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轫于1861年的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在中国这片古老、辽阔的土地上，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近代化运动。

（全文刊于《同舟共进》2025年2月）

发轫于1861年的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在中国这片古老、辽阔的土地上，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近代化运动。

参与洋务运动的人潮中，既有曾国藩这样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者，有李鸿章这样的发扬光大、行路致远者，也有张之洞这样的后来居上、大兴产业者。然则，坊间少有人提到左宗棠对洋务运动做出的贡献；偶尔提到，也往往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他收复新疆的历史贡献过于巨大，遮掩了他在其余领域的光彩吧。

对于晚清中国而言，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区区一万余英军、数十艘舰艇，在去国万里之遥的客场作战，居然将号称拥兵百万的清朝打得溃不成军，以割地赔款告终。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无数国人的命运，也警醒了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丢下“天朝上国”的迷梦，开始“睁眼看世界”。

彼时，左宗棠正住在湖南安化陶澍家里。陶澍是前任两江总督，很欣赏左宗棠的才情，不惜放下封疆大吏之尊，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一年前，陶澍因病去世，去世前嘱托他代为抚养和教育自己年幼的子女。左宗棠因而来到了安化陶家。

左宗棠

安化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但左宗棠身在一隅，心忧天下，通过师友的信件往来，及时了解外界发生的大事。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的恩师、长沙城南书院院长贺熙龄写来多封信件，陆续传达了中国屡战屡败的消息。英军兵锋直逼广州城的消息，让左宗棠大为吃惊。吃惊之余是愤慨，他说 ：“洋事于屡次挫衄（音nǜ，挫败）之馀，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

愤慨之余，他写下《感事》四首诗抒怀。其中一首写道：

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

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

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

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

在诗里，左宗棠歌颂林则徐、邓廷桢等英勇抗敌的老臣，表达了自己作为一名书生，希望能够仿效他们，为天下太平冲锋陷阵的感想。自南宋以降，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湖湘儒学逐渐形成了一种强调经世致用、知行并重的价值取向，被称为“经世派”。这种学派注重社会实践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耳濡目染之下，左宗棠自然也很崇尚这种价值取向，并身体力行。他从鸦片战争的失利，既看到了人才匮乏、言路堵塞等深层次弊端，又提出了两条克敌制胜的建议，希望通过贺熙龄转给两广总督，供他在指挥作战参考。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条是：“奇兵二路，疾出其后：陆走东莞，逾山而西南，营于缺口海岸；一乘舟下内水，经顺德、香山，收复壕镜，顿兵十字门、九星洋附近各岛。”建议派遣两支奇兵，抄英军的后路。

第二条是：“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一体叙功……”建议依靠鱼屯、碉堡、大筏、软帐等防御设施来防御英军进攻。

左宗棠是举人出身，长期在农村耕读，虽然因自幼崇拜诸葛亮而饱读兵书，但并无行军作战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这些建议，大多数不切合实际，也无可操作性，唯独设立造船厂、制造大船火炮的建议，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富国强兵的必经之路。只不过，左宗棠非官非吏，人微言轻，微弱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设立造船厂、制造大船火炮的梦想，在他脑海里安静地存在着，等待有朝一日变成现实。

1861年冬，当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䜣会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启动洋务运动之际，左宗棠刚刚在曾国藩推荐下被清廷任命为浙江巡抚，率领楚军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浙江时期，是左宗棠一生功名的重大转折点，这一点自不待言 ；此地还让他极大地开阔了视野。

当时，浙江除了左宗棠率领的楚军外，还活跃着几支洋枪队，如法国军官日意格、德克碑统领的“常捷军”，以及由英国军官招募俗称为“绿头勇”的“常安军”和“定胜军”。这几支洋枪队虽然主体是中国人，却装备洋枪洋炮，按照西法训练，战斗力较强。更重要的是，与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清朝军队相比，洋枪队大规模装备蒸汽轮船（时人亦叫汽船、火轮等），运输兵员或者枪支弹药，在河汊纵横的浙江一带调动速度极快，来去如风，给左宗棠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兵贵神速，如果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先人一步，必将极大地提高战胜敌人的几率。为了进一步了解汽船的性能和用途，左宗棠还专门派他的幕僚、宁绍台道史致谔，从安庆乘坐轮船前往上海，再从定海经过镇海抵达宁波。当史致谔还在途中时，左宗棠已多次致信，迫不及待地询问用轮船运输粮食弹药的利弊两端。

