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晋南插队，感岁月长歌

摘要：1968 年，全国兴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潮。这场运动并非硝烟弥漫，也无需与敌人持枪战斗，但其意义非凡，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致力于缩小城乡等方面的差别。对于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而言，这是一场涵盖思想教育、身体锻炼、信念与信仰重

哈素娟口述白国荣整理／北京

我是哈素娟，曾是一名从北京前往山西插队的知青。回首过往，那段知青时光宛如一首激昂且深情的歌，即便到如今，那旋律仍在我心中长久萦绕，令人难以忘怀。

1968 年，全国兴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潮。这场运动并非硝烟弥漫，也无需与敌人持枪战斗，但其意义非凡，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致力于缩小城乡等方面的差别。对于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而言，这是一场涵盖思想教育、身体锻炼、信念与信仰重塑的深刻变革，其目的在于让知青为农村文化建设以及农业机械化、高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堪称一次前所未有的上山下乡革命运动。

从右至左：1970年王永琴、方美荣、李秋萍、哈素娟在东晋峪村合影

我原是北京市第 67 中学初二年级 2 班的一员。1968 年 12 月 20 日，这一天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我校 103 名男女同学一同开启了前往山西省绛县大交公社插队的旅程，大家分散在么头、冯村、梅村、续鲁峪、东晋峪、西晋峪等村落。次日清晨，我与袁霞、王永琴等同学从北京站出发，一路直达晋南侯马站。出站后，绛县大交公社团委书记已率领多辆大篷汽车在站内广场等候我们。然而，眼前所见并非想象中山西的优美景色，而是黄风肆虐、尘土飞扬的场景，与心中山清水秀、绿草如茵、麦浪滚滚的美好景象截然不同。

我清楚地记得，卡车经过大交么头村、梅村、冯村、续鲁峪时，部分同学陆续下车。而我们 18 人最终在东晋峪大队村口停下。大队干部把我们安排在村里的一个四合院里，11 名女生住在北房，7 名男生居于南屋，灶房在南房西侧，院外是农民提前为我们修建的男女公共旱厕，只是这里没有洗澡的条件。那时农村环境十分艰苦，我们女生只能在屋里频繁洗手洗脸洗脚，偶尔擦拭身体；男生有时在房间打水简单冲洗，天气炎热时就会去河里、渠里游泳，多数知青都是回到京城后，才有机会在浴池尽情洗澡。

1970年素娟和王永琴在太原晋祠公园留影

初到村里，广播反复播报着毛主席的指示：“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些指示仿若一盏明灯，瞬间点燃了我们的热忱，让我们内心充满力量，愈发坚定了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信念。

刚下乡时，政府每月为我们知青提供 18 元的生活费，每人还有 44 斤粮食，均由大队统一管理，大队还专门安排了社员厨师为我们做饭。半年之后，我们开始通过劳动获取工分，年底进行分红。只要全勤，每天可记 8 分。平日里，吃白面要往集体磨房赊账，吃蔬菜也要在集体菜地赊购，等到年底，会扣除相应工分折算的费用，好在这样的生活基本能保障我们衣食无忧。

1969年素娟和郝娃（村里好姐妹）留影

下乡最初的一两个月，我们都参与了往庄稼地挑粪的劳动。当时我年仅 17 岁，挑粪时丝毫不比小伙子差。然而，每晚收工后，肩膀和脚上都磨出了水泡，疼痛难忍。热心的老乡教我用在灯火上烤红的缝衣针戳破血泡，第二天，我便垫上破布、手绢，忍着疼痛继续挑起粪担。在村里，冬天得捡柴烧炕取暖，如果不小心感冒发烧，也没有特效药物，只能喝点白开水，捂着被子蒙头睡下，依靠发汗来缓解症状。

两三个月后，春节将至，身处他乡的我们这些知青，每日都满怀期望能回到北京，与父母相聚。诚然，知青生活并非全是艰辛，也有许多欢乐时光。在田间劳作的休憩时分，我们会与社员一同引吭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和我的祖国》《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一首首广为人知的革命歌曲在田野间久久回响。青春年少的我们有时颇为顽皮，我与袁霞、王永琴曾勇敢地攀爬正在施工的约 30 米高的铁路桥墩，沿着工人作业的软梯逐步向上。如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倘若当时不慎坠落，不是丧命便是重伤。

