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碰撞、西北女性、文学转型，在中短篇新作里如何突围（刘庆邦、马金莲、孙频、钱佳楠）

摘要：当下许多作家将自己最新的创作理念和现实描摹演绎在中短篇小说之中，多年后它们会纷纷进入书籍，但第一时间承接这些故事的仍然是文学期刊。“期刊微观”栏目从近期推出的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出发，为读者解读新作，以及变化中的文学创作趋势。

当下许多作家将自己最新的创作理念和现实描摹演绎在中短篇小说之中，多年后它们会纷纷进入书籍，但第一时间承接这些故事的仍然是文学期刊。“期刊微观”栏目从近期推出的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出发，为读者解读新作，以及变化中的文学创作趋势。

本期聚焦四位作家新刊发的新作，分别是刘庆邦短篇小说《京京爷爷》、马金莲短篇小说《一碗水》、孙频中篇小说《绿色的骨头》、钱佳楠短篇小说《阿米拉》。

城市的精神褶皱

刘庆邦短篇小说《京京爷爷》，刊于《北京文学》2025年第2期

文 / 郑从彦

在当代都市叙事谱系中，刘庆邦的短篇新作《京京爷爷》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剖开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精神褶皱。作者以京京爷爷的生存困境为棱镜，折射出传统乡土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碰撞后产生的多重褶皱效应。这种褶皱既是物理空间的重叠挤压，更是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复杂碰撞，在看似平淡、舒缓、不经意的日常叙事中，暗涌着惊心动魄的精神风暴和代际冲突。

京京爷爷的形象是褶皱化生存的绝佳隐喻。这个从乡村移植到都市的老者，自始至终保持着对土地近乎仪式化的精神朝拜——用塑料桶接雨水、用雨水拖地板、从垃圾桶捡废品。这些行为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暗含着对都市文明的隐性抵抗。作家特意赋予其“爷爷”而非“外公”的称谓，这一称谓暗示着传统宗法制度在都市语境中的错位。当他因京京玩米的事与儿媳产生分歧时，现代家庭的育儿理念与传统“父为子纲”观念构成了尖锐对立，这种代际褶皱最终演变为认知褶皱，暴露出城市化进程中代际经验断裂的深层创伤。

京京爷爷的阳台既非纯粹的自然空间，也非完全的都市空间，而是两种文明形态的褶皱叠加。作家以建筑褶皱喻指文化褶皱的叙事策略极具穿透力。阳台作为过渡空间，既承受着都市文明规训的压力，又承载着传统生活方式的余温，这种双重性恰是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境遇。当现代性将生活切割为“卫生/不卫生”“公共/私人”的二元对立，那些无法被归类的存在便只能蜷缩在文明的褶皱里。这种充满张力的空间叙事，展现出文学穿透表象抵达本质的思想锋芒。

文末作者巧妙揭示了现代性褶皱的本质——这是人类在生存理性与生命诗性之间的永恒褶皱。京京爷爷最终选择回归乡土，这绝非简单的空间迁徙，而是对精神褶皱的自我抚平尝试。作家在结尾处设置的问答耐人寻味：“怎么说不在就不在了。他得的什么病呢？”京京爷爷的离世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更是现代性困境的隐喻。作家揭示了现代性褶皱中生存理性与生命诗性的不可调和性。

《京京爷爷》以其独特的褶皱美学，在平实的叙事中构建起多声部的复调结构。这些层层叠叠的精神褶皱，既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法熨平的文化创伤，也是人类面对现代性困境时的诗意抵抗。刘庆邦用褶皱叙事完成的，不仅是对某个特定群体的生存记录，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哲学沉思——在现代社会的高速公路上，那些被折叠的精神原乡，永远闪烁着警示的红灯。

生存与救赎的乡土之歌

马金莲短篇小说《一碗水》，刊于《长江文艺》2025年第2期

文 / 汪芦川

从油摊馍馍的焦香到浆水和酸菜里的絮语，从油灯下纳鞋底的窸窣到旱井边打水的叮咚，马金莲的文字总在土坯房的裂缝间窥见鲜活的血脉搏动。与那些将乡土简化为景观标本的书写不同，这些结满盐霜的生存褶皱，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西北乡村生活的发展变化，在干涸的黄土垄沟里犁出别样的生命纹路。

