我们对“真正的预言家”的理解吧？
亚瑟·克拉克（ACC）：其实我不认为世界上真的有“预言家”这种东西。未来是不可预测的。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混沌理论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永远不可能准确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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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那是不是说，科幻作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都写了个遍，最后总有一个说中了？
亚瑟·克拉克（ACC）：其实，一个科幻作家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他写的东西好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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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你写作这么多年，有什么秘诀吗？
亚瑟·克拉克（ACC）：我觉得没什么“秘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不过有一点很重要：你必须广泛阅读。因为你需要掌握大量背景知识来支撑你写的东西。
另外，你也应该知道别人都在写什么，这样才不至于花时间写一些别人已经写过的题材（笑）。除非你能写得更好，那当然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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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在你写过的内容里，还有哪些现在还没实现、但你坚信未来会发生的？
亚瑟·克拉克（ACC）：我想应该没有特别的。因为我写的内容已经非常广泛了。不过我确实有些失望，人类现在还没回到月球，更别提登上火星了。
我最喜欢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地球凌日》（Transit of Earth），设定在1984年——没错，真的就是1984年，虽然那篇小说写得更早。
1984年确实发生了一次“地球凌日”——如果你那时候在火星上，就能看到地球从太阳前面掠过。小说讲的是火星第一次任务中的唯一幸存者，在火星上看到这一幕。
你可能难以想象，但在1969年阿波罗登月成功之后，美国副总统当时说：“接下来我们该去火星了。”很多人也真的以为，我们会这么做。
当时确实有计划，要在1980年代执行火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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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那时候听起来还挺现实的。
亚瑟·克拉克（ACC）：是啊，可惜后来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还有其他一堆事情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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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你觉得，是不是“地球上的政治”让我们偏离了太空探索的方向？
亚瑟·克拉克（ACC）：很大程度上是的，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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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那你觉得我们最终还是会去火星吗？
亚瑟·克拉克（ACC）：我相信会的。除非出现什么大灾难——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小了很多，尤其是因为那个“已经没人怀念的冷战”结束了。
我想，我们大概在2020年代就应该能重返火星了。
至于“火星改造”（terraforming），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还写过一本书叫《奥林匹斯的白雪》（The Snows of Olympus）。
那本书大部分内容是我用电脑做的图像：拿着火星地图，用软件“加工”一下，加上海洋、草地、树木、云朵、大气，描绘出火星被人类改造之后的模样。
顺便一提，“terraforming（地球化）”这个词是杰克·威廉姆森（Jack Williamson）发明的。
而且他还在继续写作呢。（[编者注：杰克·威廉姆森于200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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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一定有种联系在其中——
亚瑟·克拉克（ACC）：我觉得只要你对未来感兴趣，就会特别想活着看到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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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没错，说得太好了。
亚瑟·克拉克（ACC）：这就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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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不过，《2001太空漫游》的制作过程应该挺折磨人的吧？
亚瑟·克拉克（ACC）：不不，其实确实充满压力，也挺紧张，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不愉快。
我唯一头疼的事就是想说服斯坦利早点让书出版——因为那时候我手头有点紧，家里开销大，还有些别的烦事。但斯坦利就是不肯放出书稿。
当然我也不怪他，他那时候忙疯了，要拍电影，还要应付米高梅那边的各种麻烦。
总之，虽然当时有点乱（笑），但最后结果挺好的，我和斯坦利一直关系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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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你第一次看到电影时是什么感觉？
第一晚在华盛顿，第二晚在纽约，第三晚又去了洛杉矶。
这三天连着跑首映，后来又看了无数次不同剪辑版本的电影，所以我已经完全记不得第一次的观影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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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斯坦利真的一场都没去啊？
亚瑟·克拉克（ACC）：没错，全都让我去顶上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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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这本小说和电影剧本是同时写的吗？
亚瑟·克拉克（ACC）：是的，不过写作过程是“双向”的——有时候我是在看到电影某个版本后，才去写相关章节的。
