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的一生，是孤独与绚烂的交响，是爱与智慧的寓言——从加尔各答贵族之家的童年禁锢，到桑蒂尼克坦的菩提树下的精神觉醒；从《吉檀迦利》的诺奖荣光，到甘地、爱因斯坦的世纪对话。

▲ 图片来源：Pinterest

导读

在东方与西方、诗歌与哲学的交汇处，泰戈尔如一颗永恒的星辰，用文字照亮人类灵魂的暗夜。

他的一生，是孤独与绚烂的交响，是爱与智慧的寓言——从加尔各答贵族之家的童年禁锢，到桑蒂尼克坦的菩提树下的精神觉醒；从《吉檀迦利》的诺奖荣光，到甘地、爱因斯坦的世纪对话。

当死亡来临，他留给世界的不是叹息，而是一首未完成的歌。

01

孤独的萌芽

▲ 泰戈尔

1861年5月7日，拉宾特拉那斯·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降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乔拉桑戈大宅。

泰戈尔的母亲萨萝达·黛维共生了十五个孩子，泰戈尔是她第十四个孩子。

泰戈尔的父亲德本德拉纳特在孟加拉被尊称为“圣哲”，他的青少年时代在富裕和奢华中度过。21岁，祖母的去世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后来，为彻悟古圣梵典的真谛，他开始学习梵文，阅读梵文经典。他一生的后四十年，扔下所有社会工作，周游全国。在旅途中、在圣蒂尼克坦、在修行冥想和思考问题中度过。

小时候的泰戈尔在家中，不常见到他父亲；他幼年的看保是几个男仆人，他们常常为免除看护的麻烦，把小孩子们关在一间屋里，不准他们自由行动。有一个仆人，常叫泰戈尔坐在一个指定的地点，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把他包围起来，并且惊吓他说，如果他离开这个圆圈一步，就会有危险。

泰戈尔曾在一封信上说道：“我的幼童年代，已经不大记得。但我却很记得，常常的，在清晨的时候，我心上总不知不觉的泛溢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整个世界对于我似乎充满了神秘。每一天，我总拿了一根小竹棒，在那里掘土，想着我也许可以发现那些神秘的一个。这个世界的一切美丽与甜蜜与芬芳，一切人民的走动，街上的唱声，鸢的鸣声，以及家园里的可哥树，池边的榕树，水上的树影，清晨的花的香气——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得有一个朦胧的认得的人物，幻化了这许多形态，以与我为伴。”

后来，泰戈尔在家中开始编辑出版文学刊物《婆罗蒂》，在兄长的启发、扶持和激励下，少年泰戈尔写的大量习作在上面发表。泰戈尔家的朱拉萨迦祖宅是当时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经常聚会的场所。

泰戈尔14岁，母亲去世，让这个敏感的孩子过早地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他在自传中回忆道：“我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夜莺，整日望着窗外婆罗门祭司们来来往往的身影。”

这种孤独感在仆人严格执行的种姓制度下被进一步放大——作为高种姓的孩子，他不能随意触碰低种姓的仆人，甚至连他们的影子都不能踩到。

但正是这种孤独，孕育了他独特的观察力。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芒果树的枝叶，小泰戈尔就会趴在二楼走廊的栏杆上，观察庭院里的一切：蚂蚁搬运食物的路线、园丁修剪灌木时颤抖的双手、雨季来临时蜗牛在墙上留下的银色轨迹。这些细节后来都化作他诗中的意象：“晨露在草叶上颤抖，像我童年不敢落下的泪。”

02

精神的觉醒

▲ 泰戈尔

1878年，17岁的泰戈尔被送往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宿舍里，这个印度青年第一次真正直面西方现代文明。

他后来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里的街道像机械般精确，连树木都修剪得如同几何图形。我开始想念恒河岸边那些恣意生长的菩提树。”

