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会儿我还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每月工资一百六十七块八，在村里也算是个有正经工作的人了。村里人见了我，都会喊一声”小杨会计”。我妈常说，咱们村能走出个会计，是祖上积德了。这话我也就听听，但说实话，在那个年月，一个农村小伙子能有个铁饭碗，确实是大半个村子人羡慕的事

杨家湾村是我的老家，离县城不过二十来里路，但二十年前要去一趟县城，却是件挺费劲的事。

那会儿我还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每月工资一百六十七块八，在村里也算是个有正经工作的人了。村里人见了我，都会喊一声”小杨会计”。我妈常说，咱们村能走出个会计，是祖上积德了。这话我也就听听，但说实话，在那个年月，一个农村小伙子能有个铁饭碗，确实是大半个村子人羡慕的事。

村口住着个大伯，姓王，我们这叫他王大伯。他是我爷爷那辈的人，跟我爷年纪差不多，但我爷七年前就走了，王大伯却还硬朗得很。

大伯一辈子就守着村口四亩地。那地说实话，真不咋样，几乎都是些粘土，一到雨季就黏得鞋都拔不出来，旱了又板结得像石头一样难刨。好在那四亩地都挨着村口，浇水方便，大伯年年都能种出点粮食来。

他那一大家子，儿子儿媳，两个孙子，都是城里户口。儿子在纺织厂，儿媳在百货大楼。日子过得不知比我好了多少倍。他们没少叫大伯去城里住，可大伯就是不去。

“我一个老农民，到城里干啥，看电视机吗？”大伯总这么笑哈哈地回答，“这四亩地可是我吃饭的家伙，不种白不种。”

有天早上赶集，我在村口看见王大伯正用那把磨得发亮的镰刀割麦子。那会儿村里大部分地都已经开始用收割机了，只有王大伯还坚持手割。汗水顺着他皱巴巴的脸颊往下滴，把衣领都湿透了。

“王大伯，您这么大岁数了，还亲自收麦子呢？”我停下自行车，从车篮里取出水壶递给他。

大伯接过水壶，咕嘟咕嘟灌了好几口，喘着气说：“哎呀，小杨啊，你这壶里装的是可乐？咋这么甜！”

“就是汽水，大伯您尝尝看。”

“嚯，这么贵的东西，你就这么喝啊。”大伯赶紧把壶还给我，又用袖子擦了擦嘴。

我心想，现在都啥年代了，喝瓶汽水还稀罕成这样。

“大伯，您咋不让儿子回来帮忙啊？”

“孩子们忙着呢，哪有工夫。再说了，这几亩薄田，我一个人就够了。”大伯笑了笑，脸上的沟壑更深了，“他爸爸在的时候，就跟我说过，这块地啊，值钱！”

我当时也没太在意这话，只当是老人家惜地罢了。

村口那块地确实是整个村里最不值钱的地方，低洼，粘土多，产量低。我爷还在世的时候，就听他说过，解放前王大伯家是村里的贫农，就分得这么几亩薄地，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平心而论，王大伯的儿子王建国在县城过得确实不错。八十年代初就进了纺织厂，后来又调去了厂办。他媳妇在百货大楼卖衣服，两口子每月工资加起来有三百多，还有单位分的楼房，在那会儿算是相当不错的生活了。他们两个孩子也都上了高中，大的还考上了地区师范。

每次王建国回村里看他爹，都要劝：“爹，您跟我们去城里住吧，有暖气，有自来水，想看电视就看电视，多舒服啊。”

王大伯总是摇头：“我住这村里六十多年了，哪都不去。再说了，这几亩地，可不能撂荒。”

“爹，现在谁还靠种地吃饭啊，您那点收成连种子钱都不够。我一个月工资一百八，够您花的了。”

“话不能这么说，”王大伯总是这样回答，“地是根本，你爷爷临走前再三叮嘱，这地，得守着。”

村里人都笑话王大伯，说他死脑筋。

村里大队长李贵找过他几次，说是村里要调整一下地块，想把王大伯那四亩破地换给他个好地方，离他家近，水源也好。

王大伯听了二话不说就拒绝了：“这地我祖祖辈辈种了几代人了，不换。”

大队长走后，我碰巧路过，好奇地问了一句：“大伯，为啥不换啊？人家给的可是好地呢。”

王大伯看了看四周，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屋里，从贴着毛主席像的墙后面，取出个铁盒子。那盒子锈迹斑斑，像是在地下埋了几十年似的。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用塑料袋包着，还挺严实。

