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文斋，谱名恭安,字文斋,山东曹县人,1900年生。山西大学工科毕业。191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在鲁西从事党务工作,任国民党鲁西特派员。1928年兼办山东《民国日报》。1941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一、北伐时期曹县国民党“三杰”

李文斋，谱名恭安,字文斋,山东曹县人,1900年生。山西大学工科毕业。191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在鲁西从事党务工作,任国民党鲁西特派员。1928年兼办山东《民国日报》。1941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当选为制宪 “国民大会”代表,并被派为立法委员。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湾,续任台湾当局“立法委员”,并任台湾当局“国防部”高级参谋。与廖维藩等组织“中国文字学会”,参加发起孔孟学会。1977年4月20日在台北病逝。

其父李睿，号士俊，清末秀才，民国初年曾任曹县县议会副会长、曹县高等小学校堂校长。

李文斋1911年考入曹县高等小学堂，学习成绩优良。191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山东六中（菏泽）预科，次年入本科，1918年毕业。1920年考入山西大学，攻预科2年，大学4年，1925年毕业于工科采矿学系矿七班，与地质学家孙建初（号子乾）同班。

李文斋1924年在曹县第一次参加国民党；1926年在北京第2次参加国民党。1928年9月，成立中国国民党山东省曹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有党员20余人，李文斋当选为常务委员（党部负责人），该会先后办党化教育训练班5期，训练对象200余人，有40多人经省党部批准参加国民党。1929年夏，有国民党党员90余人参加的党员大会，将指导委员会改为国民党山东省曹县县党部，李文斋任常务委员，主持县党部工作。县党部除抓自身建设外，还做了诸如拆庙建学、田赋征收改革、改“三班”“六房”为科局、打击土豪劣绅等事。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李文斋率民团（抗敌自卫军）策应蒋军，在曹县魏湾镇与石友三部作战，损失颇大。石友三的参谋长背图囊之副官，系李文斋侦察队员，设法将情报密送李文斋。石友三知道柳河车站系空城，有突击之意。李在曹县东南黄河故道大堤上伏击石友三轻袭部队，保障了在柳河的蒋介石总司令的安全。翌日，蒋介石同第九军军长蒋鼎文亲去曹县东关，在乡师大楼召见李文斋，谈话约20多分钟。李文斋开始得宠。

1930年，李文斋从南京中央党部带回曹县30份“党员特别登记表”，接近李的部分党员进行了登记，包括县党部委员刘道元在内的其他党员末曾登记。从此，党员之中，一部分向李，一部分向刘，思想上的裂痕越来越深。

1931年，李文斋由黄二南介绍与天津望族千金温祖静结婚，婚前，蒋介石特派秘书送500元（银元）及喜联一付，陈果夫、陈立夫等也送了贺礼。婚后，蒋介石召见李文斋面谕：“即刻回鲁，切实整顿鲁西民团。”从此，李与韩复榘对歧。2月2日，曹县党部执委薛民将共产党员孔庆嘉、任守钧解押济南，并派专人面请李文斋，请求尽快处决。4月5日，孔、任同中共原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等21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

1932年，李文斋任山东省党部所办的《民国日报》社长。当时，日本外相内田演说，东拉西扯地拼凑地理及历史上的多种因素，硬说中国东北应该归属日本。李文斋立即指示总编辑王小隐写出论据充足的社论，驳斥内田的谬论。罗文干外长完全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答辨日本内田。中央日报用大号字转载此社论。

1933年夏，在庐山开会，李文斋关于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1934年，李文斋负责山东省党部工作。借庐山开会的机会，李文斋向蒋介石汇报了何恩源的近况。李文斋与韩复榘有水火难容的矛盾，省党部的工作难开展，李曾提出辞职，国民党中央训示：“你能看住省党部的招牌，就是你的成功”。李文斋与张苇村共同主持省党务，李、张矛盾重重，韩复榘趁势与张勾结，打击李文斋。1937年，省党部选举产生出席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李文斋不在济，韩、张派卫队持枪包围省党部礼堂，如临大敌，用单记名投票法选举，李文斋仍得8票。中全会开会时，山东各县党部委员六、七十人赴南京请愿驱张。不久，张苇村被刺，韩复榘收审李文斋。