我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2001的失落世界》（The Lost Worlds of 2001），讲的是我们原本可能发展的那些不同剧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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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我从小就是个“太空迷”。当年看到那部电影后，我对“未来可能是什么样”这件事，完全被改变了，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亚瑟·克拉克（ACC）：（笑）对了，我前几天刚看到一篇评论，说那是电影上映25周年纪念。那人写道：“《2001太空漫游》当年就超前得离谱，现在过了25年，依然是同样装腔作势的胡说八道。”[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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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那你觉得这部电影的真正影响是什么？
亚瑟·克拉克（ACC）：我觉得它让科幻变得“被正视”了，尤其是对于那些原本瞧不起科幻的人，所谓的“知识分子”——
顺便说一句，我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受教育程度超过了自己的智力水平的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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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总有人说：“地球上问题都还没解决呢，干嘛还花钱搞太空？那又能改变什么？”
亚瑟·克拉克（ACC）：其实，这可能才是最关键的事。比如，很多人支持我们去寻找外星智慧生命的一个理由就是——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智慧”真的有助于物种的存活。
你看，地球上最成功的生物是蟑螂，它们已经活了差不多一亿年，我猜一亿年后它们还在。
所以也许，“智慧”根本就是一种进化上的“意外”，最终会毁掉拥有它的生物，就像有些恐龙因为身上盔甲太重而灭绝一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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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发现外星智慧生命，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希望能一直活下去，对吧？
亚瑟·克拉克（ACC）：是的，发现外星智慧生命不仅能给我们希望，还能带来大量新知识和新认知。但这同样也有风险。我们可能会被那些远超我们的信息给“压垮”——
会感到沮丧，甚至失去活下去的动力，比如：“人家已经领先几千年了，我们还有啥好努力的？”结果可能会变成“宇宙级的沙发土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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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银河系沙发土豆”（Galactic couch potatoes）。
亚瑟·克拉克（ACC）：对，就像我们说：“你们来管管我们吧！”然后接入“银河网”，彻底躺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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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那我们该怎么回应外星人发来的信息呢？
亚瑟·克拉克（ACC）：其实这已经有很多讨论了，有些协议也已经在拟定中。还得看对方有多远，我们可以根据信号的传播时间推算出它飞了多少年。
如果信号来自“附近”，那就更值得重视。
我们要不要发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卡尔·萨根（Carl Sagan）做过先锋尝试，他设计了一张金唱片，里面有地球人类的影像、原子结构的图样等等。
我觉得我们应该发些类似的内容，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些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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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你在《童年的终结》里写的那种巨大视角变化——让地球在太阳系、银河系、整个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让我意识到“时间尺度”可以如此巨大。这种想法为什么那么有力量？
亚瑟·克拉克（ACC）：因为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忍不住想问：“我们到底在宇宙中处于什么位置？”这其实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不过，也确实有些看起来挺聪明的人，对这个完全不感兴趣。比如福尔摩斯就是一个例子。有一回他和华生讨论天文学，他说：“这有什么意义？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其实他错了。现代天文学早就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比如人造卫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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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M）：那你觉得我们要是给外星人发信息，是不是就该发个“救命”？
亚瑟·克拉克（ACC）：“救命”这个词确实挺直接的（笑），不过对方收到可能要等好多年……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发一些内容，展示地球是什么样的。
现在其实已经有CD-ROM被装进探测器发到太空了，里面有很多地球的照片。
和外星智慧生命建立联系，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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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梅西罗（Tod Mesirow）是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和主持人，他参与制作过的节目包括目前为 Syfy 频道拍摄的《乔·罗根质疑一切》（Joe Rogan Questions Everything）、《流言终结者》（Mythbusters）、《连线科学》（Wired Science）、《终极改装车挑战》（Ultimate Car Build Off）等。这些年来，他采访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有大众熟知的名人，也有默默无闻的人，包括：滚石乐队的吉他手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Larry Speakes）、布鲁斯音乐大师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还有作家约翰·欧文（John Irving）、汤姆·罗宾斯（Tom Robbins）和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等等。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最羡慕查理·罗斯（Charlie Rose）——因为他似乎能采访“全宇宙的所有人”。
原文：Science Fiction and Prophecy: Talking to Arthur C. Clarke
来源：范德彪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