不需更多权衡，左宗棠很快就在楚军里使用洋枪洋炮。由于轮船购买价格太高，他买不起，只好雇用几艘美国、法国轮船，供楚军使用——及至升任闽浙总督后，他才在达尔第福的协助下，购买了一艘英国轮船“长胜”号。当然，不管是自购还是雇用，都不影响轮船的实际效果。正如他所言：“出洋捕盗，轮船较宜，雇用与购买均无不可。惟同一轮船而有合用不合用之分，船上各炮位及应用各器械亦有良楛（音kǔ，粗劣的）之别，非明于此者不能办也。”

买不起昂贵的外国轮船，能不能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制造呢？左宗棠在与史致谔书信沟通时，便已多次提到这个问题，称“鄙意将来须仿造火轮，乃可语洋防耳”“长久之计还须自造火轮”“毕竟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火轮船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也”，云云。

1862年，左宗棠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建议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他认为，以后等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时，要策划仿制轮船，这才是保卫海疆的长久之策。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在制造轮船之前，左宗棠甚至进行了一次试验。1864年，他在日意格、德克碑的帮助下，请几个老工匠仿制出一艘小汽船，在水光滟潋的西湖上，以“慢得让人叹息的航速”航行了一段距离，最终因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而宣告失败。

有趣的是，不久前，他的湖南老乡、另一位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安庆内军械所造出了一艘“黄鹄”号蒸汽轮船，并试航于扬子江上。试航时，轮船以16里的时速逆流行驶了225里；返回时又以28里的时速顺流行驶了8小时，轰动一时。

曾国藩、左宗棠号称“一时瑜亮”，但在兴办洋务上，曾国藩走在了前面。假以时日，左宗棠会迎头赶上吗？

显然，要制造轮船，除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外，还需要源源不断的财源和稳定的生产发展环境，二者缺一不可。1866年，左宗棠率部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剿灭了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李世贤、汪海洋部，回到了福建。此时，战事初定，搞发展、抓生产提上了议事日程。

福建位于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尤其是港口贸易繁荣，福州港正式开埠已达20余年，是清朝最大的对外交通口岸之一。这些都为制造轮船提供了基础保障。

因此，左宗棠回到福建没多久就奏报朝廷，请求在福建设厂造船：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七省皆属滨海之区，无事之时，可以转漕筹饷，懋迁有无 ；有事之时，可以征调军旅，巡洋缉盗。次言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动达津沽，藩篱成为虚设 ；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日益困顿，凡此种种均非设局急造轮船，不能为功。

他在奏折里详细汇报了设厂造船的巨大好处 ：轮船制造出来后，既可以运输漕粮军饷，也可以用于行军作战和缉拿海盗。这些都说到了清廷的心坎上。清廷定都于北京，偏离江浙一带粮食主产区，每年都要耗费大量资源运输漕粮到京城，正如民间俗语说，豆腐也不免盘成肉价钱。如果能够以较低成本解决这个问题，清廷自然乐见其成。是以，清廷很快就批复，准许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下设船厂、船政学堂等。同时，在国家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从闽海关洋税下划拨40万两白银，作为船厂的启动经费 ；另外每月从闽海关洋税下划拨5万两白银，作为船厂的日常运行经费。

拿着清廷的批文，左宗棠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将福州城郊外马尾山下中岐乡靠近马江边的一块宽130丈、长110丈的荒地定为厂址。

他邀请老朋友德克碑、日意格来担任技术总监，为船厂提供技术支持。

可巧不巧的是，就在左宗棠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清廷将他调去西北，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军务，后又担任陕甘总督。清朝官场素有“人走茶凉”的传统，他这一走之后，福州船政局的建设会不会半途而废呢？

