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讨论题目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来弄清一个概念——减负。事实上这件事并不是新生事物，我们国家首次提出给学生减负，是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也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上学时。

讨论题目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来弄清一个概念——减负。事实上这件事并不是新生事物，我们国家首次提出给学生减负，是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也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上学时。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布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开始有意识地减少中小学生课后作业，禁止片面追求升学率，之后在90年代、千禧年代，国家都出台过相关法律法规用以规范全国中小学教学行为，控制作业量，严谨“唯升学论”、“唯分数论”。

随着国家经济的突飞猛进，国力日益强大，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整体国情对我国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国家培养人才一直是很抗拒或方案“高分低能”的人才——任何一个用人单位也不需要这样的员工。所以每一次的教改与减负，我们都是在尝试，试图合理教育体系、教学结构，优化知识路径，使少年儿童成为真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探索的初心是好的，但方针制定者却忽视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在基础知识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比考试更能检验一个人某方面知识掌握程度水平——只有考试才能做到，在规定时间内迅速量化学生针对某门课程的掌握程度。

唯分数论固然不可取，但弃分数不顾的话，一时间我们也没有其他更行之有效的评判手段与标准，矛盾，但无法调和。

自2000年后，我国教育部门在全国不同省市、不同程度地实施了相关的教改和减负，但只要矛盾的另一面考试存在，那么减负就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因为自50年代至千禧年代，减负的主战场都在校内，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战场——校外。

校外辅导班这一事物的产生，是源于校内过大的竞争压力。学生在学校看重考试成绩，想要取得理想的成绩，学校却搞什么减负，吃不饱。于是想到在校外吃点小灶，课外辅导班慢慢应运而生。

学而思新东方，天津的华英、盛嘉，数得上名的，不知名的，如雨后春笋。各种奥数班、杯赛，层出不穷。2008年到2018年是天津市课外班的黄金十年，我愿称之为教培1.0时代。从小打小闹，到慢慢成了体系规模，到大资本介入，到海外上市。课外班的发展，可谓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还整理了一个xes在天津发展的历史，挺有意思，回头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聊小八卦~）

疯狂的扩张反向带来了教育的变革，一方面在课外班的“外挂”辅助下，孩子的校内成绩确实是能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提升又带来了家长之间的广泛焦虑与学生之间的深深内卷，这已经成为不容小觑的社会问题。

而各大机构的海外上市、形成资本化运作后，又使得大资本介入了本来需要纯洁土壤的教育圈。2018年教培机构全面规范化管理后，并没有抑制住资本扩张的野心和势头，相反地，大资本如一头猛兽渗透在教培领域的方方面面，在高速发展和扩张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2018年至2021年可以称之为教培2.0时代。

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大资本运作下的教培机构在21年的晚夏几乎被团灭，大家热衷参加的各种杯赛全数进入“黑名单”不能再举办。历史的车轮压碎百万教培从业者的饭碗，却没有给他们指明前行的方向。

至此，教育部门完成了由内而外的减负，即“双减”。校内，尽可能地减少作业量，降低教学难度，不能有超纲教学、提前学（后面的反噬效应就是现在提前学的疯狂反扑，揠苗助长）；校外，“歼灭”所有课外班，还孩子们一个快乐童年，减轻家庭为教育投资比例，从而减少教育成本，减轻教育负担（负担少了可以多生孩子）。

这样来看，双减仿佛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挺符合客观规律。而且我有理由相信是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疫情减缓了双减的脚步，不然根据2018年教育部门要求机构证规划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双减应该发生在接下来的一年。

事实上在双减刚开始落地执行的一段时间里，看似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学校降低了授课难度和强度，配合疫情的大背景，孩子们（尤其是小学阶段）上了三年网课，内减效果无比之好。课外班被团灭（有疫情想上也没得上），孩子们课外的“输氧”路径也被阻断，外减也到位了。

那段时间，真的是有很多家庭，很多孩子，响应号召，就地躺平。没有了成绩排名的困扰，没有了学业压力的烦扰，童年生活好像真的快活了起来。

但此状态持续大约一学期之后，孩子们学习上的一些问题逐渐地显露了出来。这个已是后话了，毕竟21年至今双减带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影响，需要单独拿出来写一篇。

此篇结合天津的具体情况，为大家阐述了为啥要双减，以及引出双减的利弊，掉分系列比较无聊的两篇开头也终于啰嗦地写完了。接下来我们会探讨更加本土化的内容，给大家盘一盘小升初摇号的沿革与发展。希望在梳理基础教育阶段升学变化的同时，给大家找到一些教育ZC发展的规律与方向，共同解惑，走出迷津。

来源：Miss胖妮儿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