1938年，沈鸿烈主持山东省政，省府设在曹县，后迁章丘。因撤换县长事，及李怀疑沈与共产党有来往，二人发生矛盾。1940年李文斋离鲁，沈送钱2000元，李拒收。

1941年春，李文斋在重庆晋见蒋介石，报告山东党政军、日伪情况及与沈鸿烈之分岐。10月，南京党务无人负责，蒋介石指示：“南京首都所在，一定要派一精明强干者去主持。”组织部长朱家骅派李去南京。临行前，蒋介石召见他，指示说：“此次工作艰巨危险，你要特别当心多派同志打入汉奸组织，始能转为安全。”11月，李等人绕经香港、上海赴南京，积极开展工作。

1942年2月，南京市特别党部有十多人被日本宪兵队及汪特工逮捕。2月16日，李文斋在上海也被日本宪法队所捕。经多次严刑逼供，李封口如瓶，后经人保外就医。

1943年，李文斋返重庆，写《南京脱险报告书》以汇报情况。李文斋以南京代表参加“六全会”，建议不要再以中央委员名义做礼送，要刷新吏治，因没引起重视，李文斋即登报脱离国民党，反对“七全会”，退回侯补中央委员证书。

1945年，李文斋获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发的“在抗战期间著有勋绩”的勋章。1946年，曹县基本解放，曹县县党部逃至河南省商丘市清云街牛马行内办公，接上级指示，党团合并，韦铭斋任党部书记。是年春，曹县县党部主持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票事宜，结果，刘镜洲为国大代表，李文斋为立法委员。其实，南京政府分发给曹县60万张选票，并指示从中分出15万张给李汉三（菏泽人)，还规定够40万张选票，才能当选立法委员。这可难坏了留在商丘的曹县县党部不足十人的机关工作人员，四处找墓碑、家谱、学生点名册，伪造选票。11月，李文斋出席制宪会议，并受蒋介石单独接见。会后，又经过许多波折，国民党中央始选派李文斋为立法委员（此为行宪前之体制，为简任一级，有别于行宪后之民选立法委员)。

1948年冬，李文斋欲返老家探亲、过年，至商丘，知曹县已为刘伯承将军率7个纵队占领，将所搜集情报密报在徐州的陈诚。

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形势迫使李文斋不得不考虑去台湾，还是留大陆。一天，在南京梅村，找一位知己朋友，托嘱关照继母及六弟恭斌。又一天，在华侨招待所，仍找这位朋友，询问在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关系，并说：“国民党很肮脏，我不愿去台湾”。因一没接通关系，二李及夫人都怕受污辱，终去台湾。

1950年，李文斋补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

1952年，在一次立法院法制委员会会议上，李文斋倡导中国文字应随时代的需要而演变进化。

1953年11月10日至30日，李文斋与立法委员李麟、廖维蒲等先后4次致函、电给美国参谋员诺兰、美国副总统尼克森、美国参议员史密斯等，反对将中国领土奄美大岛割予日本。



1968年，一次李文斋就反攻大陆问题发表意见说，我们生长在大陆，当然应该死在大陆，但是我们的军队不过60万人，假定反攻选最好的地方—海州，登陆战滩头最少得20万人，攻打徐州，也得20万人，再西取郑州又得20万人，这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以我们客观的环境、运输情况，不说兵力，单运给养就不够用，反攻是空想。他主张在大陆做地下工作，策反，待时登陆。

1969年11月24日，为李文斋暨夫人温氏七秩双庆严家淦率五院院长领衔发起祝寿茶会，参加茶会者2000余人，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大“寿”字以示祝贺。

1974年，李文斋建议为颂扬蒋介石功德出版各种文版的《总统大事长编》。

1975年，李文斋曾说，行政院推行四大公开，是振奋精神、刷新政治的原动力，务期贯彻。是年冬，旅台曹县同乡会建立（旅台曹县东关郗家店人郗培元为理事长），李文斋任理事。

刘道元

北大经济系学生，1933年毕业后在山东省教育厅工作，曾任曹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委。(1901~1096.11)原名刘清泗,曹县朱洪庙镇后刘楼村人。1915年考入曹县高级小学,1917年考入山东省立第六中学,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27年,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休学返乡,任国民党曹县县党部常委。复学后,埋首研究著述,先后撰写《两宋田赋制度》与《中国中古时期田赋制度》两书,为陶希圣所赞赏,收入其所主编之《中国社会史丛书》,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1933年毕业后,被北大历史系聘为讲师,同时被山东省政府教育厅任为科员兼秘书,刘考虑为服务桑梓乃舍教职而就行政。后历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民政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等职。1947年,以山东省政府顾问名义赴美国考察。其后入科罗拉多大学研究财政经济,1952年获硕士学位。后由美赴台,任省立农学院农经系教授并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驻会委员。1961年,农学院升为省立中兴大学,刘先后任训导长、教务长、校长。1962年秋退休,应聘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其间,他勤于研究写作,先后发表与出版专著12种,学术论文100余篇,计300余万字1996年于台北市逝世。