1970年素娟和知青同学王永琴在天安门前留影

1969 年春节，知青们纷纷回到京城的家中欢度新年。我到家后，母亲先让我把内外衣服脱在院子里，仔细查看有无虱子。在那段知青时光里，我们把城市的卫生习惯和文明观念带到了农村，而农民们则将他们的质朴、勤劳与淳厚传递给了我们，彼此建立起了极为深厚、纯粹的情谊。

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时光，知青们各显身手。有的从事教师工作，为农村孩子传递知识；有的担当电工，保障村里的用电正常；还有的成为机械师、拖拉机手，甚至在政府机关出任干部，在这片广袤天地中大展宏图。改革开放前，知青们依照相关政策逐步返城。此后，农民们也有了进城务工的需求，他们往往会寻求相熟的知青帮忙解决住宿，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南樊公社史村知青田晓薇返回北京进入中国农科院工作后，2000年帮助第二故乡引进新型“樱桃”品种苗，村里的农民兄弟很快掌握了大棚种植技术，全村人借此发家致富，也带动了绛县樱桃产业，发展成华北地区樱桃第一县。

1972年素娟与袁霞在颐和园内留影

初到农村时，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完全分不清五谷，常常将麦苗误作韭菜，把蓖麻当作棉花，把荆芥错认为芝麻。是纯朴善良的农民兄弟姐妹，耐心地手把手教我们牵牲口、扶犁耕地、开垦荒地播种。有时辛苦劳作一整天，回到宿舍时身心疲惫，根本不想做饭，社员家属们总会热情地拉我们去他们家中吃现成的饭菜，那份温暖至今仍铭记于心。

在众多乡亲之中，与我关系最为亲密的当属“多多”姐姐。自相识起，她便时常邀我去她家，让我品尝烤红薯、素菜饺子、西红柿捞面条等农家美食。农民姐妹的实在与真挚，令我深受触动。于我而言，在各个阶层里，农民是最为纯真质朴的，他们能与知青心贴心，无论是交流、做事还是劳作，都相处和谐。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我回京没几年，她年仅 50 岁就与世长辞，每忆起此事，都满心惋惜。

哈素娟和爱人白小平

农村的生活确实艰辛，不过日复一日的田间劳作和家务琐事，实实在在地强健了我的体魄。在那 6 年的下乡时光里，我极少感冒生病，更没有如今普遍的“三高”问题。同时，这段经历极大地磨炼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自强自立的精神。地里的肥料和水，都由自己一担担挑；种子由自己一边挖坑一边播撒；除草浇地要往返 6—7 里路；收麦割秋时，套牲口拉车、碾场、晒粮等一系列活儿，也全由我们动手。为了能在农村立足，过上安稳日子，拾柴挑水、淘麦磨面、做饭做菜等家务，也都成了我们的日常技能。

时光匆匆。其后，我的发小同学袁霞前往父亲干校所在地下乡；3 年后，方美荣因病提前返回北京工作；李秋萍婚后转至北京郊区成为农民，最终仅余我和王永琴、吴景玉同学留在村里。我的舅舅曾凭借朋友关系，打算将我们这些剩余的学生安排到西安手表厂工作，然而当时绛县的主要领导思想极其左倾，执意不许我们知青离开东晋峪村。

那段日子，我与同学们的心境极度消沉，内心满是悲观和迷茫，时常自我质疑，难道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当真要终生扎根农村？尤其是我身为回族，在村里饮食和生活有诸多不便，种种艰难让我深感命运苦涩。

从右至左：哈素娟、白小平（爱人）、白菱（女儿）、白涛（儿子）

所幸后来有了转机，地处垣曲县的中条山铜矿招工，我获得了一份描图的工作。在此，我结识了我的爱人，而后又调入一个军工厂。紧接着，儿子白涛依照政策率先回到北京，与姥爷姥姥共同生活。终于，在 1996 年 5 月 29 日，我和爱人携女儿白菱，与儿子白涛在北京相聚，一家人的户口也顺利迁回北京。至此，我们漂泊的生活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