“你看，这是啥？”王大伯问我。

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是张地契，而且是民国时期的。上面写着王家祖上买下这片土地的记录，还盖着大印。

“大伯，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留着这个干啥啊？”我有点不解地问。

王大伯收回地契，小心地重新包好，塞回铁盒：“我爹临终前交给我的，说无论如何都要保存好，关键时候能用上。”

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只当是老人家的念旧情结。

再后来我去了县城，在税务局找了个活干，这也算是我们村的”成功人士”了。一忙起来，也就很少回村。偶尔过年回去，还是会看到王大伯在那几亩薄地上忙活。他的腰更弯了，脸也更黑了，但那双手还是那么有力。

日子就这么一晃过去了十多年。县城开始变样子，马路拓宽了，楼房高了，小汽车也多了。我在单位也混了个小科长，每月工资两千出头，在县城买了套小两居。

直到那年春节，我回村过年，才听说了一个大消息。

“小杨，你知道不？咱们村要拆迁了！”堂哥一见我就兴奋地说。

“啥拆迁？”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县城要扩建，往咱们这边发展，要建个开发区，咱们村就在规划范围内！”

这事我在单位也听说过一些风声，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动工了。

“补偿标准出来了吗？”我问。

“听说宅基地一平米八百，农田一亩地三到五万不等，具体还得看地的位置和质量。”堂哥兴奋地搓着手，“我家那块地在村中间，质量好，怎么也得四万多一亩吧！”

我想起了王大伯那几亩薄田，按这标准，最多也就能拿个三万一亩，十来万的样子。虽然对他来说也是笔不少的钱，但比起村里其他人，确实要少不少。

第二天，我专门去看望了王大伯。

推开他家的木栅栏门，就看见大伯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晒太阳。他身旁放着个收音机，正播着戏曲，好像是《李二嫂改嫁》。见到我，他赶紧起身。

“哎呀，小杨来了！快进屋坐。”

他家屋子还是老样子，土炕、木桌、老式柜子，墙上贴着发黄的福字，有些已经翘起了边。柜子上摆着几个塑料花瓶，插着看不出颜色的塑料花，落了一层灰。

“大伯，听说村里要拆迁了？”我接过他倒的茶，茶叶漂在杯子上面，还能看见几根细小的枝杆。

“是啊，前几天镇上人来测量过了。”大伯点点头，表情却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情绪。

“您那几亩地，按标准能拿多少补偿啊？”

“他们说一亩地三万，四亩就是十二万。”大伯淡淡地说，好像在谈别人家的事。

“也不少了，够您去县城买个小房子了。”我安慰道。

王大伯突然笑了：“小杨啊，你还记得我给你看过的那张纸吗？”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纸？”

“就是那张地契啊。”

我这才想起来，十多年前他给我看过的那张发黄的地契。

“记得，咋了？”

王大伯没说话，起身去了里屋，不一会儿又拿出那个生锈的铁盒子。我心想，这老人家还真是念旧，这么多年了还留着这些老物件。

他小心地取出那张地契，在桌上展开，指着上面的一段字迹对我说：“你看这里写的啥？”

我凑近了看，上面写着”东至官道，南至石桥，西至小河，北至山脚下”几个字。

“这是地界吧？”我不解地问。

“对，就是地界。”王大伯点点头，眼睛亮了起来，“你知道现在这地界有多大范围吗？”

我摇摇头。

“从现在的村口一直到镇上的那个加油站，还有北边那座小山，全都包括在内！”

我吃了一惊：“这不可能吧？那得有几百亩地啊！”

“二百四十七亩六分。”王大伯脱口而出，“这是我爷爷告诉我爹，我爹告诉我的准确数字。”

我有点懵了：“可您不是只有村口那四亩地吗？”

“土改时候，家里只留下四亩自留地。剩下的都归了公家。”王大伯叹了口气，“但我爹临终前对我说，地契留着，没准哪天能用上。”

我想了想，试探着问：“大伯，您的意思是…这地契现在能用？”

“镇上来人测量那天，我就把地契拿给他们看了。”王大伯笑着说，“后来县里的领导也来了，看了好久，又找了几个老人问话，最后认定这地契是真的。”

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然后呢？”

“然后他们说按照政策，这块地原本是属于我们王家的私产，土改后虽然归了集体，但现在征用，还是要按原始产权来算一部分补偿的。”