袁春霆

(1904-1958年),字震荣,号竟阳。郑庄街道袁庄人。地主出身,自幼上学,山东省立六中(菏泽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政治系,4年肄业。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队在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后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十八师政治处代理处长、军政处主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组织部主任部秘书。1930年加入“第三党”(中国工农民主年党前身),系该党山东省负责人之一。因此于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6年获释。是年7月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后任曹县国民抗敌自卫团政训处主任、曹县动委会副主任、国民党鲁西党务督导员、国民党中组织部战地党务处专员和博平、郓城县长及山东省社会处主任秘书等职。解放后,在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在南市立一中任语文教员。因其任国民党郓城县长期间,亲自参与杀害干部、群众12名,于1955年被逮捕,1958年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袁春霆是袁复荣烈士的哥哥，是农工党早期在山东的主要负责人，袁复荣走上革命道路受袁春霆进步思想的影响很大。

二、抗战时期曹县国民党主要人物

王子魁

曹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与八路军多次合作，后成为国民党顽固派代表。

祝汉忱（臣）

曹县第十区区长，曾与八路军合作建立抗日预备队。

胡金泉

国民党考城第九支队司令员，与苏鲁豫挺进军合作 。

孙秉贤

国民党菏泽专员，率部与八路军对抗 。

王贯一

曹县县长王贯一，山东省东阿县人，国民党员，原是韩复榘部下五十五师荣光兴旅的一个下级军官。

1938年3月，他到曹县任职，正值抗日战争全面开展之际。那时王贯一才28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办事很有朝气，在国民党政府的一般官员中，算得上是个爱国、有民族精神的人。

他想在任职期间能对抗日有所作为，对地方有了不起的功绩。所以他在政治上采取抗日不分党派，对进步人士不排挤，不打击，亲贤任能，虽不是“从善如流”，但也能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

然而，他将要施展“作为”的曹县，当时却是个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的烂摊子。那时韩复榘的省政府和第三路军已经撤往河南，而菏泽专区专员孙则让则将地方枪支囊括而去，使曹县成了军事上的真空。

于是，地方上的各派头面人物，趁机纷纷出笼亮相，招兵买马，各立山头，政治上是一片无政府状态。

在鲁西南地区的抗战史上，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和国民党曹县县长王贯一结盟抗日，对创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39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挺进曹县西北桃源集一带，开创抗日根据地。

曹县县长王贯一，山东省东阿县人，国民党员，原是韩复榘部下五十五师荣光兴旅的一个下级军官。1938年3月，他到曹县任职，正值抗日战争全面开展之际。那时王贯一才28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办事很有朝气，在国民党政府的一般官员中，算得上是个爱国、有民族精神的人。他想在任职期间能对抗日有所作为，对地方有所建树——所以他在政治上采取抗日不分党派，对进步人士不排挤，不打击，亲贤任能，虽不是“从善如流”，但也能听取对方意见和建议。然而，他将要施展“作为”的曹县，当时却是个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的烂摊子。那时韩复榘的省政府和第三路军已经撤往河南，而菏泽专区专员孙则让则将地方枪支囊括而去，使曹县成了军事上的真空。于是，地方上的各派头面人物，乘机纷纷出笼亮相，招兵买马，各立山头，政治上是一片无政府状态。

势力最强的是李文斋派。李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山东省党部常务委员，20年代曾任曹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地位显赫，实力雄厚。10个区长当中就有6个由他控制。他还组织起一支武装“国民抗敌自卫军”，自任总指挥。县里大部分地主武装，都汇集在这一派周围，一些“草头王”也投靠在他的麾下。

中共曹县县委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主动派员和王贯一联系，宣传抗日主张，申述爱国思想，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团结抗日之诚意。初来乍到的王贯一，势单力薄，面对强大的对手，正苦于无法施展抱负，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表示“我不管什么党，什么派，只要跟我（他以县长自居），我王某热烈欢迎。”于是，中共曹县县委开始和王贯一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冬，王贯一的县政府和保安队，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县政府机关被敌人打散了。王贯一只带了几个护兵跑到白茅，把太太都丢了。中共曹县县委即派沈建华、王瑞亭两同志赶到白茅，对他慰问，帮他找回失散的人员，鼓励他提高勇气，重整旗鼓，继续抗战。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王贯一作为一县之长，不能在全县行使政令，他曾几次主动派人同李文斋联系，均遭拒绝。曹县沦陷之后，他又从国家、民族、抗日的大义出发，亲自去曹东南会见李文斋，希望携手抗战。李文斋不但不见，反派下级羞辱王贯一，又将王赶了出来，且告诉他，不准涉足曹东南；还说，要想到曹东南吃饭，先送几颗共产党的人头来。王贯一回到曹西北，大骂李文斋一伙封建余孽，根本不懂什么是国家、民族大义。

