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年前的那趟绿皮火车上，挤满了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满怀憧憬，奔赴北大荒。大家唱着《北大荒战歌》，仿佛真能在这片黑土地上创造出一番天地。

知青追忆：最后回城的＂姐弟俩＂

＂周志明，你说咱们是不是被整个世界忘了？＂小刘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眼中满是倦怠。

农场广播里又在播送着城里的新政策。她的声音被北风吹得有些支离破碎。

1978年的深秋，东北黑土地上的国营农场里，只剩下我和刘敏芳这对＂姐弟俩＂。

说是姐弟，其实我们非亲非故，只因年龄相差三岁，又同是上海知青，才被人这么叫着。

七年前的那趟绿皮火车上，挤满了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满怀憧憬，奔赴北大荒。大家唱着《北大荒战歌》，仿佛真能在这片黑土地上创造出一番天地。

如今，只剩我俩在这片已经收割完的玉米地边，听着远处的拖拉机声发呆。冷风呼啸着掠过原野，吹得人心里一阵阵空落落的。

刘敏芳拍了拍身上的土，起身走向农场小食堂。她的背影瘦削而坚韧，那件褪了色的蓝棉袄，已经穿了不知道多少个冬春。

＂今天有白菜炖豆腐，＂她头也不回地说，＂趁热吃吧，晚了该凉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心里忽然泛起一丝莫名的酸楚。北大荒的黄昏来得特别早，黑土地上的落日，总是那么匆忙地沉下去，好像也急着要赶回家似的。

刘敏芳比我大三岁，当年是女知青中的标兵，能扛麻袋，会修拖拉机，那双手上的老茧比我的还厚。

起初我俩并不相熟，说得不好听点，还有点互相看不顺眼。她总板着脸，很少言语，那双眼睛却透着一股子倔强，好像随时都在跟这苦难的生活较劲。

那时农场里女知青不少，有唱歌好听的小孙，有打排球厉害的老谭，还有城里干部子女李玉华，我也没把刘敏芳当回事。

她住在女知青宿舍，我在男知青点，平日里除了生产队碰面，几乎没什么交集。队里人背地里管她叫＂铁姑娘＂，因为她力气大，从不叫苦喊累。

我那时还年轻气盛，觉得她那样的姑娘太硬邦邦的，没有女孩子的柔美。有次生产队分配任务，我嘀咕了一句＂女知青就应该干轻活＂，被她听见了，直接顶了回来：＂周志明，你要是嫌累，我可以帮你扛，但别拿性别说事！＂

那一下子，我窘得脸通红，在男知青里丢尽了脸。从那以后，我们俩就更不对付了，见面连招呼都懒得打。

直到七五年那场大雪，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关系。那天夜里，北风呼啸，雪花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从晚会回来，一路上已经感觉头晕脑胀，回到宿舍就倒在了炕上。

男知青点那晚就我一个人，其他人都回县城开会去了。半夜里，我烧得迷迷糊糊，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火炉，又像掉进了冰窖。

朦胧中，听见有人推门进来，一阵冷风夹着雪花涌入。我想睁眼看看，可眼皮重得像灌了铅。

＂周志明？周志明！你怎么了？＂是刘敏芳的声音，带着少见的慌乱。

我想回答，却只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感觉有只冰凉的手摸上我的额头，然后猛地缩了回去。

＂烧成这样，还不吱声！＂她的语气里既有责备，又带着担忧。

后来我才知道，是生产队长担心天气变化，让她来男知青点通知我们明天不用出工。没想到她一进门，就看见我发着高烧，独自躺在黑暗中。

农场医务室在十里外，医生早已下班回家。刘敏芳二话没说，裹紧棉袄，戴上棉帽，踏着没膝的积雪出了门。

那一晚，她冒着风雪步行了十里路，把值班医生从被窝里拽了出来，又步行十里给我找来了药。等她回来时，棉袄上的雪已经结成了冰壳，眉毛上、睫毛上全是白霜。

＂你小子命硬，别死在我们女知青点附近，我可不想半夜听鬼叫。＂她嘴上不饶人，手却轻轻地把湿毛巾放在我额头上。

那晚她在炕边守了我一夜，往炉子里添煤，定时给我换毛巾，喂我吃药。我迷迷糊糊地叫娘，她没笑话我，只是轻声说：＂别怕，有人在呢。＂

那一晚过后，我和刘敏芳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原来她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个不近人情的＂铁姑娘＂，只是习惯了把柔软藏在坚强之下。

