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由鲁迅文学奖得主石一枫同名小说改编的悬疑剧《借命而生》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迷雾剧场同步热播，秦昊、韩庚、钟楚曦的主演阵容与跌宕起伏的剧情引发观众热议。作为一部被称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的作品，《借命而生》不仅展现了惊心动魄的追捕故事，更通过跨越三十年

近期，由鲁迅文学奖得主石一枫同名小说改编的悬疑剧《借命而生》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迷雾剧场同步热播，秦昊、韩庚、钟楚曦的主演阵容与跌宕起伏的剧情引发观众热议。作为一部被称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的作品，《借命而生》不仅展现了惊心动魄的追捕故事，更通过跨越三十年的时间线，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变迁。随着剧集热度攀升，原著小说的文学价值与作者石一枫的创作理念再次成为焦点。

作为《当代》杂志编辑、70后作家代表石一枫，其以京味幽默和犀利笔触著称，近年来从“文化混混儿”的书写转向更具社会深度的题材。《借命而生》的创作不仅是他个人风格的突破，也折射出当代作家如何通过文学回应时代命题。

●小说创作：从“法律修订”到“借命而生”的哲学命题

《借命而生》的创作灵感源于一个法律常识：中国刑法的修订原则——“从新不从旧，从轻不从重”。石一枫提到，这一法律细节成为小说的核心设定：“如果犯人在旧法时期犯罪，却在新法颁布后被捕，量刑标准往往从轻。”这一规则催生了故事的起点——1988年的一桩盗窃案，以及两名逃犯与狱警杜湘东长达三十年的命运纠缠。

石一枫坦言，最初构思时他并未预想故事的宏大格局。他试图通过第三人称视角，挑战自己以往“以‘我’观他人”的写作模式。小说中，杜湘东作为警察的“失职”与救赎之路，以及逃犯姚斌彬、许文革的隐情，逐渐交织成一幅关于人性、时代与命运的画卷。正如文学评论家施战军所言，小说的关键词是“生”——“生活的生路、生命的尊严，以及人在绝境中寻找希望的过程”。

《借命而生》并非简单的警匪对决。石一枫通过法律修订的设定，揭示了制度与个体之间的张力。小说中，杜湘东的追捕不仅是职业责任，更成为他自我救赎的途径；而逃犯许文革的“成功”则暗含对规则的蔑视与对时代欲望的捷足先登。

文学评论家陈东捷指出，石一枫擅长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在小说中得以体现。许文革象征着资本时代的“聪明进取”，而杜湘东则代表了体制内个体的挣扎与悲愤。两人命运的交织，既是对抗，也是互补，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社会的微型史诗”。

石一枫坦言，自己早期作品多以“自传型”为主，塑造的主角往往是城市青年或“文化混混儿”。而《借命而生》的创作对他而言是一次突破：“我需要写与自己生活完全不重合的人物。”为此，他查阅大量法律资料，甚至观看法制节目以了解“进去的人”的音容笑貌。“最艰难的是塑造犯人形象。”于是，他试图从服刑人员访谈的微表情中捕捉人性微光，“那些闪烁的眼神里，有恐惧，有算计，更有求生的本能。”尽管他调侃“电视上的嫌犯都是马赛克”，但这种“认真”态度让他逐渐建立起“诚恳地讲述他人故事”的立场。

“基于上述‘认真’，我对‘认真’这个词仿佛也有了一点新的感触。其实也就是个拆字法：认真认真，意思就是把什么东西认作真的。与此同时，恰因写作本身是个虚构的事情，这个貌似矛盾的过程反而显得格外重要。认识到几十年来时代变迁的真实性，感悟到自己和每一个时代中人之间无法割裂的真切联系，并尝试着建立起一种诚恳地将他们言说出来的真挚态度，这样一种同在世上，共观世相的立场和视角，使我感到自己似乎也能讲述那些与自己貌似不同的人们的故事。”这种转变也反映了石一枫对“成熟作家”的理解：从“写自己”到“写别人”，从“权威主义的‘我’”到“共情式的第三人称”。正如他所言：“认得世上真，认得眼前真，认得众人真，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他所写的东西应该可以更宽广，也更有价值。”

●剧集改编：文学与影视的碰撞与共生

《借命而生》的剧集改编由导演陆川操刀，秦昊饰演的杜湘东、韩庚饰演的许文革、史彭元饰演的姚斌彬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石一枫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并未参与剧本创作，但对剧集的改编持开放态度：“如果满分是100分，90分肯定有。”

剧集在保留小说核心设定的同时，进行了多处创新。例如，小说中模糊的女性角色被赋予更多戏份，孙永红（钟楚曦饰）的“小城女神”形象成为推动剧情的关键；水坝、冷库车等意象的运用，既增强了画面美感，也深化了象征意义。此外，剧集通过新增的“具体坏人”（如厂长父子），满足了悬疑类型片的叙事需求，这与小说中“没有真正坏人”的抽象表达形成对比。