王贯一请沈建华、王瑞亭转达他欲会杨、崔的意思。听了曹县县委的介绍，杨得志对王贯一很有好感，希望能同他搞成一个联合抗日的局面。所以，对王贯一能主动前来非常重视。

第二天，王贯一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拜会杨得志，希望团结抗战，开创曹县统一抗日的局面。由于国共两党斗争多年，积怨那样深，共产党能否不计前嫌，一位共产党的武官会怎样看待自己这样一个国民党的县长？他想得很多，而且作了几种打算。负责接待的同志，把王贯一迎到杨、崔住处。杨、崔在大门迎候，对王表示热烈欢迎。王贯一见此，心里安稳了许多，特别与李文斋派人羞辱他的情形加以对比，顿生感激之情。于是，疾步向前，以军人的标准姿态，向杨、崔行了军礼并报告说：“曹县县长王贯一向将军致意！”杨、崔还礼迎至室内。

“卑职前来，代表地方各界对将军率部远道前来领导抗战，表示欢迎。只是贯一来迟，曹县地方地瘠民穷，加之战乱，无以劳军，深感不安，至望将军谅解。”王贯一站起来，再次致礼。接着说：“贵军新到，贯一当尽地主之谊，部队有需地方之事，请将军吩咐，贯一当尽力去办。”

杨得志也客气地说：“我军到后，已闻各界对王县长的赞誉，知道王县长力主贯彻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主张，至表钦佩。我军新到，当对地方有所打扰，自然要县长给以支持。”言罢，双方其他人员均退去，杨、崔与王贯一作了进一步的交谈。

“徐州会战失败，中央的军队西撤，苏鲁豫皖沦为敌后，处在敌后的地方，各方面的联系中断。现在是群龙无首。在此之际，将军率部前来，抗战当有转机，确是这一带百姓民众之幸。抗战大事，贯一愿听二位赐教。”王贯一以请教的口气提出问题。

杨得志在简单地介绍了自“西安事变”实现两党团结抗战，中共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后说：“徐州战败，国民党军队西撤，冀鲁豫皖苏边界大片国土沦为敌后。我军奉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同各界抗日力量一起，创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我军新到，对鲁西南地区很少了解，王县长自当有所见教。”

王贯一见杨、崔首长对其谦和，即以诚恳的态度，说了自己的见解：“将军大度，不耻下问，贯一略述浅见，以尽抗战之责。就目前而言，这个地区，日军兵力不大，只少数人集中县城，当前他们主要是培植汉奸，尚不为多虑。我随韩复榘在鲁多年，深感这里封建势力严重，真乃抗战之大害。抗战事起，政府抗战无策，各种封建势力蜂拥而起，借乱扰民，单曹边界的李文斋，身为中央监察委员、山东省党部常委，本应力主抗战，但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聚众千余，不言抗日，只为巩固地盘，扩充实力，实行封建割据，与公开投敌充当汉奸的大地主高圣君携手防共，对一大批积极抗日知识青年视若仇敌。由于其人多势众，一些草寇附其翼下。我几次派人，甚而亲去动员抗日，反受其辱。对这种局面，我作为一县之长，自然难辞其咎，但却实难为力。贯一之浅见，不除几个有影响的封建地主武装，抗战很难开展。这些人不仅不能抗日，一旦抗战触及他们的私利，很有投敌之虞。”

杨、崔听后，觉得王贯一态度诚恳，其所见很有道理。特别对李文斋的看法，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吏，能深察李的本质，很是不易。因而对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过讨论，双方达成了联合伐李的协议，制定了联合作战方案。1939年3月，兵分三路，向曹东南李部的防地进军。王贯一率其保安团为中路；杨得志司令员率特务团，从陇海道南北来为南路；三四四旅独立团打北路。这两个团都是百战劲旅的老八路，打李文斋的乌合之众，简直如摧枯拉朽一般。那天适逢王堤圈有庙会，特务团的战士们扮作跑江湖的艺人，在会场上变起戏法来。李部九区常备队的兵，毫无觉察，纷纷跑去看变戏法，把枪都丢在住处。只听一声哨响，常备队的枪支全部被特务团收缴，兵不血刃，九区常备队就被全歼。北路军独立团，攻克了汉奸高圣君的封建堡垒高辛庄，活捉汉奸、恶霸高圣君。在八路军南北两路的配合下，按预定计划，王贯一的中路军也进展顺利，三路汇合，毙、伤、俘李部1000余人，李文斋之弟李子仪率领残部狼狈向东南方单县一带逃去。