在英国期间，泰戈尔经历了深刻的文化冲击。他既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文精神所震撼：“《李尔王》中暴风雨的场景让我战栗，原来人性可以如此赤裸地展现”；又对英国社会的冷漠感到不适：“这里的人们像精确的钟表零件，永远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这种矛盾在1880年他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后达到顶点。在加尔各答的家中，他开始创作一系列实验性作品，试图融合东西方的美学。1890年出版的《心灵集》（Manasi）中有一首名为《两个世界》的诗，生动展现了他的挣扎：

“东方要我静坐冥想，

西方催我奔跑向前，

我的灵魂站在渡口，

不知该登上哪条船。”

青春期的泰戈尔，热情，奔驰，他在五十岁时，自己曾说道，“我自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的一个时期的生活是一个极端的放浪与不守规则的生活。”但他这时所做的抒情诗，却都是极好的诗。

“我像麝鹿一样在林荫中奔走，为着自己的香气而发狂。夜晚是五月正中的夜晚，清风是南国的清风。

我迷了路，我游荡着。我自己的愿望的形象从我心中走出，跳起舞来。这闪光的形象飞掠过去。

我想把它紧紧捉住，它躲开了又引着我飞走下去。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

03

婚姻与家庭

▲ 泰戈尔和他的妻子

23岁的泰戈尔通过家里相亲，娶了11岁的穆丽纳里妮，她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学识、文化和志趣等方面，与泰戈尔有很大的差异。

遵从父亲的意见，蜜月结束之后，泰戈尔把新婚妻子送到洛雷多霍斯女子寄宿学校学习英语。寒暑假回到家里，她按照泰戈尔为她定的课程表刻苦学习孟加拉语、英语和梵语，提高文化水平。

在泰戈尔的指导下，她用孟加拉语改写梵语简易读本《罗摩衍那》，还在公园路索登特罗纳德府上公演的泰戈尔剧作《国王和王后》中扮演纳拉亚妮。渐渐地，她在文艺方面与泰戈尔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

1886年，14岁的穆丽纳里妮生下长女蓓拉，忙于哺育照看孩子，几乎就没有时间再学习。从1890年到1900年，泰戈尔主管家族田庄，在北孟加拉和奥里萨邦各地奔波，养育女儿的担子，落在缺少生活经验的妻子肩上，1888年泰戈尔的儿子罗梯出生，16岁的穆丽纳里妮还是个少女，社会阅历欠缺，时常感到疲乏、寂寞。

泰戈尔常年在农村处理田庄事务，与妻子聚少离多。二女儿蕾努卡出生后，沉重的家务压得她快喘不过气来。直到1898年年底，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但是好景不长，穆丽纳里妮婚后十余年间先后生了三女两儿，做没完没了的家务，帮助丈夫管理学校，过度的操劳终于压垮了她的身体，于1902年去世，年仅29岁。泰戈尔写了27首悼亡诗，悼念妻子，汇编成《怀念集》。

“啊，你在我的生活中，

在我心头把期望诉说——

我深切地感到你，

十分神秘地在我的体内，

化为另一个我。

啊，你在我生命中生活。”

泰戈尔41岁丧妻，之后不乏爱慕他的女子，但泰戈尔不为所动。独处数十年，真正做到了“以专一的爱”终生偿还妻子的情债。

04

精神实验室

▲ 图片来源：泰戈尔《夜曲集》手稿

1903年泰戈尔的女儿蕾努卡夭折，经历一系列打击后，泰戈尔在距离加尔各答100英里的乡村创立了桑蒂尼克坦（意为"和平之家"）学校。这里将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实验室。

他自己有关于这个学校的一段话：“我为了要复现我们古代教育制度的精神，决定创办一个学校，学生在那里能够在生命里感觉到一个比现实的满足更高尚更光荣的东西——熟悉生命它自己。

我想把小孩子们的奢侈除去，使他们复返于朴质。所以因此之故，我们的学校里，没有班次，也没有凳子。

我们的小孩子们，在树下铺了席子，在那里读书；他们的生活，力求其简单。

这个学校建立在大平原里的大原因之一，即在于要远远的离开了城市生活，但在这一层以外，我更要看孩子们与树木一同生长；因此两者的生长之中有了一种和谐。在城市里看不见什么树。他们是为城墙所限禁的。城墙不会生长。石块与砖头的死重压抑了儿童天性里的自然的快乐。”

