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的名义》中观众对祁同伟的共情和对侯亮平的疏离，反映了社会心理与人性认知的复杂博弈。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是非颠倒”，而是对角色塑造、现实映射以及人性弱点的深刻投射。以下是具体分析：

《人民的名义》中观众对祁同伟的共情和对侯亮平的疏离，反映了社会心理与人性认知的复杂博弈。这一现象并非简单的“是非颠倒”，而是对角色塑造、现实映射以及人性弱点的深刻投射。以下是具体分析：

一、角色塑造的“人性灰度”差异

祁同伟的“堕落者叙事”

悲剧性弧光：从“寒门学霸”到“饮弹自尽”，其人生轨迹暗合“被权力碾碎的理想主义者”模板，满足了观众对“黑化合理性”的心理需求。

情感锚点：向梁璐下跪求婚、哭坟、锄地等细节，展现了权力压迫下的屈辱感，与当代年轻人的“小镇做题家困境”形成镜像。

反抗符号：“胜天半子”的执念，被异化为对阶层固化的绝望反击，契合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

侯亮平的“道德完人困境”

悬浮的正义：作为反贪局长却无实质弱点（妻子钟小艾的“权力护甲”、顺遂的仕途），其反腐行为被解读为“既得利益者的游戏”。

情感缺位：剧中刻意淡化其家庭矛盾（如对孩子教育的漠视），过度强调原则性，导致角色缺乏人性温度。

话语权垄断：台词中频繁出现的“政治正确”宣教（如“党员干部要经得起诱惑”），在现实语境中反而触发逆反心理。

二、社会现实的隐喻投射

阶层流动焦虑的具象化

祁同伟的“三颗子弹换不来副厅”遭遇，直指体制内的潜规则——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被“梁群峰们”把持，这与“985废物”“躺平主义”等现实议题形成共振。

侯亮平夫妇的“中纪委背景”，则被视作权力代际传递的象征，其反腐行动在部分观众眼中成了“权力体系内部清洗”。

对“程序正义”的怀疑主义

剧中侯亮平依靠“合法程序”屡建奇功（如突击搜查欧阳菁），在现实中对应的是“孙小果案”“唐山打人案”等司法公信力危机，观众更易代入祁同伟的“丛林法则生存术”。

祁同伟的“黑化自救”与侯亮平的“制度庇护”，构成“法外手段 vs 体制红利”的认知冲突。

三、叙事策略的视角偏差

反派的人物弧光完整性

祁同伟的堕落过程占据全剧23%时长（前15集），而侯亮平的家庭生活仅占5%，叙事权重失衡导致观众情感倾斜。

祁同伟的独白戏（如孤鹰岭自杀前）采用主观镜头语言，强化共情；侯亮平多处于“上帝视角”审判位，加剧疏离感。

权力结构的镜像错位

剧中“汉大帮”“秘书帮”的派系斗争，让观众意识到腐败的体系性，而侯亮平作为“空降钦差”的身份，反而削弱了其正义性——他的胜利更像是高层权力博弈的结果，而非制度胜利。

四、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

“悲情英雄”的原型吸引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逼上梁山”的叙事母题（如林冲、宋江），使祁同伟的堕落被解读为“体制吃人”的现代版，其个人罪恶被集体性结构矛盾稀释。

相较之下，侯亮平“海瑞式”的清官形象，在当代更易被视为“乌托邦想象”。

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蔓延

年轻观众用“鸡汤式正义已死，精致利己当立”解构侯亮平，用“小镇贵子的绝地反击”美化祁同伟，实质是对主流叙事的戏谑反抗。

B站“祁同伟×高启强”的跨剧二创视频播放量超千万，反映对“黑化合理性”的亚文化认同。

五、演员表演的共情杠杆

许亚军的“人性化演绎”

通过微表情处理（如听到“权力的小小任性”时的嘴角抽搐）、肢体语言设计（握枪手的颤抖），将权欲挣扎外化为可感知的痛苦。

自杀戏采用“笑泪交织”的非常规处理，打破反派程式化表演。

陆毅的“符号化困境”

导演要求“零瑕疵表演”限制发挥，正义凛然的台词背诵式呈现，与《永不瞑目》时期的灵动形成反差，加剧角色空洞感。

在祁同伟自杀的高光对手戏中，陆毅的震惊表情被批“模式化”，未能传递复杂人性冲击。

结语：一场事先张扬的价值祛魅

观众对祁同伟的共情，本质上是对“单向度正义叙事”的消解——当侯亮平代表着无可指摘却遥不可及的理想，祁同伟则承载着困顿者对现实的愤懑。这种选择并非认同腐败，而是对“寒门是否还有出路”“程序正义能否兑现实质正义”的尖锐叩问。该现象提示主旋律创作：道德教化需以人性理解为基底，反腐叙事要敢于触碰“正义背后的权力褶皱”，否则可能陷入“越歌颂崇高，越滋生怀疑”的塔西佗陷阱。

来源：茅塞盾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