讨李战斗胜利，县境廓清，王贯一政令得以在全县推行。他对八路军的兵源、给养、支前工作也给予诸多方便。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辟了新区，曹县县委的活动范围由曹西北伸展到曹东南，发动群众，建立组织，抗日烽火燃遍全县。我们党和王贯一的统战关系从此也进一步巩固。

1940年3月，国民党叛军石友三部从直南退到鲁西南，扣押了王贯一。王在被扣押之前，仍坚持团结抗战的协议，设法通知在县政府部门和保安团工作的共产党员安全撤出。后来，王被朋友保释，在孙良诚部第五军王清瀚军部当了副官长。王清瀚的伪五军驻扎在濮阳，经常对我根据地抢掠、骚扰。为争取王清瀚部不在边区同我军民为敌，1944年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又派《冀鲁豫日报》编辑王瑞亭，转达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及杨得志的意图，王贯一欣然接受。经过他的努力，安排了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长李一非，同伪五军军长王清瀚进行了直接谈判，达成了伪五军不再对我根据地边沿区进行骚扰；对我方进出濮阳的工作人员，加以保护；对我方在濮阳购买医药、电讯器材，给予方便的协议。我方也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配合。直到1945年孙部调往徐、蚌一带，濮阳保持双方相安无事。1947年冬，孙良诚、王清瀚部之所以能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跟王贯一的工作也不无关系。

三、其他相关人物

张盛泰 ：国民党苏鲁豫挺进军第八纵队司令，与曹县保安团对抗 。

王耀庭:

王耀庭，1916年农历1月21日出生于山东省曹县邵庄乡王黑楼，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4月1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曹县地区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中共曹县城南特别支部书记、曹县十区区委书记、中共鲁西南地委宣传部巡视教育员、中共曹县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代书记、县委书记，并兼任县基干大政委等职。1949年3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南下西进，先后任冀鲁豫南下支队二大队政委、中共江西省横峰县委书记、中共贵州省普定县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兵工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委宣传部长、四川德阳工业区办公室主任兼文教处处长、威远煤矿矿长、中央一机部德阳机器制造学校校长、一机部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教育处处长等职。1978年10月离休。王耀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中国革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一)、王耀庭的青少年时代

王耀庭，男，1916年2月23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出生在山东曹县城南仲堤圈西王黑楼村（现属邵庄镇）的一个“书香之家”，其父亲和伯父是清光绪丁酉年兄弟联芳同榜拔贡。因他们去世很早，对他影响不大。王耀庭八岁开始读私塾两年多，初小两个月，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曹县县立第三完小(在仲堤圈村)读高级班。1932年夏天考入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后改称省立菏泽中学)，1935年秋考入菏泽后期师范学校(后改为山东省第二乡村建设师范)，在该校学习两年。

王耀庭出生不到一岁，父亲离世，常受外人和本村地主的歧视。他六岁时，家里分了十七亩田地，到他初中毕业，只剩下一亩半。由于父亲早逝，家境的衰落，为了上学母亲不惜借高利贷，并深受高利贷的盘剥。因此使他从小就产生了一种对旧世不满的心里。同时，为减轻家中经济的负担，他从小就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如拾柴、割草、铲麦茬等。就是后来上学期间，仍然利用假期回家参加这样的劳动。进入高小以后，受到新潮流的影响和进步教师的启发，加上“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增强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1931年上半年，受到了霍少三（济南北边乐口人）老师的影响，霍老师经常给他传播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平等进步思想，使王耀庭开始对党有所了解，开始有了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思想觉悟，感到共产党对穷人好。

在菏泽中学和菏泽后期师范读书期间，经常接触一些进步同学，如袁觉民，王瑞亭，程海洲等，特别是在第二乡村建设师范读书时，常听裘雪举（河北滦县人）老师痛述东北沦陷之苦，进一步加深王耀庭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深感党的伟大，党的主张与政策的正确，使王耀庭产生了想跟党走的思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第二乡村师范南迁湖北郧阳，王耀庭深感国破家亡和个人失学的痛苦。在抗日救国的热忱和找共产党谋出路的思想支配下，王耀庭未随学校南迁，毅然决然的回到家乡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二)、走上革命的道路和在家乡工作时期