这个学校的日程与别的学校完全不同。学生们和教员们在清晨四点三十分时即须起床。他们自己把床整理好，全体跑出来，唱着歌，祈祷万有之主。沐浴以后，他们穿了白丝袍，坐下去，自己静修着，祈祷着。然后吃早餐，吃的是牛乳，米粥或其他轻淡的食物。

课程的开始是七点三十分。学生们铺了自己的席子在树下，坐在上面，书本是没有的，无论授文学，历史或地理都是如此。仅在教授实验科学时，他们才有物理或化学的试验室。

功课都用口授，太阳暖暖的晒着，微风送来花的芬香，绿叶合了教者的音乐而簌簌的响着。每一个教员，一班至多不能教过于十个的学生，有的时候，一班只有一个学生，所谓班次也并不固定。

如果有一个英文程度高的学生，他上英文课时可以随了别的高级生同上，他的算学及其他功课，则仍在自己班里上。

十点三十分时，学生们与教员们又去沐浴。有的到溪流里去，或在那里游泳，有的跑到井边，大的学生带小的学生戏水，穿衣服。沐浴后，又唱赞美诗祈祷上帝。

午饭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十分。吃的是米饭，青菜，牛油及牛乳。饭后，小孩子们便在图书馆里看书，看杂志，或研究自己的功课，或做其他自己所喜欢做的事。

二点钟时，各班又在树下开始授课。教员们授课时不能用木棒或其他的身体的刑罚。

四点钟时，功课已毕。他们便都在运动场上踢足球，打网球及做其他游戏。他们的体育，也和他的学业一样，胜过其他一切学校。他们的足球队曾打败了加尔加答的许多别的球队，他们的兵操也能与陆军学校里的最好的学生相比肩。又使他们能忍耐寒热；热天叫他们在太阳下面跑了好几里路，冷天也在屋外，除了疾病的时候以外，都不穿鞋袜。有的时候，他们一次能走到二十几个英里的路。这种斯巴达(Spartan)式的练习，使“和平之院”里的儿童，身体都非常康健。

泰戈尔与印度的习惯相反，他的学校里很注重音乐。他爱音乐，相信它的高尚的影响。音乐班在晚上召集起来。他们唱着，以各种乐器和着。所以这个学校里很产生了几个第一等的歌者与音乐家。他们又有一个戏剧团；有时便演泰戈尔作的剧本；他自己教导那些孩子们，有时且自己加入演剧者之列。

他们在夜间又编辑他们的报纸，全校中共有四种的报纸，全都是用手来写，用手来作图的。他们所作的，有的是诗歌，有的是文学评论。一天的工作完了，在九点至十点之间，他们便去睡觉。

在这里，泰戈尔他自己住在一间屋里。每天清晨四点，泰戈尔就起床写作。他习惯坐在一棵百年菩提树下，用孟加拉语在黄麻纸上记录灵感。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吉檀迦利》的大部分创作。

他的秘书阿米亚·查克拉瓦蒂回忆说：“先生写作时会进入一种出神状态，有时连续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只有手指在纸上轻轻移动。”

1912年旅居伦敦期间，泰戈尔在画家罗森斯坦家的晚宴上首次朗诵英文版《吉檀迦利》。叶芝在日记中描述那个夜晚：“当这个高大的印度人开始吟诵时，整个客厅仿佛被施了魔法。他的声音像恒河水一样流淌，我们这些英国人突然意识到，原来真正的诗歌根本不需要格律的束缚。”

1913年，瑞典的文学会，把诺贝尔奖金(NobelPrize)颁给了泰戈尔。这是东方人第一次在欧洲得到的荣誉。

《吉檀迦利》是孟加拉单词“献歌”的音译。

“你使我万世永生，这是你的快乐，你一再倒空我的心杯，又一再斟满崭新的生命。

你携带这小巧的苇笛，翻过高山，越过深谷，吹出永远新鲜的乐章。

在你甘露般的抚摩下，我这颗小小的心，在欢乐中突破局限，唱出难以言喻的歌词。

你无穷的赐予，只放在我小小的手中，一个个时代消逝，你不停地赐予，我的手总可以受纳。”