马金莲的《一碗水》就以西北乡村为背景，通过少女祖黛的视角，勾勒出一幅庞大而复杂的家族关系图谱。小说开篇即以祖黛外祖母两次婚姻的枝蔓为起点，铺陈出“七股八杈”的家族网络。祖黛母亲的亲戚“多到叫不上名字”，这些血缘关系既是“客来即福”的温情面纱，又是时常引发龃龉，扎进生活的木刺。

熟悉马金莲小说的读者会发现，她的小说有着别样的女性情感生活，笔下的女人们用结茧的指尖编织着湿润的情感根系。小说中主要的三位女性形象祖黛、碎姨娘和母亲正是如此。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和主角，祖黛的形象充满了成长与变化。从最初的羞涩、胆怯，到后来的好奇、勇敢，再到最后的成熟与理解，祖黛的成长轨迹清晰地展现了乡土生活中一个普通少女的心理变化。碎姨娘夫妇的形象塑造，是小说最具张力的部分。小说通过祖黛儿童视角的“不可靠叙事”，消解了苦难的沉重感。祖黛对“借娃”秘密的天真追问、将碎姨娘想象成“亲妈”的错位认知，都在稚拙中透出复杂的真实。这种叙事策略既保护了叙述者的情感距离，又让读者在朦胧中感知生存的痛楚。

“一碗水”作为地理空间与精神符号，在文本中更是呈现了多重意涵。它首先是贫困的具象化——碎姨娘家所在的村庄“比羊圈门还不如”，暗示着西北乡村普遍的物资匮乏；此外，它是情感容器的隐喻，正如祖黛母亲偷偷塞给妹妹的“两半口袋”粮食，有限的资源在亲情驱动下被反复舀取，呈现出“一碗水养百人”的生存悖论；更深层地，它指向现代性冲击下的乡土困境——碎姨娘夫妇最终远走新疆，象征着传统家族纽带的瓦解；“一碗水”还象征着家族关系的脆弱与坚韧。家族纽带如同一碗水，虽然容易被打翻，但在困境中却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

面对家族与情感的抉择，马金莲并没有走向彻底的悲观。祖黛对“一碗水”地名的执着追问，似乎暗示了新一代对生存意义的再思考；而碎姨娘的孩子们在新疆的“高工资”也许预示着乡土伦理与现代性之间可能出现的微妙和解。在这部充满泥土气息的作品里，马金莲用冷峻却又温暖的笔触告诉我们：即使生活的裂缝处充满困顿，人性的微光依然存在。就像那碗永远舀不尽的水，贫困可以磨损生活，但永远无法扑灭人们对亲情与尊严的渴望。

堂·吉诃德突围中

孙频中篇小说《绿色的骨头》，刊于《钟山》2025年第2期

文 / 郭梅

在所有需要耐心和时间的东西都在贬值的时代，山西一家文联旗下的文学杂志将被煤老板承包，改版成时尚旅游刊物。为此，在主编向国强的带领下，丝瓜、面瓜和“我”等四位编辑踏上了为文学寻求出路的旅程——他们冀盼杂志的老作者们能伸出援手。

孙频的中篇新作《绿色的骨头》结构仿若寓言，四位主人公则仿佛堂·吉诃德，他们的旅程，是一次向过去的时代、向文学价值的回望。然而现实骨感而冷峻，理想沉重而喑哑，“文学共同体”的努力最终被现实无情地打败。老向拒绝将文学商品化，却又无法为其找到生存空间，面对老作者们的窘境和他们对文学一如既往的热望，他默默地将求援变成了收稿，一路许诺着帮忙发表。而“我”则“明知道我们那个小杂志其实已经无力回天，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跟着老向出走化缘，好像一定要为我们的小杂志寻条活路出来”。他们一行人向着不可能的可能性前行，将理想与现实的断裂展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小说的核心张力。