（从1937年10月到1949年3月）

（一）从1937年10月起，王耀庭便和范子成、王瑞亭、王力生、袁觉民等，经常在曹县城南老十区（仲堤圈）和老六区（孙老家）西南部，老九区（王堤圈）西北部，联络青年学生，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3月，王耀庭在曹县城东关参加了“曹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在抗日救国活动中，王耀庭开始与袁复荣（当时是中共曹县工委负责人之一）有了直接接触，并接受他的指示。1937年12月，王耀庭和当时在仲堤圈开私人医院的王相文（曾在江西苏区红军中做过军医），以及赵俊雅、任晓村、赵少伍（均是上高小时的同学）等人，组成“青年抗日读书会”。后来又吸收赵林佛、段依民、郑洪亮等30余人参加，王相文为会长。组织、联络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学习革命理论和进步书籍，激发抗日爱国热情，并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后来很多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曹县成立了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随后，各区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王耀庭和曹县城南被组织起来的青年学生也参加了区动员委员会，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此期间，王耀庭受袁复荣同志的直接领导和亲自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他对党的认识和阶级觉悟。为抗日救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王耀庭于1938年4月18日经袁复荣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曹县城南老十区一带入党最早的党员。入党后，根据县委指示，积极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和组织革命武装。1938年6月，王耀庭协助范子成，在曹县老十区成立了青山、汤陵两个区的抗日预备队，共有枪支50多支。王耀庭当时名义上任该队文书兼事务长，实际身份是政治教员，开展党的工作。后因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对王耀庭的怀疑，王耀庭便于当年11月离开了这个预备队。之后，根据党的指示，王耀庭转入地下活动，从1939年2月到1940年初，王耀庭以教私塾作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并秘密接待鲁西南和湖西两地往来的革命同志。在建党活动中，通过深入、艰苦的工作，把不少的青年学生和农民组织在党的周围。到1939年6月，曹县城南一带已有近20人入党。另外还培养入党对象10余人。根据县委指示，建立了中共曹县城南特别支部（简称“中共曹南特支”，即后来的十区委），王耀庭任特支书记，赵少伍任组织委员，赵俊雅任宣传委员，这是曹南老十区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年9月，县委书记曹志真同志来“特支”检查工作，由王耀庭主持召开了全区活动分子大会，曹书记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宣讲了抗战形式，使大家深受鼓舞，有力地推动了十区的建党工作。到1940年初，中共曹南特支已有党员近30人和一些培养对象，为后来建立曹南县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曹南县开始建立的四个区，有三个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和武装骨干都是那时培养发展起来的党员和青年人。

（二）1940年2月，王耀庭调到鲁西南地委机关工作（任晓村接任“曹南特支”书记）。王耀庭刚到地委不久，曹县东南地区被溃败后的国民党石友三反动部队占领了，加上日本鬼子、汉奸队、地方顽杂等相互勾结，使整个鲁西南地区的形势一时恶化，王耀庭即随地委机关转移到河北东明县一带活动，王耀庭临时负责收发工作。为寻找失落在曹县东南做妇女工作的两位女同志，1940年3月，王耀庭从河北东明县东明集出发，经过敌人的许多封锁线和据点，一直找到河南虞城县县城附近，终于将这两位女同志安全带回地委机关。当年6月，地区局势恢复后，地委机关回到曹县西北刘岗。地委正式确定王耀庭担任地委宣传部巡视教育员，对农村党员普遍进行巡视和轮训，整顿基层党的组织，以增强广大党员对敌斗争的积极性。