继任闽浙总督是吴棠，左宗棠与他不熟，对此毫无把握。于是，左宗棠一边奏报清廷，请求另外派员接管船政事务；一边亲自出马，邀请丁忧在家的原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出身、人品、能力俱佳，是管理船政事务的不二人选。沈葆桢本来无意出山，但被左宗棠的诚意感动，最终出山任职。

左宗棠的担忧并非多余。吴棠观念守旧，他上任后处处刁难船政事务，沈葆桢很难开展工作。左宗棠愤慨之余，动用各种手段，说服清廷将吴棠调走，担任四川总督。继任闽浙总督马新贻观念开放，与左宗棠关系很好。在马新贻的支持下，沈葆桢率领福州船政局步入正轨。1869年6月10日，大清国产第一舰“万年清”号战舰成功建成下水，在万众的欢呼中乘风破浪，划向辽阔的江面。中国这艘古老的船舶，清脆地鸣出了现代航海事业的第一声汽笛。

在马尾造船厂开建的同时，福建船政学堂也创办了。一边造船，一边培养造船、驾驶的人才——这正是左宗棠在洋务理念上不同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之处。福建船政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自创办以来，源源不断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将教育模式和人才传播到天津、烟台、南京、广州等地，衍生出近代一座座海军学校，堪称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的发源地，就连多年以后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都受益无穷——北洋水师的中高级将领，如刘步蟾、萨镇冰等人，都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左宗棠率领八万湖湘子弟到了西北后，驻扎在陕西西安。此时，他麾下的清军总兵力达到120个营，每天都需要耗费大量枪支弹药。如果依靠上海的外国洋行代为购买，一则费用高昂，1万发步枪子弹的售价为19万两白银，委实负担不起 ；二则万里迢迢运输太难，往返至少耗时半年到一年时间，很难在短时间内供应上。

左宗棠收复新疆

既然如此，能不能就近在西安设立一家军工厂，生产清军急需的枪支弹药呢？这是有前章可循的。几年前，曾国藩便是以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的方式，来解决湘军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后来，李鸿章也兴办了上海（苏州）洋炮局，为淮军生产开花炮弹、自来火枪、田鸡炮等武器。由此，左宗棠在1867年，奏请拨银30余万两，向外国购买机器，从浙江宁波等地招募工匠，创立了西安机器局。

西安机器局是中国西北地区第一家近代兵工厂，设在西安东县门，主要生产抬枪、铜帽、开花炮弹、黑色火药等枪支弹药，以供军需。工人主要来自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能熟练地掌握机器设备。1872年，随着左宗棠率部西进，进驻兰州，西安机器局也随之搬迁到兰州，改名为兰州机器局。

出于安全考虑，兰州机器局的地点没在城区，而是设在通远门外。兰州机器局有厂房10多间，规模远远超过西安机器局，左宗棠委托上海候补道台胡雪岩向英国汇丰银行借白银400万两，从法国泰西洋行购买了一批机器，极大地扩充了产能。

同时，左宗棠特意从福州船政局调来自己的得力助手赖长，担任兰州机器局的总办，全权负责机器局的运行。赖长是广东人，曾经担任过左宗棠的副将。他精通军火，擅长各种机器的设计制造，是一个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除了赖长，兰州机器局的人才还远远不够。左宗棠又从金陵制造局和江南制造局高薪“挖”来一批技术精湛的专业技师和工匠，请他们协助赖长工作。在收复新疆一役中，战事紧急，赖长日夜指挥工匠修造出各种枪炮，满足了军队需要。

兰州机器局仿造能力强大，能够仿造出以假乱真的普鲁士七响后膛枪和后膛进子螺丝大炮，还将中国旧有的劈山炮和无壳抬枪进行改造，大大提升了性能。此外，该局还能够自设计研发新式武器——包括一种200多斤的重炮。

兰州机器局制造的大炮

1875年，俄国军官索思诺夫斯齐来到兰州机器局后大为惊叹，认为即便在俄罗斯也生产不出这样的武器。索思诺夫斯齐的说法，或许有恭维或附和左宗棠的成分，但兰州机器局制造枪炮子弹的技术，已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兰州机器局的保障下，左宗棠所部武器水准得到了极大提高，还配备了12门后膛炮，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与侵略军作战的专业炮兵部队。从1876年4月在肃州祭旗出兵，到1878年1月克复和田，左宗棠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创造了晚清中国领土失而复得的传奇——这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国产武器打败侵略军。

