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性成就。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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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理论贡献
杨佳惠 洪向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性成就。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导，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科学行动指南。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性范畴，从多维度深入研究、全面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或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文化底蕴和实践积淀。
理论渊源：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实践孕育的文化理论内在规定了文化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的真正本质进行了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理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关于文化的代表性观点：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二是文化发展具有超越物质条件直接限制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可以发挥能动的引领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指出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恩格斯在1894年曾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既体现出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又阐明了各种社会要素交互作用产生的“合力”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
文化底蕴：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民众力量的肯定和推崇。习近平文化思想汲取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强调坚持人民至上，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治国之道，充分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刚健自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表现为人格乃至民族品格上对于独立自强的追求，中国历史上的个人成就乃至民族发展，都离不开刚健自强的文化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孟子所倡导的独立不倚的大丈夫精神，《道德经》中所讲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等一系列思想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
历史依据：赓续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智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深刻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及性质。新中国成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指明了科学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二为”方针等有益于文化建设的发展策略。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挥文化自觉进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宏观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回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道路”“文化立场”“文化使命”等系列命题的重要观点，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谋划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行动纲领。如何承担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我们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必须思考的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用“九个坚持”高度概括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从五个方面重点部署文化建设工作，明确提出文化建设领域的“十四个强调”，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了科学部署。“七个着力”涵盖从文化领导力量到文化建设发展方向、从文化创造到文化交流传播、从思想理论建设到体制机制创新等多个要素的协同发展，为新时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行动纲领。
贡献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智慧。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和演进态势，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范式，为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面对世界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发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提供前提保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文明交流提供原则遵循。面对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各个国家的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维护和平稳定。以“胸怀天下”的全球视野、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命题，于中国文化发展而言，夯实了文化主体性和文化传承性；于人类文明发展而言，为探索更加多元、更具包容性的人类现代文明形态注入了思想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与新论断，构建起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兼具理论性、原创性与开放性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谁举旗和谁定向、为了谁和依靠谁、信什么和行什么、破什么与立什么等重大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提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论断，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谁举旗和谁定向的问题。坚持党管宣传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党性原则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原则，集中体现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要求。坚持党管意识形态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旗帜与方向、凝聚力与引领力的全面领导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对意识形态建设作出新的战略定位，创造性提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论断，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信什么和行什么的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文化自信的时代品格，必须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高度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论述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要立足实践为依据，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增强。同时，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生命体而展示精神类型，离不开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只有高度认同的主体意识和自信态度，才能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力地彰显了文化主体性，是我们党不断加强文化建设理论成果的创新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新境界。
提出“两个结合”的论断，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破什么和立什么的问题。“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不仅以博古通今的系统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核心主张等进行了中国化的阐释，巩固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大本大源，还以推本溯源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内在规律，深刻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将走向何方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带领人民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进程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具有高度的理论原创性，不仅打开了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的广阔空间，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获得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根基，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
（作者分别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博士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选自《新湘评论》2025年第10期
编辑：胡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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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湘评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