1940年10月，王耀庭调任曹县县委组织部长。当时，国民党地方顽固派互相勾结，进占曹县西北地区，鲁西南抗日革命根据地只剩下最后的三个村（即刘岗、曹楼、伊庄）。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群众坚持“三村”斗争，县委机关固守在韩集北边的曹楼，发动并组织群众做好固守的准备工作。之后，县委的几位领导便分头活动，以县委书记孙正民同志为主，常住曹楼，负责固守。王耀庭和县委宣传部长杨用信，深入敌人后，加强与各区党组织的联系，宣传抗战形势，增强对敌斗争的信心，消除悲观情绪，并发动群众开展“反资敌”运动。空室、清野、抗粮、抗捐，拖住敌人的后退，削弱敌人对“三村”的压力。同时，通过关系探听敌人的内部情况，去动摇、分化、瓦解地方顽杂军，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三村”的对敌斗争。在四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我党群干群团结一致，吃苦耐劳，英勇斗争，并有我地方武装及时援助，打退了国民党地方顽杂王子魁、卢郎斋、曹简亭（外号曹大个子）等多次进攻。后来我冀鲁豫二纵队新三旅赵基梅旅长带领七、八两个团来到鲁西南地区，一举击退各路顽杂军，“三村”彻底解了围，鲁西南根据地又重新活跃起来。1941年2月，王耀庭和县委书记孙正民、地委宣传部长袁复荣、组织部长王键民同志一起到豫北内黄县大堤口村，参加了冀鲁豫区委党委召开的全区活动分子大会。区党委几位领导同志分别传达了北方局的几次重要会议精神，总结了前一个时期全区对党的巩固工作情况，部署了当年新的工作。这次会议对王耀庭教育和提高很大，会议之后，王耀庭根据地委的指示和县委的意见，对全县党员普遍进行了逐个审查，对入党手续不完善的党员逐个进行了登记和完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党组织的建设。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七八个月。结合对党员进行登记，对个别不起作用的基层党支部和党员进行了调整、整顿、清理和组织处理，并普遍对党员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的轮训。通过这些工作，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1942年2月至5月，王耀庭在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第五期学习三个月，王耀庭任学习队党分支组织委员。学习期间，曾获“模范学员”称号。当年9月，鲁西南地区开展“二五减租”、“分半减息”运动。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张承先同志来鲁西南领导这一运动，并兼任地委书记。12月地委组织部长王健民来曹县（西北）任县委书记，孙正民同志改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耀庭仍任县委组织部长，并与县长王石钧同志组成五人常委会，在全县范围内领导开展了减租减息的群众活动，一直进行到1943年上半年。期间王耀庭在李集区郭庙村蹲点，负责领导该区的运动。通过深入发动群众，用党的政策说服教育地主，使这一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开展“反扫荡”斗争，是我们对敌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1943年2月下旬，日本军数千人，汽车数百辆，分七路扫荡我县和东明、菏泽地区后，驻曹县城里和毕寨据点里的日军、汉奸队和附近地方顽杂，天天向曹县西北地区侵犯，抢粮、抢牲畜、抓人和抢其它东西。我们认真组织开展了反扫荡斗争，王耀庭当时负责田集（今砖庙镇田集）区和李集（今青岗集镇李集）区，进行穿梭式活动，在两区各村寨发动、组织群众进行空室、清野、隐藏粮食、耕牛和其它物资，并组织民兵保护、疏散、隐蔽群众，打击来犯的小股敌人。这次反扫荡一直进行了20多天左右。当年9月，曹县城内的日军、伪军乘我主力部队在曹县东南反击国民党李仙洲28集团军之际，又对我曹县西北地区进行扫荡；继王厂战斗之后，当年10月，日军又进驻鲁西南根据地——曹县（西北）中心刘岗一带。这时按县委的分工，王耀庭仍负责领导田集区的反扫荡工作，在田集一带坚持活动，组织群众运用过去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这次反扫荡工作尚未结束，就接到地委的紧急调令，命王耀庭去“中共曹南县县委工作”的紧急通知，王耀庭便当夜奔赴曹南县委驻地。

（三）自1943年10月至1945年9月，王耀庭任曹南县委组织部长，并于1944年2月以前代理县委书记的工作（直到李剑英书记到职）。王耀庭到曹南县后,鉴于县委刚刚建立，县、区组织尚未健全，再加上受到王厂战斗的摧残，工作秩序比较混乱，所以王耀庭和县委宣传部长李济民，组织部副部长李知道等同志，首先进行了恢复工作秩序，健全和加强各区区委的领导，整顿党的组织等各项工作。同时，恢复和整顿我党在日伪和地方顽杂军内部工作的内线关系与党的组织，加强县委对这一工作的直接领导。在对敌斗方面，对国民党地方土顽作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当时盘踞在我老十区仲提圈西南杨堂一带的国民党保安团祝汉臣部，为争取他暂时不向我们进攻，王耀庭通过关系，于1943年11月的一天夜里，和军分区18团副政委江川同志共同与他会谈，使其接受了我方意见，共同抗日。为了掌握地方土顽张盛泰部的内部情况，王耀庭利用乡亲关系，对他的部下一联保主任李继堂多次做争取工作，使他靠拢我们，建立了工作关系，使他为我方输送情报，保护我方过路人员，保存我方军用物资，替我方购买子弹等。特别是1947年，王耀庭与十二区区长姚庆武密定苦肉计，使李继堂献出了他对张盛泰部一个顽区长保存的枪支。对国民党地方顽杂中的顽固派，则配合我军分区武装坚决予以打击。1944年12月下旬，我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刘星，带领18团攻打地方土顽军保安旅孙性斋部的刘子安团在楼李庄（就是今仵楼西李庄）的据点时，王耀庭带领九、十两区干部和区队武装前去配合，让打入刘团内部的几个党员同志率一部分士兵首先带头交枪，很快消灭了该据点的全部敌人。在此期间，结合着我军分区武装对敌人的打击，我们抓住时机，扩大地区活动，建立新区。先后在曹县城南八里湾一带建立了曹南县第一区，在仲提圈以西王集（今邵庄镇王集）一带建立了曹南县第二区。同时还通过举办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年轻干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1945年9月10日，我军分区和湖西军分区的武装一起包围了曹县城。王耀庭带领县委机关人员，从青堌集出发前去配合,并通过我内部关系对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我武装力量消灭了城内全部伪军。县城从日伪统治下第一次获得解放。