诗歌中的你象征着“印度梵教的创造大神梵天。”

印度教徒相信，梵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泰戈尔采用与大神交流的形式，通过歌曲讲述志趣，表达喜怒哀乐。

05

泰戈尔的哲学观与美学观

▲ 爱因斯坦（左）和泰戈尔（右）

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发生，震惊世界！泰戈尔嫉恶如仇，维护正义，和广大印度人民一起，强烈谴责英国殖民当局血腥屠杀印度民众的滔天罪行。泰戈尔毅然放弃英国政府授予的爵位。他在公开信中写道：“当我的同胞在广场上被子弹扫射时，任何荣誉都变成了耻辱的烙印。”

这一举动使他与甘地走得更近，尽管他们在教育理念上存在分歧——甘地推崇手工纺车代表的简朴生活，而泰戈尔坚持精神自由的重要性。

1932年在德国柏林会见爱因斯坦时，两人关于“宇宙是否具有道德属性”的辩论持续到深夜。爱因斯坦坚持物理世界的客观性，而泰戈尔则认为：“连星光都在诉说某种永恒的真理”。

这段对话持续了7日，被《纽约时报》称作“东西方智慧最璀璨碰撞”的对话，在物理实验室与诗歌花园的交界处悄然绽放，对话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科学与诗的对话》出版。

爱因斯坦提出经典科学命题：“您是否相信，即使人类不存在，月亮依然真实存在？”

泰戈尔回应：“作为物理客体的月亮当然存在，但它的‘真实性’需要人类意识赋予。月亮的诗意与美——比如我们所说的‘银盘’或‘夜灯’——恰是人与宇宙精神共鸣的产物。”

爱因斯坦坚持：“即便无人感知，月亮依然是独立存在的实体。”

泰戈尔微笑：“您试图用数学公式凝固真理，而我更愿将它视作一首永远流动的诗。”

泰戈尔留给世界的不仅是诗歌，更是一种生活哲学：

流动的永恒观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永久的快乐中生出来的。这个快乐，它的别名就是爱。......我们不爱，因为我们没有感觉，或者可以说，我们没有感觉就因为我们没有爱。因为爱是一切围绕我们的东西的极端的意义。它不仅是感想的；它是真实的；它是快乐，是在一切创造之根上的快乐。”

——《生之实现》

不同于西方对永恒的静态理解，他的永恒是"一刹那接一刹那的绽放"，正如他在《流萤集》中所说："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惟有艺术，人类才显出不朽

什么是艺术者?

泰戈尔说：“凡是艺术，如有不经过作者的人格化——感情化——的，就不能称为艺术；因为艺术就是发生于人类剩余的感情的；并且就是人类的人格的表现。”

他以为在我们生命里，我们有“有限”的方面，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我们自己，譬如我们喜欢吃饭，吃完了饭，我们这个欲望立刻消失了；又有“无限”的方面，就是我们的灵感，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牺牲，这是无限的。人类的这个无限的方面，必须表现他自己在某种含不朽的元素的象征的里面。

惟有在艺术方面，人类才显出不朽。

他认为完美存在于不完美之中，就像他在《飞鸟集》中写的："世界以它的痛苦吻我，却要我报之以歌。"

晚年的泰戈尔深受病痛困扰，却创作力惊人。1940年，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他口述完成了最后一部诗集《边缘集》（Shesh Lekha）。其中《最后的诗》写道：

“当我的灯在风中熄灭，

请别用眼泪将它点燃，

让黑暗成为我最后的礼物，

像未唱完的歌谣飘散。”

1941年8月7日，在乔拉桑戈大宅他出生的那个房间，泰戈尔安详离世。按照他的遗愿，葬礼没有宗教仪式，只有学生们围坐在菩提树下朗诵他的诗篇。当朗诵到"让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微风拂过，将树梢的菩提叶轻轻摇落。

来源：此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