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曾许诺一个更紧密、更平等的地球村，但现实却走向了它的反面——文明冲突加剧、生态危机频发、社会信任崩塌。我们原以为“连接”必然带来进步，却未曾料到，过度的压缩与碰撞反而让世界变得更加破碎。浙江大学刘东教授在新作中尖锐指出：“后全球”时代的真正困境，或许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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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曾许诺一个更紧密、更平等的地球村，但现实却走向了它的反面——文明冲突加剧、生态危机频发、社会信任崩塌。我们原以为“连接”必然带来进步，却未曾料到，过度的压缩与碰撞反而让世界变得更加破碎。浙江大学刘东教授在新作中尖锐指出：“后全球”时代的真正困境，或许并非全球化的失败，而是我们对其本质的长期误判。

当西方学者纷纷讨论“逆全球化”时，刘东教授提醒我们：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是否应该继续，而在于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它。文明的碰撞并非简单的融合或对抗，而是催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紊乱”——风险不再是局部的，而是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全球网络中传递、放大。我们既无法退回封闭的过去，又尚未找到真正共生的未来。

刘东教授

这篇文章将从“后现代”“后民族国家”到“后全球”的学术话语中抽丝剥茧，揭示一个更为深刻的悖论：人类越是试图超越旧秩序，就越深地陷入自我制造的认知泥潭。全球化从未真正“扁平”世界，它只是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世界的裂痕。

人们总是喜欢动用“post”这个术语，要么表达对于当下状态的超越愿望，要么表达对于新兴潮流的时髦追逐，毕竟“当下”在他们挑剔的目光里，总是千疮百孔、不如人意。由此就不免想到，如果相对于“ancient”一词而言，所谓“modern”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弄潮或超越，那么“post-modern”则又意味着对于“modern”的超越，更不要说，又有所谓“post-postmodern”的最新提法，比如杰弗里·尼隆（Jeffrey T. Nealon）的那本《后-后现代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人们有多喜欢生造意味着“跨越”的辞令。作者虽然承认，这种“post-postmodernism”的说法肯定属于拗口或别扭的“丑陋辞令”（an ugly word），然而他紧接着又在比对中辩称：

但与此同时，与那些无疑更恰当的竞争对手相比，“后-后现代主义”这个称谓有诸多可取之处，如所谓“后现代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的终结”“后现代主义的余波”“后现代主义 2.0”“超越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底怎么了？”等等。就我的目的而言，这个词中最不悦耳的部分（即结结巴巴的“后 - 后”）却是最值得推荐的，因为我在此勾勒的后 - 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并非指彻底克服后现代主义。正相反，后 - 后现代主义标志着后现代主义内部的强化和变异（而后现代主义本身当然也是现代主义内部某些趋势的历史性变异和强化）。

由此又不免联想到，前文提到的卡洪那篇文章，标上了“Is it Time to Be Post-national?”的题目，再到他的具体行文中，这个“post-nation”又基本与所谓“globalization”等值，那么，其实我们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就已暗含着“超越”某种“过时”的倾向了。即使如此，沿着前述的那种“post-post”的思路，还是不能拦住人们更进一步，再端出所谓“post-global”的创新提法。——这就说到了本文的主旨，而我也早把它写进了标题，亦即“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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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仅就我个人的目力所及，近来以此为题的著作也的确已经不少了，比如拉娜·福鲁哈尔（Rana Foroohar）撰写的《归家：后全球化世界中的繁荣之路》（Homecoming: The Path to Prosperity in a Post-Global World,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22），又如松林洋一（Yoichi Matsubayashi）和北野重人（Shigeto Kitano）编著的《后全球危机时期的全球金融流动》（Global Financial Flows in the Pre-and Post-Global Crisis Periods，Springer，2022）， 再如玛丽娜·勒维纳（Marina Levina）和格兰特·基恩（Grant Kien）编著的《后全球的网络与日常生活》（Post-Global Network and Everyday Life, Peter Lang Inc., 2010），还如格辛·米勒（Gesine Müller）和本杰明·洛伊（Benjamin Loy）编著的《后全球美学：21 世纪拉丁美洲的文学与文化》（Post-Global Aesthetics: 21st Century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De Gruyter, 2022）。等到后文一旦出现合适的谈论时机，我还会回到刚才提到的这些书，而眼下，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本书，即由亨利·苏斯曼（Henry Sussman）编著的《后全球的困境：气候变化时代的理论》（Impasses of the Post-Global: Theor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2），它从一个令人恐惧的横断面，扫描了整个当代社会的失序状态。

灾难电影《后天》剧照

具体而言，苏斯曼这本文集邀请了多方的专家，就一系列彼此纠缠在一起的、看来已无从索解的灾难性问题，包括社会崩解、气候剧变、生态失衡、不可持续、人口萎缩、恐怖袭击、经济救援、垃圾堆积、流行疾病、信息灾难、政治动荡、人权侵害等，从理论层面分别进行了回应。——而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苏斯曼这样写道：

尽管构成《后全球的困境》的材料，在方法、策略和即兴创作方面丰富多样，可它们都源自一个有关全球化主导叙事失败的共同故事，而该故事的后果包括造成了生态灾难的放射性蔓延、政治骗术、大规模剥夺公民权、人口萎缩、金融危机、毒品战争、资源挪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组、技术权宜之计，以及我们当前都在经历、应对和书写的还原论文化口号（reductive cultural slogans）。

