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18日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唐士其教授以《确定的知识与可能的知识》为题开讲，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出发，深入探讨中西知识传统的根本差异与互动空间。他指出，西方思想偏好追求恒定与普遍，而中国传统更重视个体与变化。在区域国别学快速发

5月18日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唐士其教授以《确定的知识与可能的知识》为题开讲，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出发，深入探讨中西知识传统的根本差异与互动空间。他指出，西方思想偏好追求恒定与普遍，而中国传统更重视个体与变化。在区域国别学快速发展的当下，唐士其呼吁构建一种兼顾“可能性”与“普遍化”的知识体系，为政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新的思维路径和学术坐标。这场讲座不仅是对古今中西思想的一次深刻回顾，也为我们理解“以人为中心”的知识构建提供了启发。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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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8日晚，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确定的知识与可能的知识”主题讲座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C108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主讲。

唐士其以“政治学与区域国别学应该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这个核心问题开篇。他认为与人相关的知识一定有别于与物相关的知识，而把这二种知识混为一谈，或者试图以后一种知识统一前一种知识，则是西方思想界由来已久的传统和偏见。如果单纯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评价人文和社会科学，就会总觉得后者“不科学”，相关研究者也容易失去自信，最终迷失正确的研究方向。

唐士其首先以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的定义与他对政治学知识本身的理解作为导引。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的对象是恒定不变的事物的本质，而获取知识的方法是逻辑推演，发现的结论则必须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些不可重复的、非本质的、来自经验和直觉的、不可传授且不可验证的知识就被他排除到科学之外。但是，与人相关的很多事物恰恰是变动不居、难以确定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提出了与其关于科学的定义相反的观点，认为政治研究需要依靠经验和阅历，需要亲身体验而非简单的书本传授，因此不适合年轻人。尽管如此，他对于知识的定义仍然对后世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带来的结果有二：第一，极大促进了西方知识的传播、积累和再生产，第二，极大地忽略了对个体的、可变的、可能的，即与人相关的知识的研究。这恰恰是古代中国与西方知识生产的区别所在。中国古代重视与人相关的研究与知识，却较难形成一般性、普遍性、易于传播的知识体系，也使得知识再生产受到限制。亚里士多德还划分了三种科学，即理论科学、制作科学与实践科学，其中实践科学强调研究人与人的互动，因此实践科学与其他科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实践的过程会导致实践主体发生变化，例如教育、政治都是重要的实践活动。

唐士其表示，西方思想文明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追求确定不变的知识。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有一种寻找不变之物的执着追求，于是产生了关于世界起源与本质的讨论。他们相信世界的起源一定是简单的“一”，之后才诞生了世间万物纷纭复杂的“多”。古希腊人用还原论的方法讨论世间万物的构成，发展到巴门尼德时达到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高度，他认为，“是”（“存在”，Being），即一个事物之所是（what it is）乃是世界的根本，“是”才是哲学思维的根本对象。柏拉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型相（理念）”（idea）的概念，区分出了现实与“型相”两个世界，认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了解“型相”的世界。从柏拉图开始往后，寻找现象世界背后单纯的、不变的本质成为西方思想的基本趋势，同时也产生了对事物进行定义和寻求其本质（essence）的执念。中国古代思想在这点上恰恰与西方不同。中国思想家并不热衷于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规定，而是强调结合具体的人与事形成具体的认识与判断。例如孔子对人的“定义”从来都不清晰，有时针对具体学生的情况进行独具个体性的回答，有时给出“仁者爱人”等较为模糊的界定，有时甚至直接表示“仁者，吾不知也”。最后，古希腊对于确定性知识的追求还体现在知识的建构方式上。古希腊思想家推崇通过概念进行思考，并由此建立一套抽象的思维与理论体系，比如柏拉图关于“理想国”（kalipolis）的构想就是建立在围绕“完美的城邦”这一概念之上进行的讨论，并不需要与现实相符。

后世西方思想又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古希腊思想中“nous”（直觉）与“logistikon”（推理）的区别。“nous”是把握事物本质的思想能力，“logistikon”则是把握事物的概念以及事物相关系的思想能力。罗马思想中只继承了推理，而抛却了直觉的概念，这也导致后世西方思想理解的理性(rationality)之中再也不重视直觉。唐士其特别强调了逻辑规则对西方思想的影响。逻辑规则来自于对自然规则的理解，但西方思想中所强调的逻辑规则只是部分地体现了自然的规律。用这种规则来规范人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正确思想的保证，只能导致思想本身的片面与贫乏。比如说，如果用西方的逻辑规则来衡量中国的传统知识，则这种知识都会被视为“假知识”。西方思想最明显的产物的就是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图景，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理智与欲望、灵魂与肉体、真理与谬误，都被一一分离开来。