之后我们渐渐熟络起来。我发现她不仅能干，还特别细心。她会在食堂多打一份白菜给我，说我＂瘦得像根竹竿，风一吹就倒＂；我则帮她修理那台总出故障的收音机，让她能听到上海的广播节目。

每到夜深人静，收音机里传来熟悉的沪语播音，她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像黑夜中的星星。那是我们与远方家乡唯一的联系，是漫长北大荒岁月里最珍贵的慰藉。

大家都调侃我们是＂姐弟恋＂，我们只是相视一笑，不解释也不否认。在这苦寒之地，能有个说话的人已属不易，何况是个处处为你着想的人。

七七年，形势开始变化。知青们陆续返城，农场里的人越来越少。每送走一批人，食堂和宿舍就更加空旷一分。

我和刘敏芳却仿佛约定好了一般，谁也不提回城的事。她埋头干活，我也装作满不在乎。夜深人静时，躺在各自的宿舍里，隔着一道墙，听着彼此的呼吸声，也算是一种安慰。

＂你不想回上海吗？＂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她。

她正在缝补一件旧衣服，针线在她手中灵活地穿梭。听到我的问题，她的手停顿了一下，然后又继续缝纫。

＂回去能干什么？＂她轻声说，＂工作不好找，家里也没人，还不如在这里有个安身之处。＂

＂可你不是还有个远房表姐在杨浦区吗？＂我记得她曾经提起过。

＂她家里人口多，哪有地方安置我。＂她把缝好的衣服递给我，＂好了，领口补好了，别再撕破了。＂

我接过衣服，感到一丝暖意从指尖蔓延开来。她总是这样，把话题轻轻带过，却把关心细水长流地渗透进生活的点点滴滴。

直到去年冬天，事情有了转机。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邮递员冒雪送来了一封信。我惊讶地发现那是一封回沪通知，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我没申请过啊？＂我对刘敏芳说。

她正在灶台前煮面，头也不回：＂也许是农场按照政策自动给你安排的。＂

但当我仔细看那份申请书时，却发现上面的笔迹根本不是我的。那字迹工整而有力，分明是刘敏芳的手笔。

＂为什么？＂我拿着申请书质问她，＂你自己为什么不申请？＂

她放下手中的勺子，转过身来。屋内的煤油灯光映在她脸上，显得格外柔和。她的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

＂周志明，你还年轻，不该在这荒地上耗一辈子。＂她的声音很平静，却透着一种决绝。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我激动地说，＂咱们一起回去不行吗？＂

她摇摇头，眼神飘向窗外的雪地：＂我没有家人在上海等我，回去又能怎样？而你不一样，你有老母亲，她需要你。＂

我哑然。母亲的确身体不好，近几年的来信中总是提到想见我一面。但我没想到刘敏芳会如此为我着想。

＂这不公平，＂我低声说，＂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她沉默了很久，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最后，她才低声说：＂你父亲是不是姓周，四九年在苏州路开过济民药铺？＂

我愣住了。那是我从未对外人提起的家史。父亲的药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关了，后来他在制药厂当了普通工人，直到文革开始...