显然，文学杂志的停刊与旅游杂志的上位是“纸媒-图像媒介”转换的缩影，体现出强调沉思与文本细读的传统文学在追求直观与视觉冲击的图像时代之力不从心。一直认为“只要有稿子看，我这辈子随便窝在哪个犄角旮旯里都能打发过去”的老向最终选择在小船上从容“谢幕”，而丝瓜选择“投诚”，将求援旅程的点点滴滴在旅行杂志创刊号上以《编辑部的奇幻漂流》为题刊登出来，在对现实的妥协中隐藏着一缕反讽。

可圈可点的是，小说并未止步于对传统文学的感慨、悲悯和哀悼，还通过面瓜之口为文学的未来描绘了新的可能性——短视频。作为戏剧专业“误入”编辑部的“旁观者”，面瓜无疑具有引导文本转型的能力，其提议虽显得仓促甚至荒谬，却是一种文学自救的积极尝试，是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式的媒介混搭尝试。换言之，《绿色的骨头》展示的并非文学的死亡，而是其在媒介语境中的转译。从线性文本到碎片叙事，从纸上阅读到声屏欣赏，这种转译应该说并非对文学的背叛，而是在文本之外的跨媒介重构。至此，文本成为众多的表达方式之一，其地位虽不再绝对核心，却保存了文学叙事的合法性与话语权。

小说结尾处，海子的诗《给母亲》中的那句“风/吹遍草原，马的骨头/绿了”，不仅进一步点了题，更是一种诗意而悖论式的表达——毋庸置疑，在残骸中悄然生长的那抹绿色仿佛在说：文学的精神始终仍在大地深处顽强地生长着。

永远的“异邦人”

钱佳楠短篇小说《阿米拉》，刊于《青年文学》2025年第4期

文 / 白羽洁

青年作家钱佳楠笔下的故事在精彩之余，冷静客观的情感表达也是其作品众多特质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不吃鸡蛋的人》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作家张悦然曾评价说，“钱佳楠的书写克制而疏离，即便在最热情的段落里，也依然隐藏着一个冷眼旁观的作者。”同样，这番评价与她的短篇新作《阿米拉》的“适配度”也极高。

“游离感”是弥漫在作品《阿米拉》中的关键词。故事聚焦于两位主人公——三十九岁的会计师阿尔夫与一位名叫阿米拉的马来西亚留学生。交集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趋势、结果的走向乍一读来或许都令人摸不着头脑，故事的每一环都由无数巧合搭建，阿尔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与阿米拉邂逅并对其产生深厚情感，这似乎已经为二人迟早要到来的见面做好铺垫。但当阿尔夫终于如愿以偿见到阿米拉时，故事发展在两条岔路中走向了凭空造出的第三条路——阿米拉对阿尔夫的出现过于抗拒，甚至叫来校警以摆脱他。最终，在阿尔夫无限的困惑与痛苦中，故事走向了未知的终局。

“困惑与痛苦”是萦绕在人物头顶上方的关键词，钱佳楠的写作强调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这份关注背后也潜藏着对当下社会文化差异、人的孤独处境、环境对人的影响等问题的思考。当一个作家走出熟悉的生活背景而拥有一段难得的异国体验时，不同地域的差异带给人的不同感受将会在潜移默化中化作创作灵感，钱佳楠、匡灵秀、李翊云等作家的作品都是较为典型的例证。《阿米拉》中，男主人公阿尔夫，一个普通到放在人群里很快就会被淹没的中年男性，国籍与肤色、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令他渴望成为“英雄”，因此，与其说他真的对阿米拉产生了深厚情感，不如说阿米拉其实是他给自己设置的英雄觉醒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当阿米拉认可并接受他，阿尔夫才会觉得自己在“过关斩将”，从而接近人生路程中的某座高塔。同样，阿米拉也是一个与当下所处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两位主角都困在寻求高塔的迷宫之中，值得玩味的是，故事在“见面”这个情节上画下休止符，阿米拉已经意识到所谓的“融入”应该建立在自己的主动改变之上。而与此相对，阿尔夫仍生活在“楚门的世界”之中。

钱佳楠曾说，“这不仅是地域上的出走，也是文化上的流浪……我竭力使自己完全浸润于这门新的语言，很多时候这意味着和自己的过去做决裂。”她始终以真诚的思考和诚恳的创作书写自己的人生感受，将那份宝贵的“异邦”体验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或许是《阿米拉》最宝贵的一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