唐士其提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主要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的、可变的和可能的知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不同在于西方重视普遍性而中国重视个体性，西方重视不变性而中国重视可变性，西方重视确定性而中国重视可能性。唐士其由此进一步概括了中国可能性知识的九个特点。首先是一切皆变，如《周易·系辞下》讲“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之中；第二是变中又有不变，如《春秋繁露·天容》中讲“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第三是矛盾的统一，如同阴阳有无之相生相克、相伴相随；第四是强调语言的有限性，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而追求言外之意，如《论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第五是知识的具体性，如《易·乾》讲“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教导人如何在具体行动中平衡道德与策略；第六是对分寸的把握，如《周易·乾·文言》有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便是说人要把握各类行动的分寸；第七是对时机的把握，《周易·艮》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第八是中庸之道，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第九是人与世界的互动，《乾卦·文言》讲“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等，就是在指导人应当如何在社会中进行判断与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事业。

唐士其之后落足到关于人与政治的知识的特征上来。他认为近现代的政治科学追求的是确定性的科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同样如此。近现代政治学为保证其科学性，所以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首先是把政治学建立在不变的人性(human nature)基础之上，其次是专注于对普遍规律的研究而回避对特殊性的讨论，再次是强调政治中的程序而忽略实质，最后就是韦伯强调的价值中立，即放弃对价值问题的关切而只专注于事实问题。作为最终的结果，在政治科学中舍弃了对文化、道德与宗教的讨论。

唐士其随后借助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说明政治学知识应该具备的内涵。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分成为三个部分：营养灵魂、运动灵魂、理性灵魂。唐士其强调，人的营养灵魂的部分固然可以用自然科学加以解释，但是理性灵魂则无法用追求普遍性、确定性的知识加以解释，但恰恰是这一部分让人与人、以及人与物，包括非生物和除人之外的其他生物区别开来。唐士其指出，关于人的知识因此不可能是一种确定性的知识，而是一种可能性的知识，但又应该这种可能性又是一种可以普遍化的可能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追求的应当是一种可以普遍化的可能性，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百分百地实现的必然性，因为与人相关的影响因素太过复杂。

唐士其最后指出，中西两种知识存在互补的可能，区域国别学关于国家、地域、人的知识也可以在这种互补的基础上产生。之所以能够互补，首先是中国思想中也存在对于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的追求，比如忠恕之道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与达而达人”与康德的“绝对命令”（“应把人当作目的来看,而不仅仅当作手段和工具”）完全相符。其次是西方思想中也存在对具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自亚里士多德之后一直绵延不绝。最后是所有的西方后现代学者探索的都是可能性、可变性，他们反对体系、反对主体、反对宏大叙事，其实本质上追求的就是个体的、具体的和可能的知识。唐士其认为，如果一定要说科学是关于物的知识，那么我们可以骄傲地去追求一种关于人的知识。在这种知识中特殊性、具体性和可能性正是其亮点所在，区域国别学要抓住的正是一个区域最特殊的东西，但是正是通过对这些最特殊的东西的研究，最终揭示关于人与社会的最普遍的规律。

唐士其强调，我们应当融合两种知识，建立新的学问。要通过确定的知识找到事物规律性的一面，同时也要通过可能的知识确立价值，探寻一种可以普遍化的可能性。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应当是所有人都能够学习和掌握的、关于人的最核心的知识，通过对于这种知识的学习，才能真正培养人的见识、品位和人格。见识是对于人与事的了解和积累，品味与具备相应知识基础密不可分，最后使人得到人格上的提升。唐士其最后总结说，区域国别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关于人的、可能性的知识，我们只有实现这种对于知识的理解的本质性转变，才能超越原有的学术与知识瓶颈，这一切都要落足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谨慎完成，既要接受确定性知识中有价值的成果，也要重视被忽略已久的具体性知识，争取在研究方法和知识生产上取得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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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撰稿：张昕

排版：徐畅

审校：马涛、宫嘉玲

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