＂你怎么知道？＂我的声音因为震惊而发颤。

＂七岁那年，我得了重病，是你父亲免费给我抓药，还把我送进医院。＂她眼里泛着泪光，往事的阴影笼罩着她的脸庞。

＂我是个孤儿，被福利院收养。那年我发高烧，又吐又泻，福利院的阿姨带我去看医生，可钱不够。就在我们转身要走的时候，一个温和的中年人拦住了我们。＂

她的声音低沉，仿佛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梦境：＂他二话没说，就抓了一大包药给我，还垫付了住院费。他对我说，＇小姑娘，好好活着，命比什么都重要＇。我记住了这句话，也记住了你们家门口的那块老招牌上刻着的＇周记济民＇四个字。＂

她转过身去收拾桌上的碗筷，背影显得那么单薄：＂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周传仁，是出了名的好心人。有很多穷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你来农场的第一天，我就认出你了，你长得很像你父亲。＂

＂所以这七年......＂我的声音哽咽了。

＂我没有特意接近你，只是时间长了，看你一个人，又笨手笨脚的，实在不忍心。＂她擦了擦手，轻声说，＂你的父亲给了我生的希望，我不能让他的儿子困在乡下。上海正在恢复高考，你喜欢看书，应该回去试一试。＂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屋内的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我望着她的侧脸，忽然明白了这些年她对我的关照，不仅仅是同乡之情，更是一种报恩。

我没有立即回城。一方面，我想等春节后再动身；另一方面，我不忍心撇下刘敏芳一个人在农场。冬天的农场更加冷清，我们成了最后的＂守墓人＂。

我和刘敏芳住在相邻的两间宿舍，晚上常常一起烤火聊天。我们用砖头砌了一个简易的炉子，炉火映红了她的脸，也照亮了我的心。

我告诉她父亲的药铺早就没了，父亲也在文革初期因为＂资本家＂的帽子受了不少罪，最终郁郁而终。母亲一直靠在纺织厂做工维持生计，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她则讲起自己的孤儿院生活，讲那些一起长大却各奔东西的＂院友＂，还有报名知青时的决绝。原来她从未想过要回上海，因为对她而言，那座城市既是生她养她的地方，也是让她感到孤独的所在。

＂在这里反而简单，干活、吃饭、睡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用想太多。＂她说这话时，眼中闪烁着某种淡然。

那个冬天格外漫长。白天，我们一起修缮农场的房屋，整理即将移交的器械和账目；夜晚，我们修好了农场的老放映机，在空荡荡的食堂里放映《英雄儿女》《海鸥》《红色娘子军》，只有我们两个观众，却笑得比谁都大声。

有一次，刘敏芳翻出一台老唱机和几张黑胶唱片，是离开的知青留下的。我们放起了《我的祖国》，她竟然小声跟着哼唱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她唱歌，声音有些沙哑，却格外动人。

＂没想到铁姑娘也会唱歌。＂我打趣道。

她难得地笑了，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小时候在福利院，每周日都要唱歌。＂

＂那再唱一个。＂我鼓励她。

她摇摇头，脸上泛起红晕：＂不了，嗓子都生锈了。＂

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刘敏芳其实很美。不是那种精致的美，而是历经风霜后依然保持着纯净的美。她的眼睛里有故事，有坚韧，也有不为人知的温柔。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返沪的日期越来越近。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总是在想，离开这里后，我和刘敏芳会怎样？她一个人留在农场，又该如何？

终于，在一个雪停天晴的午后，我鼓起勇气对她说：＂敏芳，咱们一起回上海吧。＂

她愣了一下，随即摇头：＂我没有通知书，也没有户口关系，回去会很麻烦的。＂

＂可是这里马上就要改制了，据说要变成国营农场，到时候可能不需要这么多人手。＂我急切地说。

＂那我就去别的地方，＂她平静地回答，＂黑土地这么大，总有容身之处。＂

我看着她倔强的侧脸，心里酸楚难当。这么多年，她一直在为别人着想，却从不考虑自己的未来。她帮了我那么多，而我却无法帮她分担哪怕一点点的孤独。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清晨，刘敏芳早早地起来，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饭：玉米粥、咸鸭蛋、还有特意从供销社买来的花卷。

＂路上冷，多吃点。＂她催促着我，眼神却不敢与我对视。

吃完饭，她递给我一个细心包裹的布包：＂这是你父亲的药方，我一直留着。上面有治疗咳喘的方子，你妈不是有老毛病吗，或许能用上。＂

我接过布包，手却舍不得放开。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她的脸上，我发现她的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那是岁月在一个女子脸上留下的印记。

