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命运：宏大叙事、口号与我们如何思考世界

摘要：在1946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下了一篇小文，名为《政治与英语》。这篇文章虽不长，却堪称20世纪语言批评与政治思考的巅峰之作。奥威尔敏锐地指出：现代政治语言并不是用来表述事实、交流思想的，而是“为了让谎言听起来像真理，杀戮变得

原创 Dr. Zening Ge

——从奥威尔到今日西方政治，语言如何失去表达真实的能力

在1946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下了一篇小文，名为《政治与英语》。这篇文章虽不长，却堪称20世纪语言批评与政治思考的巅峰之作。奥威尔敏锐地指出：现代政治语言并不是用来表述事实、交流思想的，而是“为了让谎言听起来像真理，杀戮变得令人尊敬，让空洞的口号看起来像有意义的思想。”

他观察到，一种“官式语言”（official style）正在侵蚀英语。这种语言充满了抽象词、大词、套话、被动句和装腔作势的修辞。它的特点不是清晰，而是模糊；不是表达责任，而是逃避责任；不是交流思想，而是掩盖动机。

例如，“和平时期的重新部署”其实是军事干预，“不可避免的经济结构调整”常常意味着大规模裁员，“特定敌对分子被予以处置”则很可能暗指暗杀或审查。语言不再描述现实，而是在替权力化妆。

一、奥威尔与语言的政治

奥威尔之所以如此关注语言，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20世纪极权主义的崛起。在他的代表作《1984》中，他创造了“新话术”（Newspeak）这一概念——一种被设计来限制思维、压制反抗的语言系统。新话术的目的不是表达，而是压缩思想空间，让人无法产生与统治理念相悖的想法。

他提出了一个危险的循环逻辑：语言腐败会导致思想堕落，而思想堕落又会反过来继续污染语言，直到社会整体失去批判与反思的能力。

二、政治语言如何“掩盖现实”

这种危险的循环逻辑趋势并未随着奥威尔时代的结束而终结。进入21世纪，西方社会的政治语言越来越依赖 euphemism（委婉语）与 passive voice（被动语态）来回避政治责任。例如：

"Collateral damage" 替代 "平民伤亡"，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替代 "酷刑"，

"Build Back Better" 、“Yes，We can！”、“Social Justice”、“Black Lives Matter” 等等。

这类宏大口号常常缺乏具体实施路径或细节，成为模糊但情绪高昂的品牌语言。语言变得越来越像市场营销中的标语，目的不是清晰沟通政策或解决问题的径，而是营造立场、煽动情绪，在群体中营造轰轰烈烈的气氛。

三、“话术政治”的全球蔓延

不仅集权政府，西方左派，当然保守群体也难逃干系，尤其沉迷于“正确话术”（politically correct language）的构建。在美国高校、媒体和娱乐生态中，出现了大量道德化、符号化、宏大的术语：

"systemic oppression"

"lived experience"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safe space"

“empowerment“

“sustainability”

这些词语的初衷可能是正义的，但它们逐渐成为一套自我指涉的语言体系，失去了与现实的接触点。说话变成了一种立场表演，一种道德归属感的表态，成为情感表达而不是问题解决的过程。

更令人担忧的是，语言的道德化也带来了新的禁忌与恐惧。人们开始自我审查，不是因为法律，而是因为害怕在话语规范中被羞辱甚至“取消”。

2022年，斯坦福大学推出了一项名为“消除有害语言倡议”（Elimination of Harmful Language Initiative，简称 EHLI）的项目，旨在识别和替换其信息技术系统和网站中被认为具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其他偏见的词汇。这个可以认为是机构性的“净化预言”的行为。

该倡议发布了一份包含超过150个词汇和短语的指南，涵盖了10个类别，包括“能力歧视”、“年龄歧视”、“殖民主义”、“文化挪用”、“性别偏见”、“不精确语言”、“制度化种族主义”、“以人为本”和“暴力词汇”等。

例如，以下是一些被列为“有害”的词汇及其建议替代词：

“addict”（瘾君子） → 建议使用“person with a substance use disorder”（有物质使用障碍的人）

“blind review”（盲审） → 建议使用“anonymous review”（匿名审查）

“committed suicide”（自杀） → 建议使用“died by suicide”（死于自杀）

“tribal knowledge”（部落知识） → 建议使用“institutional knowledge”（机构知识）

“American”（美国人） → 建议使用“U.S. citizen”（美国公民）

“brave”（勇敢的） → 被认为可能强化“高贵的野蛮人”刻板印象

“white paper”（白皮书） → 建议使用“position paper”（立场文件）等等。

当然，该指南的发布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政治正确，限制了言论自由。在强烈的公众反对声中，斯坦福大学于2023年初将该指南从其网站上撤下，并表示该指南仅为建议性质，并不代表学校的官方政策。但背后的官方动机显而易见。

语言如何“变软”：George Carlin的讽刺段子

美国著名脱口秀大师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曾在1990年的专场《Doin’ It Again》中，用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批评了现代语言的“软化”趋势，尤其是政治与医学语境下的委婉语（euphemism）泛滥。他举了一个士兵由于战场经历遭受的心理创伤，对这种心理疾病的描述从“一战”到“越战”的经典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们称那种心理创伤为‘炮弹休克’（shell shock）。两个音节，短促有力，直截了当，像是炮弹爆炸的声音，听着就令人不安。然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变成了‘战斗疲劳’（battle fatigue），四个音节，听起来不那么可怕了，好像只是有点累而已。再后来，朝鲜战争中，它变成了‘操作性疲劳’（operational exhaustion），八个音节，听上去像是机器出了故障，完全剥离了人的情绪。到了越南战争，那种状况被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八个音节，还加了个连字符。这名字听起来像是心理学教科书里的一章，而不是一个士兵崩溃的真实经历。所以说，你看看，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用越来越复杂、模糊、消毒过的词汇来形容同样的创伤。我们不是在说真话，我们在掩盖真相。我们怕面对现实的残酷，于是给痛苦穿上了学术和技术的外衣。”

Carlin 的段子虽然充满戏谑，但背后的观点与奥威尔如出一辙：语言的堕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洗白”。词汇愈复杂，现实愈遥远；情感被稀释，痛苦被技术词语包裹，直到我们不再真正理解“创伤”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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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言的失真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考

奥威尔曾说：“思想腐蚀语言，语言也能反过来腐蚀思想。”

当我们习惯用套话与抽象术语沟通时，我们的大脑也逐渐失去了准确表达与深入思考的能力。我们用一套预设的语句框架处理所有问题：不是反思“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而是问“这件事符不符合立场、是不是政治正确、能不能说出口”。

这不仅是沟通的崩溃，更是思维的贫瘠。

五、从西方回望东方：

当我们批判西方社会在语言上的浮夸与掩盖时，我们也不妨低声自问：我们自己的语言是否也经历了某种类似的“标准化”与“口号化”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新话术”呢？

当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使用“大词”和“套话”时，是否也正在远离真实感受与独立思考？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重视“立场正确”的语言，而不是清晰、诚实、具体的语言时，我们是否也正在强化构建某种“新话术”？

或许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话中重新出发：

“故言者，心声也；书者，心画也。”——《法言·问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