“这…这政策我还真没听说过。”我惊讶地说。

“就是个案处理吧。县里领导说了，要尊重历史，也要按政策办事，最后给出的方案是，除了那四亩自留地的补偿外，其余二百多亩按每亩一万块钱额外补偿。”

我快速心算了一下，二百四十多亩，每亩一万，那就是两百四十多万！再加上那四亩地的正常补偿，接近两百六十万！

“大伯，这…这也太…”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

“你说我傻不傻？”王大伯忽然问我，眼睛里闪着光，“守着这几亩薄田不肯外出，村里人都笑话我，说我死心眼。连我儿子都不理解，以为我就是个固执的老头子。”

我摇摇头：“大伯，您一点都不傻。您这是…有远见啊。”

“不是我有远见，是我信我爹的话。”王大伯收起地契，轻轻摸了摸，“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儿啊，这地契你一定要保存好，它比命还重要，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晚上我回到家，还是有点恍惚。想想王大伯这么多年守着那几亩薄田不出去，原来是在等这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王大伯家。刚到村口，就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家门口，下来几个西装革履的人。

走近了一看，其中一个竟然是王建国，王大伯的儿子。以前见他都是穿着普通工作服，今天却西装革履，还打着领带，和他旁边那几个人一模一样。

“小杨来了！”王建国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和以前判若两人。

“建国叔，好久不见。”我和他点点头，又看看旁边那几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来来来，进屋说。”王建国热情地招呼着我。

进了屋，王大伯正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面前摆着茶几，茶几上放着我昨天见过的那个铁盒子。

“爹，您看谁来了，小杨！”王建国大声说道，好像怕他爹听不见似的。

王大伯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点头：“坐。”

其中一个西装男走上前，对王大伯鞠了个躬：“王老先生，合同我们已经拟好了，您过目一下。”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文件，恭敬地递给王大伯。

王大伯看都没看，直接推给了我：“小杨，你念给我听听。”

我有点意外，但还是接过来，大致浏览了一遍。内容大致是关于那二百多亩地的补偿协议，总金额确实如王大伯所说，二百五十六万八千元。但补偿不是直接给现金，而是分三年支付，第一年给一半，后两年各给四分之一。

我把条款一条一条念给王大伯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不行，我要一次性拿到钱。”

西装男显得很为难：“王老先生，这个…按照程序，分期付款是常规操作啊。”

“那你们另找人签去吧。”王大伯淡淡地说，起身就要进里屋。

王建国赶紧拉住他爹：“爹，您别着急，咱慢慢商量。”

然后他转向那几个西装男：“你们先出去一下，我和我爹商量商量。”

西装男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走出了屋子。

屋里就剩我们三个人。王建国搓着手，有点尴尬地笑着：“爹，您看这么大一笔钱，分期付款也是合理的啊。”

王大伯看了他一眼：“你现在是站在哪边说话？”

王建国脸色变了变：“我…我当然是为您考虑了。不过，这么大一笔钱，一下子拿到手，也不安全啊。”

“那是我的事。”王大伯语气坚定，“地契是我爹给我的，决定权在我手里。”

看到氛围有点紧张，我赶紧打圆场：“大伯，要不这样，咱们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第一年给百分之七十，剩下的第二年一次性付清，不拖到第三年了。您看行吗？”

王大伯沉思了一会儿，最后点点头：“行，就按小杨说的办。”

随后，西装男们被叫了进来，听了我们的方案后，相互交流了几句，最后同意了。一小时后，新合同拟好，王大伯在上面签了字，盖了手印。

事情结束后，王建国把我拉到一边：“小杨，谢谢你帮忙，这事办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我摇摇头：“建国叔，我什么都没做，就是提了个建议而已。”

“话不能这么说，我爹这人你也知道，脾气犟，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要不是你在，这事今天肯定黄了。”王建国拍着我的肩膀说，声音压得很低，“等过段时间，我会好好感谢你的。”

我笑笑没说话，心里却觉得不舒服。王大伯几十年如一日守着那地契，如今熬出了头，他儿子却好像是个中间人似的。

那几个西装男一走，王建国的态度就变了。他坐到他爹旁边，声音轻柔地说：“爹，这么多钱，您打算怎么处理啊？”

王大伯看了他一眼：“怎么，你有主意？”

“爹，我和您媳妇商量了，县城南边新开了个楼盘，环境特别好，离医院也近。您要不要买套房子住过去？我们也好照顾您。”