剧集播出后，观众对选角与节奏给予高度评价。秦昊、韩庚的表演被赞“精准还原角色气质”，而史彭元则因“劲儿像姚斌彬”而广受认可。“选角超出预期，尤其是孙永红等女性角色的重塑，让硬核悬疑有了温热的血肉。”然而，也有观众批评剧集对小说中“无具体坏人”的处理过于妥协。对此，石一枫表示理解：“小说可以留白，剧集需要戏剧冲突，这是媒介特性决定的。电视剧是大众艺术，需要具体的反派。增添的角色虽非原著所有，但他们的层次感和合理性值得肯定。”

这种对改编的开放态度，源自石一枫对文学跨媒介传播的深刻理解。“从《当代》杂志连载到影视化，文字的张力在视听语言中获得了二次生命。”他笑称自己如今更像“产品经理”，要在商业诉求与艺术追求间寻找平衡点。

文学评论家程永新认为，石一枫的小说本身具有“现实主义点穴师”的特质，而剧集的改编则是“将微妙的复杂性转化为大众能感知的冲突”。这种文学与影视的共生关系，既保留了原著的思想深度，又拓展了其传播边界。

●创作观：从“京味幽默”到“严肃文学”的突围

石一枫的创作始终带有鲜明的京味儿，早期作品如《世间已无陈金芳》以犀利幽默的语言描绘北京青年的生活图景。他指出，如今自己的创作关注点也从“文化混混儿”转向更宏大的社会议题。

在《借命而生》中，他尝试用第三人称视角书写普通人的“史诗”，并通过法律、资本、阶层等主题探讨时代的深层矛盾。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题材上，也反映在语言风格中：从调侃式的“北京话”转向更克制、细腻的叙述。

面对严肃文学式微的现状，石一枫表现出清醒的认知。他认为，文学的困境是时代的必然：“三十年前读者选择有限，如今文化生活丰富，不能怪作家。”但他强调，文学的价值在于“对共同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思考”：“如果一个读者通过阅读获得共鸣，这就是作家的责任。”

在《借命而生》中，他摒弃了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转而通过人性的复杂性揭示社会问题。例如，杜湘东的“好警察”身份与“恶警察”行为的矛盾，许文革的“成功”与道德困境，都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分法。这种“对人性的关怀”成为小说的独特之处。

石一枫近年来的创作逐渐转向科技题材，从《地球之眼》的监控伦理到《一日顶流》的流量困境，他试图构建互联网时代的“人间喜剧”。在《一日顶流》中，他通过虚拟主播与现实世界的交织，探讨“在AI面前如何努力做好一个人”的哲学命题。

“今天的我们肯定要触及社会的新变化。写《地球之眼》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作家没有触及的一个题材，找到它我也觉得挺兴奋的。写《入魂枪》包括《一日顶流》，同样也是新的题材，这些都是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题材。我把它写下来了，作为作家来说，我觉得我挺称职的。当然每个作品都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们尽量把它写好就行。下一步究竟想写什么不好说，比如你说的脑机接口，也有可能。当然是当这种东西的确对我们人类生活和人类关系构成影响的时候才会写。”石一枫直言，人工智能的崛起并未让他感到焦虑：“如果机器比人强，我们反而可以享受生活。”但他更担忧的是，人类是否会因技术依赖而失去独特性：“我们需要善良、仁义、勇敢这些品质，它们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这种思考贯穿于他的创作中，也体现在《借命而生》对“生命连接”的探讨——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借命而生”，与他人密不可分。

●个人经历：从“部队大院”到“文学编辑”的双重身份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部队大院，童年记忆中“吃饭剃头洗澡上学踢足球”皆在大院内完成。他回忆，大院的简单人际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形成对比，这种“震惊感”成为他写作的动力。

大院文化也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姜文、崔健等一代文化人的作品成为他的启蒙，但与前辈不同，石一枫更关注当代社会的转型。

石一枫现为《当代》杂志编辑，这一身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便利”——接触海量作品培养了审美眼光，而编辑工作的“去功利化”也让他更专注于写作本身。他调侃自己“不是合格的编辑”，却因“专注写作”而获得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荣誉。

在采访中，他谈及自己的写作习惯：“我不信笔耕不辍，真正写作不需要长时间。写5小时累死，写2小时不错。”这种“懒散而高效”的状态，或许正是他作品中“看似随意、实则精妙”的语言风格的来源。

谈及未来的创作，石一枫透露将继续探索科技与人的关系。他计划涉猎元宇宙、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当这些技术真正影响人类生活时，它们就值得被写进小说。”但他强调，科技小说不同于科幻小说：“科幻探讨未来可能性，而科技小说关注已发生的现实。”

对于年轻作家，石一枫给出忠告：“别被算法驯化，你的写作不是为了喂饱数据模型。”他建议新人多读《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现实主义经典，“在历史褶皱里打捞那些被遗忘的人性微光，这才是文学永恒的价值。”他本人则希望“宁可不圆融，也要有新的质感”，即使创新伴随不完美，也坚持“用文学记录时代的褶皱”。

访谈临近尾声，石一枫带我们重访小说结尾的哲学之问：“徐文国究竟死没死？”他狡黠一笑：“这取决于你相信什么。相信法治，他就是逃亡的幽灵。”这种开放性结局，恰似他对文学功能的理解：“好的作品不是给出答案，而是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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