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是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承担着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同样的沟通东西文化的重要作用。文献记载中的“青海道”频繁见于唐代，《新唐书》卷三本纪第三《高宗》载“吐蕃攻吐谷浑，凉州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救之”。唐长孺、黄文弼、周伟洲
“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是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承担着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同样的沟通东西文化的重要作用。文献记载中的“青海道”频繁见于唐代，《新唐书》卷三本纪第三《高宗》载“吐蕃攻吐谷浑，凉州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救之”。唐长孺、黄文弼、周伟洲、罗新等学者都先后对青海道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吐谷浑政权有过讨论，一般认为“青海道”的兴盛有赖于北魏时期吐谷浑政权的维护。龙朔三年（663），吐蕃攻灭吐谷浑，慕容诺曷钵可汗被迫举帐迁至凉州，吐谷浑灭国，吐蕃垄断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经贸往来。
近年来，青海境内新发现不少属于吐谷浑—吐蕃贵族的大型墓葬，墓葬中往往随葬有数量庞大、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这为管窥隋唐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繁荣盛景提供了可能性。
考古工作蓬勃开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青海地区涌现了一批经科学考古发掘的金银器。相关考古工作中，以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的考古发现数量最多，刊布的资料也更为详细。
该墓群的发掘始自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刊布详细考古资料的有：1992年，北京大学在察汗乌苏河南岸发掘4座墓葬；2014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察汗乌苏河—哇沿水库修建工程区两岸发掘官却和遗址；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开的抢救性发掘——2018血渭一号墓，据发掘简报初步统计，该墓葬出土金银器1207件（组），此外还有被盗追缴文物646件（组）。2018血渭一号墓是青海境内目前发现的出土金银器数量最多的隋唐时期游牧族群的墓葬，也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墓主明确的贵族墓葬，墓葬中出土的银金合金印章“外甥阿柴王之印”，表明墓主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
同年，临近的乌兰泉沟M1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等单位合作发掘，清理出金银器24件。2019年，同处都兰县的哈日赛墓地也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其中M5、M10出土金银器共计45件。除了以上已经公开刊布资料的墓地，在青海都兰县、乌兰县、德令哈市等地均发现有吐谷浑—吐蕃时期的墓葬。
这批科学考古发掘的金银器中，以饰件的种类及数量最多。既有直接用于服饰装点的金链，也有金凤钗等头饰。此外，还有大量装饰于皮带、木板、织物等物品上的附属金饰件。这类附属金饰件又可以依据装饰固定手法的不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饰件表面穿孔，使用时孔内穿以金属钉固定，常见金钉或银钉。这类固定手法多见于片状的平面装饰中，装饰图案常见人物、动物、植物等。另一类是在饰件背部焊以金属钉，这类手法多见于背部有凹槽的立体装饰中，装饰图案常见几何纹、植物纹等。属于后者的金饰件更为多见，这类饰件往往体型小、形制统一、大小基本一致，部分保存较好的饰件背部有完整的皮革，应为革带装饰。金饰件在规模大小各异的不同墓葬中均有发现，显示出该地区整体存在的尚金之风。
容器的数量相对较少，且种类单一。金容器主要有成组出现的金胡瓶，或素面或装饰华丽的金鋬指杯及银盘、壶等。主要见于2018血渭一号墓、乌兰泉沟一号墓这两座大型墓葬中，而在规模较小的墓葬中少见，表明金银容器在该地区仅流行于少数贵族群体。
用于丧葬等仪式性活动的金覆面、王冠等具有重要仪式意义的金银器也多见于大型墓葬。例如，金覆面见于2018血渭一号墓，金王冠见于乌兰泉沟一号墓。
透物见人与透物见史