不知道彼时彼刻，左宗棠有没有想起30多年前，自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以后，写给恩师贺熙龄的那封信？

“自强”和“求富”，一体两面，不可或缺，俱是洋务运动的应有之义。因此，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在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创办军用工业的同时，往往也会兴办新式民用工业和新式学校，以达到救国目的。在这一点上，左宗棠自不例外。他在福州创办船政局之外，还创办了一家桑棉局。

福州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与江浙地区一样，有着悠久的种桑养蚕历史，自宋朝、明朝以来，纺织产业就非常兴盛。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五口通商，受洋布倾销的打击，福州纺织产业出现衰竭的迹象。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时，意识到保护纺织产业的重要性，采取了许多振兴纺织产业的做法，比如出台种桑养蚕扶持措施、创办桑棉局、兴办蚕务学堂等。

清朝文人朱景星、李骏斌、郑祖庚编辑的《闽县乡土志》记载道 ：“农桑，官设在水部绘春园（耿王庄）。同治初，左文襄（左宗棠谥号）督闽，创办桑棉局，近改今名。先从蚕桑入手，意在提倡民办，所以购到蚕种及蚕丝、应用各器具，皆贬价，以便民间购用。并分设蚕务学堂及育蚕、缫丝各传习所，分门以教，而农务则一切开垦、水利、山林、畜牧之事均属之，以期逐渐兴办。”

在左宗棠的鼓励和提倡下，福州纺织产业得到了振兴，并蓬勃发展。到了陕甘地区后，左宗棠同样注重兴办民用工业。1877年冬，由于大雪封山，战事暂停了一段时间。兰州机器局总办赖长自制了一台水轮机，用甘肃产的羊毛试织成一段呢子。这让左宗棠大为振奋。甘肃草地辽阔，拥有大片优质牧草，很适宜养殖山羊，盛产优质羊毛，何不成立一个织呢局，利用甘肃丰富的羊毛资源来生产呢子？他将自己的想法说给赖长听了，后者也很赞成。两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

1878年，收复新疆一役结束后，他们从德国购买了一套织呢机器设备，包括蒸汽机、梳毛机、蒸刷机等。1880年，这套60余架、4000箱的设备全部从德国运回，从上海经武汉辗转抵达兰州，在通远门外两华里处（现畅家巷）组成了兰州织呢局，并于当年9月16日正式开工。

兰州织呢局是中国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毛织厂，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部分。东厂为纺线、织呢车间，中厂为动力、机修、办公区，西厂为洗毛、整染车间。工厂以赖长负总责，聘请德国技师史德洛米为总办，李德、满德为总监工，全部采用近代织呢工艺流程，每天产呢8匹，每匹长5丈，宽5尺。

兰州织呢局

由于产销不对路，兰州织呢局时办时停，难以为继，在1883年一次锅炉爆炸后，被继任陕甘总督谭钟麟停办。但这仍不失为一项有开拓性的创举，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除了兰州织呢局，左宗棠在西北地区还开办了库尔勒南金场、库什木铅厂、乌鲁木齐铁厂等工厂，点燃了兴办实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在西北地区成燎原之势。一批民用工业企业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行将就木的晚清时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1881年10月，左宗棠由军机大臣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地区洋务事业蓬勃兴盛，他鼓励大家采取官倡商办，而非传统官督商办的方式兴办洋务，支持由商人集资兴办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务总局、安徽池州煤铁局等一批近代工矿企业，为我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巨大作用。

在左宗棠的推动下，1884年，自镇江至汉口长达800多公里的沿长江陆路电报线建成使用，成为中国创办电报初期的三条长途干线之一。沿海线、长江线“两纵一横”三条长途电报干线建成后，中国广袤的海陆国境内可迅速贯通消息，以前外敌入侵时由于信息传输滞后而处处被动的情境，从此一去不回了。

来源：勇哥读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