“那得多少钱？”

“三居室，一百四十多平，大概六七十万吧。”

“那剩下的钱呢？”

王建国咳嗽了一声：“剩下的…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也用不了那么多钱。我和您媳妇想着，要不您给我们垫付点资金，我们想开个公司…”

没等他说完，王大伯就打断了他：“你是说，钱给你们，房子写你们名下，我去住？”

王建国脸色变了变：“爹，您这话说的，我们是一家人啊。房子当然是写您名下，只是剩下的钱，您也用不了那么多…”

“用不了？”王大伯冷笑一声，“我告诉你，这钱，一分都不会给你们管。”

王建国愣住了：“爹，您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这么多年，我守着那几亩薄田不肯外出，你们笑话我，劝我去城里享福。现在看到有钱了，就想着怎么拿去用。”王大伯声音提高了几分贝，“这钱是祖上传下来的地换的，不是平白得来的！”

“爹，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你们走吧。钱到手后，我自有打算。”王大伯站起身，示意谈话结束。

王建国欲言又止，最后还是灰溜溜地走了。

屋里又剩下我和王大伯两个人。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小杨啊，你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养了这么个儿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安慰道：“大伯，他可能一时没想明白。过些日子就好了。”

王大伯摇摇头：“人心换不了。这些年，他一家子都瞧不起我这个老农民。现在见钱眼开，又想着法子来贴近我。”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你看，这是我爹。”

照片已经泛黄，是个穿着粗布衣服的老人，面容坚毅，和王大伯有几分相似。

“我爹一辈子都在念叨这块地的事。说是我爷爷临终前告诉他，咱家祖上本是大户人家，后来家道中落，就剩下这块地了。他说这地契得看好了，是咱王家最后的根基。”

“大伯，您打算怎么用这笔钱？”我好奇地问。

王大伯沉思了片刻：“我想办个农民学校。”

“农民学校？”我有点意外。

“对，就在村口那块地上建一座学校，专门教农民种地的技术，还有些文化课。我这辈子没念过几年书，吃了不少亏。不想让后辈的农民再走我的老路。”

我惊讶地看着他：“大伯，您想得可真远啊。”

“远什么，都是我爹给我种下的心思。”王大伯笑了笑，“他老人家常说，王家子孙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忘了根在泥土里。”

三个月后，王大伯拿到了第一笔补偿款，将近一百八十万。他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不是王建国推荐的那个高档小区，而是离农贸市场近的老小区，才花了四十多万。

剩下的钱，他真的用来筹建农民学校了。先是成立了个民办教育机构，然后在村口那块地上动工建教学楼。

这事在县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县电视台还专门来采访了王大伯。

“王老先生，您为什么想到要办这样一所学校呢？”记者问道。

王大伯坐在即将完工的教学楼前，看着那片曾经贫瘠的土地，淡淡地笑着：“这地啊，是要回馈给土地的人的。”

后来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王大伯的农民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不但教农业技术，还教电脑、英语，甚至还开设了法律知识课程。县里后来还拨了专款支持，把它发展成了全县首个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至于王建国，听说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他终于向他爹道了歉，承认自己当初太功利了。现在他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在农民学校当了个后勤主任。

而王大伯，依然每天早出晚归，忙着学校的事。他说，比起种地，教人种地更有意思。

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要守着那几亩薄田不肯外出，明明在城里可以过得更舒适。

王大伯总是笑而不答，只会说一句：“根在哪里，人就该在哪里。”

只有我知道，他不是在守着那几亩薄田，而是在守着一个承诺，一个传了几代人的家族使命。

守得云开见月明，二十年的坚守，换来了一个农民的尊严，也为更多农民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最近我去看望王大伯，他正坐在学校的小花园里，看着学员们在操场上做课间活动。

“大伯，您后不后悔当初把大部分钱都投进来办学校，而不是留给子孙后代？”我忍不住问道。

王大伯摸了摸那张珍藏了几十年的地契，平静地说：“这地本来就是祖辈留下的，现在物归原主了。咱们王家的根，就扎在这片土地上。比起留钱给后代，我更愿意教他们怎么自己去挣钱。”

望着夕阳下的农民学校，我忽然明白了，有些坚守，不是固执，而是信念；有些等待，不是碰运气，而是笃定。

村里人都说王大伯傻，守着几亩薄田不肯外出。可谁又能想到，正是这份”傻”，成就了一个老人的梦想，也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

来源：静静趣味教史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