金银器是青海道上吐谷浑、吐蕃时期贵族墓葬出土随葬品中的大宗，也零散见于其他规模相对较小的墓葬中。除了吐谷浑—吐蕃墓葬外，西戎、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游牧族群贵族墓葬中也常见随葬金银器，可见金银材质是深受游牧族群青睐的。游牧族群对于金银器的喜好，也已经为当时的农耕政权所认知，并在效仿胡服时，将这种以金器为装饰的特征作为重点之一。
同样的，唐代西北地区的游牧族群也有尚金之风。《通典·边防》载，吐蕃“俗多金及小马”。青海境内吐谷浑—吐蕃墓葬中大量金银器的使用与族群喜好密切相关，也与西北地区金矿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地质特征有关。《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就记载：“白兰土出黄金、铜、铁。”
金银器因其贵重、便携、不易损坏变形的特质，又承担着各政权文化交流载体的重要角色。历史文献中记载最多的是匈奴、吐谷浑、吐蕃等游牧族群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以金银器作为政治往来的工具。《史记·匈奴列传》载文帝遗匈奴“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吐谷浑求取唐朝公主时“多赍金宝”“遣使贡金帛”，《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献金盎、金颇罗（金马球）等，复请婚”。《旧唐书·吐蕃传》载太宗时期，禄东赞贺唐伐辽东“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翻检文献可以看到，吐蕃向唐朝朝贡金器的数量众多、种类庞杂。
历史文献描绘了中国境内丝绸之路东段农业人群对游牧人群社会的认识，重点记载了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的政治往来。近年来，青海地区出土的考古资料则更为详细、全面地呈现出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西段游牧人群的生活图景，及其与各个不同的政权、人群之间的文化往来。涉及金银器的讨论，则可以从器物形制、装饰图像故事及其艺术风格、制作工艺等角度展开。
青海吐谷浑—吐蕃墓葬中的金银器研究近年来呈不断增长趋势，关于金胡瓶、鋬指杯与中亚、西亚等地之间的密切交流，图像装饰中人身鱼尾金饰片、人物纹银盘等与希腊罗马神话密切相关等观点，已经在学术界广为讨论。除了西向的文化交流之外，青海地区吐谷浑—吐蕃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也受唐朝及突厥等的影响。如乌兰泉沟M1、2018血渭一号墓中均有发现的卷尾龙形象，在中原地区唐代墓葬中更为早见，在中原地区的演变序列更为完整，应系受中原地区影响。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带饰中，还发现有不少属于典型突厥带饰风格的装饰，显示出青海吐谷浑—吐蕃政权向北与欧亚草原之间的紧密联系。
研究展望
金银器研究是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的涌现，极大地改变了青海地区隋唐时期金银器多为盗掘后追缴或零散地流散于民间、海外且难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困局，为隋唐时期青海道金银器的研究开启了新篇，也对考古研究的开展提出了更多要求。
首先，建立吐谷浑—吐蕃金银器演变序列。只有借助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建立起青海地区金银器器物风格的演变序列，才能全面掌握该地区金银器的发展历程，并将此前经盗扰流散各处的文物纳入系统的科学研究之中。借助金银器建立的年代序列，可以配合树木年轮分析及C14分析结果，为后续更多墓葬的发现与年代的判定提供依据，并为开展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其次，进行全面的文化因素分析。目前研究的关注重点是与中亚、西亚等地存在的密切交流，对吐谷浑—吐蕃金银器与唐代金银器、欧亚草原金银器之间存在的文化交流讨论较少。因此，有必要在长时段、大范围的时空比较视角下，对金银器的器形、装饰风格等进行文化因素分析，讨论不同因素出现的文化动因。
再次，加强科技分析，进行精细化研究，尤其是对制作工艺的讨论。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金银器经科技分析，在其成分中没有发现汞的存在，表明其并未采用汞鎏金工艺，而是选用了其他方法，如包镀金。制作工艺的精细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立体化讨论“物”背后具体的推动原因，是器物的传播、制作工艺传播，还是工匠流动等。
最后，透物见人。从金银器文化因素来源的研究中剖析吐谷浑—吐蕃墓葬中涉及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勾勒出丝绸之路青海道这一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并行的重要交通要道上的繁盛图景，同时探讨这一时期该地区统治政权变更所产生的贵重金属器物风格的影响及贵族审美取向的转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