拖拉机的喇叭响了，是来接我去火车站的。我背起行囊，刘敏芳站在门口，冬日的阳光洒在她的肩头。

＂走吧，别误了火车。＂她微笑着说，眼中却有泪光闪动。

我迈出一步，又停下，转身紧紧抱住了她。她的身体僵了一下，随即放松下来，轻轻拍着我的背。

＂刘敏芳，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我哽咽着说。

＂去吧，别回头。＂她轻轻推开我，声音坚定。

拖拉机载着我驶向县城的火车站。我一路回头张望，看见她站在农场门口，身影越来越小，最终被道路的转弯处遮住。我的心像被撕裂一般疼痛。

到了火车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就这样离开。我在站台上来回踱步，眼看着进站的时间越来越近，心里的决心却越来越坚定。

就在检票前的最后一刻，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信封，交给了站长：＂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交给县里知青办的李主任。＂

站长疑惑地接过信封：＂这是什么？＂

＂我决定推迟返城。＂我坚定地说。

信中，我请求知青办允许我延期半年返城，并帮助同为上海知青的刘敏芳办理回沪手续。作为交换，我愿意在农场多工作半年，确保移交工作顺利完成。

回到农场时，刘敏芳正在收拾我的宿舍。看见我出现在门口，她惊得差点摔了手中的扫帚。

＂周志明？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漏了东西？＂她的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

＂漏了个人。＂我笑着说，＂漏了个帮我度过七年知青岁月的人。＂

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她。她先是惊讶，继而生气，最后竟哭了起来。

＂你这个傻子！好不容易有机会回城，为什么要放弃？＂她边抹泪边责备我。

＂因为我想和你一起回去。＂我真诚地说，＂七年的情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何况，你曾经因为我父亲的恩情照顾了我这么多年，现在轮到我来报答你了。＂

她哭得更厉害了，像是积压了多年的情感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背，感受着她的颤抖渐渐平息。

＂周志明，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终，她抬起头，眼睛红肿却明亮。

＂我知道，＂我坚定地说，＂我在做一个男子汉该做的事——兑现承诺，不抛弃，不放弃。＂

那一刻，我看见她眼中的坚冰彻底融化，取而代之的是我从未见过的柔软与感动。

接下来的半年，我和刘敏芳成了真正的＂姐弟俩＂，一起完成农场的最后工作。我们整理档案，移交设备，甚至还参与了农场改制后的规划讨论。

同时，我通过各种关系，为刘敏芳联系上海的接收单位。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知青办和上海街道的共同努力下，她最终获得了回沪的名额和一份纺织厂的工作。

终于到了约定的返沪日期。这一次，我们两个人一起站在站台上，手中各自握着一张火车票。

刘敏芳穿着她最好的那件藏蓝色夹克，头发简单地挽在脑后。阳光下，她看起来年轻了许多，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期待与些许不安。

＂怕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有点。毕竟离开这么多年，上海变了，人也变了。＂

＂但我们俩没变。＂我笑着说，＂无论上海变成什么样，至少我们还有彼此。＂

火车进站了，汽笛声响彻云霄。我们登上列车，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窗外，北大荒的黑土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艰辛的，温暖的，难忘的。

刘敏芳靠在我肩上沉沉睡去，她看起来是那么疲惫，又是那么安心。我望着窗外飞逝的白桦林，心中满是感慨。七年的知青岁月，教会了我什么是坚韧，什么是责任，更让我明白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那些在苦难中依然坚守的真情。

列车向南驶去，载着两颗离乡的心，驶向那个我们曾经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这段特殊的＂姐弟情＂，将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一路上，我在想着回到上海后该做些什么。母亲的身体，高考的准备，工作的安排，还有......刘敏芳的未来。这些念头在我脑海中交织，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无论前路如何，我们都将不再孤独。

列车继续向前，驶向那遥远的南方，驶向我们新生活的起点。而我坚信，对于我和刘敏芳来说，最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等待我们的，是更加广阔的天地和更加温暖的人间。

来源：成为我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