鉴于这一团乱麻所带来的挑战，也严峻地指向了人类的认识本身，亨利·苏斯曼紧接着更进一步地指出，这也在要求学术自身的解构与重组，也就是说，鉴于困扰着人们的生态污损、物质短缺，以及令人绝望的行政、政治措施，也在同步冲击着各个学科、学派和范式，当下的学术分工本身，已无法再与往昔同日而语了。

总而言之，在这些打出了“后全球”旗帜的学者们看来，尽管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从表面上看，就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说，正把这个世界推成了“一马平川”，可只须定睛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实则是变得更加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了，或者说，是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紊乱、失序与崩解。在这个意义上，这台曾像是凯歌行进的轧道机，就并非仅仅带来了机遇与愿景，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与危局。——当然，这也正激发了这些学者的理论抱负，打算以“后全球”（post-global）的口号来凸显，以往那个流行于世的“全球化”概念，到今天早已经被抽空、耗尽和证伪了。

平心而论，这种尖锐而晦暗的议论也有其好处，它凸显了以往时常被忽视的、恰恰是由“全球化”进程本身带来的新型冲突，它也放大了以往曾淹没在乐观声浪中的、并不那么美妙和谐的嘈杂、爆裂与噪声。事实上，正如我以往论述过的，相互挤压、嵌入与叠加的“全球化”，同时给世界造成了诸多的脱节与错乱，也正是这类的嵌入与错乱的交织，又诱导出各种各样的、以往根本始料未及的问题。——甚至于，原本就已危机重重的人类社会，也正由于彼此的快速挤压与嵌入，原先的危机开始相互激发，乃至发酵出危机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从而加剧了贝克意义上的全球性的风险社会。

在以往那些相对寂静的岁月里，人们还是无法想象，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竟能变得像现在这样频繁、密切、嘈杂，甚至成了须臾不可稍离的生存手段。今天，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起居中，我们也是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离不开作为整体的“全球场”。——不过，这种整合却带来了让人爱恨交加的双刃剑。一方面，我们由此好像是更加自由了，从这块疆域到那块疆域，大家可以轻易地飞来飞去，享受到各种文明的发明与特色。可另一方面，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2015）在其名著《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中所说，在地球越变越狭小逼仄的同时，人类生存的空间也被日渐压缩，使得心情与感受越来越紧张，因为地球上任何角落的突发事件，都可以即时传播到我们耳朵里，要求全体人类共担风险，从而构成我们心跳加快和夜里失眠的理由。（《再造传统》，第10页）

凡此种种的负面现象，其实早就明摆在那里了，而我们当下面临的选择无非是，究竟是要在“全球化”的理论前提下来理解这类的嘈杂、爆裂与风险，还是干脆转移到“后全球”的参考框架下，重新认识和估量“月球的背面”？应当进而留意的则是，此中最关键的还在于，这已经跟卡洪那篇论文的主旨大不相同了，即不再是要保守或留驻在“前全球化”中，而是要超前或跃进到“后全球化”中了。由此我们便恍然大悟，到底想要或宁愿选用哪种理论来概括当代，恐怕更多的还是属于主观的信念问题，取决于人们天然就倾向于相信什么，毕竟人类的“理论建构”的行为动力之一，正是来自自身固有的主体性。——既是这样，又使我想起另外两句苏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无论如何，总应当如实而平衡地看到，即使在采用“全球化”概念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是一脸天真地认为，从此“世界”就是“扁平”的了，或者从此“历史”就已然“终结”了；再反过来说，哪怕接受了这个“后全球”的术语，我们也无力再要求回到“前全球化”状态，而无非只是在一种先连接又断裂的状态下，透过许多层破碎的玻璃透镜，来观察那种已经变了形的、属于模糊叠影的“全球化”。——换句话说，“地球村”总归还是这么个“地球村”，并不可能当真就此“老死不相往来”了，它充其量只能再次表现为，被既连续又断裂地划作了村东头和村西头，或者村北边和村南边，而且，两边都认定了对方是天然邪恶的和不可理喻的。

引言来自《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当今世界的机遇、嵌入与错位》

这也就意味着，从当今迫在眉睫的情势出发，我们总要像卡洪的那篇文章一样，再来考察另外一种形式的“后什么”，尽管这个“后什么”在他那里代表着“后民族国家”或“全球化”，而类似的前缀挪到今天的场合，则又代表着超越了它的“后全球”。然而，鉴于“post”一词本身暗中含有的、大概只是被虚拟出来的时间性，我们仍须再谨慎地澄清一点：即使沿用了这种俗常的熟语，也并不代表我们老病复发，自认为先从“前全球化”走到了“全球化”，又从“全球化”走向了“后全球化”；就像人们同样曾经认为的，我们是沿着某种单线的历史目的论，先从早前的“前现代化”走到了后来的“现代化”，又从这种“现代化”走到了时新的“后现代”，甚至于，还会再从“后现代”走向更加时尚的“后-后现代”。在我看来，与其相信这种不无神秘的、代表了某种“神意”的单线目的论，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坦白说，我们就是弄不清楚究竟为了什么，突然发现自己掉进了这个泥潭，根本谈不上是沿着一条预定的线索——更不要说是基于某种“前定的和谐”——而众望所归、如其所愿地走到了这里，然后又得意扬扬、高奏凯旋地“走向未来”。

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

——当今世界的机遇、嵌入与错位

刘东 著

来源：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