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5年11月21日深夜，滦州火车站突然响起了汽笛声。郭松龄站在站台边，脚下是刚印好的讨伐张作霖通电。

1925年11月21日深夜，滦州火车站突然响起了汽笛声。郭松龄站在站台边，脚下是刚印好的讨伐张作霖通电。

他的副官递来大衣，却被他挥手推开：“不用，此战若败，我郭松龄必死无葬身之地。”

这时候一列满载士兵的火车轰鸣着驶向奉天方向，中国近代史上震动一时的郭松龄反奉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这场看似“清君侧”的兵变，实际上是旧军阀体系的裂痕，也是新东北的胎动，可惜胎动太早，乱世容不下这个早产儿。

随着兵变的失败，东北失去了最后一道抗日屏障，之后小本子才敢瞎胡闹。那郭松龄为啥要悍然发动兵变呢？

郭松龄1883年出生在辽宁盖平，他早年考进了奉天陆军小学堂，武昌起义时因为响应革命被清廷撤职。

在奉天闲居时，他认识了大家闺秀韩淑秀。当时郭松龄因为密谋起义被捕，韩淑秀冒死说是他未婚妻，才救了他一命。两人婚后立下了同生共死的誓言，这誓言后来也确实成了真。

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回到了奉天讲武堂当老师，在这里遇到了张学良。两人虽然相差18岁，但因为观念相近成了莫逆交。

张学良敬佩郭松龄治军严明，郭松龄欣赏张学良的学识品格。

张作霖曾骂儿子：“你除了不能和郭松龄睡，大概吃什么都要分他一半。”但张学良不以为意，甚至把自己的第三军全权交给了郭松龄。

郭松龄在奉军中迅速崛起，成了“五虎上将”之一。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力挽狂澜，在山海关阻击战中以少胜多，保全了奉军主力。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率部血战山海关，为奉系入主中原立下头功。

但也就是这些战功为他埋下了祸根。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后，论功行赏时张作霖把江苏、安徽等富庶地盘分给了老派将领，新派中只有杨宇霆得到了江苏督办职位，郭松龄只得了个空头嘉奖。

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和郭松龄的陆大派素来不合。他仗着张作霖信任，在军中颐指气使。

郭松龄多次向张作霖抱怨，老帅却敷衍道：“茂宸啊，杨宇霆办事利索，你多担待。”

这种偏袒让郭松龄寒心。

更让他愤怒的是，1925年郭松龄去日本考察时，得知张作霖竟在和小本子秘密谈判，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军火，准备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郭松龄拍案怒道：“大帅这是卖国！”他立刻联系了国民军代表韩复榘，表示愿联合反奉。

当时的奉系内部，派系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旧派张作相、吴俊升掌控着黑龙江、吉林，反对任何改革。士官派杨宇霆、姜登选垄断了军需物资分配，主张“武力统一”。

陆大派郭松龄、李景林倡导“东北自治”，要求裁撤吃空饷的旧军。

郭松龄甚至当面质问杨宇霆：“你带过几天兵？凭什么拿江苏？”矛盾一触即发。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全国，历数了张作霖四大罪状：穷兵黩武、卖官鬻爵、勾结日本、压制革新。

他提出“清君侧，除国贼”，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护张学良主政东三省。

通电发出后，郭松龄率7万精锐回师奉天。他的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一路势如破竹。12月5日占领了锦州，13日攻克了白旗堡，前锋直逼新民，距离奉天只百里之遥。

张作霖立马慌了神，一边调集残兵在巨流河布防，一边准备跑路到大连租界。

当时张学良乘坐镇海号炮舰赶到秦皇岛，试图劝郭松龄罢兵。他在电报中写道：茂宸，你我情同手足，何苦走到这一步？

郭松龄回电：汉卿，我不是反你，是反你父亲的卖国行径。只要你主政，我立刻退兵。

张学良夹在父亲和挚友之间，左右为难。

郭松龄的反奉军虽然占尽了优势，但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占领锦州后，他没有乘胜追击，反而休整了三天，给了奉军喘息之机。

张作霖趁机调集吉林、黑龙江的援军，又通过日本南满铁路运兵，在巨流河集结了8万兵力。

更糟糕的是，盟友冯玉祥突然倒戈。原本约定共同反奉的冯玉祥，在郭松龄进军时不讲武德偷袭后方，导致郭军腹背受敌。李景林也撕了协议，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切断了郭军退路。

12月22日，巨流河决战打响。郭松龄亲自到前线督战，结果发现炮兵旅长邹作华临阵倒戈，把炮弹全部打向了空处。

奉军在日本顾问的指挥下发起反攻，郭军全线崩溃。郭松龄夫妇乘大车逃亡，藏进菜窖时被奉军骑兵抓获。

这场战役的失败，表面上看起来是盟友背叛和战术失误导致的，实际上是郭松龄理想和现实的残酷碰撞。

他低估了旧派反扑力度，误以为张作相会中立，没想到旧派和士官派在“反改革”上迅速合流。7万大军深入奉天，补给线长达800里，被奉军骑兵切断后，士兵靠劫掠村落维持，民心尽失。

张学良的心理战更是致命一击。他通过广播喊话：袍泽兄弟们，我是汉卿！郭军长被赤化分子利用了！回家者发路费，留队者升一级！

仅仅一天跑路的士兵就超过3000人，张作霖悬赏“生擒郭松龄赏10万大洋，献首级赏5万”，邹作华见利倒戈，还顺手拉走了全部12门重炮。

1925年12月25日，郭松龄夫妇被押解回奉天。张作霖下令把他们绑在大车上，游街示众后处决。

杨宇霆担心张学良救援，催促张作霖速杀。行刑前，韩淑秀对郭松龄说：“军长，我们终于可以同生共死了。”

两人相拥而逝，尸体被曝尸三日，不准收殓。

张学良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他在日记中写道：茂宸之死，非其罪也。若天假其年，东北必能革新。

多年后接受采访时，他仍感慨：如果郭松龄成功，日本不敢轻易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郭松龄反奉失败告终深刻影响了东北局势，此战导致奉系元气大伤，张作霖被迫转向日本妥协，加速了东北的危机。

张学良掌权后，处决了杨宇霆，试图革新，但最终因为历史局限没能实现郭松龄的理想。

郭松龄的失败，让东北失去了一次走向现代的机会。他的“东北新政”蓝图，即废除军阀世袭、建立议会制度、颁布《土地均权法》、军队职业化。

这些如果能实现，东北或许能成为抵御小本子侵略的坚固堡垒。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张作霖和小本子签订的《日奉新约》，允许日本在东北设立“治安维持会”，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

我党和郭松龄的隐秘联系，也为历史增添了一抹亮色。郭松龄部下中有30多名共产党员，比如郭军参谋处长王以哲，兵变失败后部分人转入了地下工作，1936年参与西安事变。

毛主席曾评价：郭松龄反奉，是旧军阀营垒中第一个敢打反帝旗号的，虽败犹荣。

在沈阳大帅府的陈列馆里，现在还陈列着郭松龄的遗书。泛黄的纸页上，他写道：松龄起兵，非为个人权位，实欲救东三省于水火。

斯人已逝，但他救国救民的初心，我们不能忘记。只可惜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理想主义者的鲜血，终究没能染红黎明前的天空。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