1945年9月23日，曹县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及曹县光复大会

（四）第一次解放曹县城后，地委和专署即决定：撒销曹南县和成曹县两个县委和县政府,建立了新的中共曹县委员会和曹县人民政府。下辖十个区。同时还建立了复程县。王耀庭从1945年9月19日开始任中共曹县县委组织部长。1946年7月起，王耀庭在冀鲁豫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在张秋县王坑行政村蹲点，进行土改。共一年零两个月。学习开始时，王耀庭任学员党支部组织委员，后到校部组教科任干事。学习回来后，1947年10月至1949年3月，王耀庭任中共曹县县委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长到1948年2月，之后改兼任县基干大队副政委。这一时期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曹县地区是我们和敌人反复争夺、控制的地区，经常是一种“拉据”、“推磨”的局面。仅1948年县城被敌人占领和被我军收复解放多达12次之多。由于我们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对敌人的斗争策略和战略战术，加上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仅地区、人员和武装力量日益扩大，就连在敌人极端残酷地对我方“清剿、扫荡”时期，我县的武装力量也未受到大的损失。我们坚守了鲁西南的大门。1948年春天，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及整编后的几个师共20余万人，对我鲁西南连续三次大扫荡，一次比一次嚣张、疯狂和残酷，他们纠集地方顽杂军及反动装，对我县广大农村进行分割、封锁，反复“清剿”和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一切革命力量。面对这种严峻的斗形势，根据地委“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地区的指示，我们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开展了对敌反扫荡的斗争。在组织形式上，我们设立了曹县城南和城北两个对敌斗争指挥部。城北指挥部由县长王雪静同志任指挥长，县委组织部长李仲达任政委，依靠群众和地道，坚持腹地斗争。城南指挥部由县委武装部长周鹏飞为指挥长，县基干大队副队长杨作元（外号“杨瞎子”，一只眼）为第一副指挥长，王耀庭任政委，以武装部队和武工队的形式，把县基干大队和城南五个区的干部、区队人员组织在一起，以武装力量坚持腹地斗争。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采取了“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方针，和“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由固守原地转变成“跳跃”式的活动，机动灵活地打击了敌人。由于敌强我弱，斗争十分残酷，我们与地委机关及城北地区均失掉了联系。不久我曹县城北指挥部被敌人冲跨，依靠地道坚持斗争的同志由于叛徒出卖，地道被敌人破坏，我县长王雪静同志和区委两位主要干部不幸被敌人抓去，惨遭杀害。针对这种形势，王耀庭和城南指挥部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为保存曹县现有的这批武装力，暂时向附近的根据地转移。（当时，也听到地委机关已向水东地区转移的消息）王耀庭他们便于1948年5月10日，从曹县西南边境小耿庄（今并入邵庄镇胡菜园社区）出发，化装成河南地方土顽军张盛泰司令部“特别队第二大队”，当天越过陇海铁道，连续行军十九个小时，行程二百多里，夜间还在河南宁陵县的西北，与河南宁陵、睢县、太康三县的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队打了一仗（我方无损失），于第二天早晨九时到达水东地区，找到了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地委书记戴晓东即向我们传达了上级对“坚持地区”的新的指示精神，即在敌人“清剿"，扫荡最疯狂的时候，我们采取分散与集中均不能够活动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和吸引敌人、转移视线，减轻对地区的压力,可以组织干部及时转移到临近地区内活动。由于我们这次行动符合这一新的精神，保存了革命力量，受到了地委的口头表扬。1948年6月,我们地委和军分区机关回到曹县城西北倪集一带,这时县委书记高鹏同志和县委宣传部长付乐享同志先后到职。8月中旬，曹县县委在曹县县城东北古营集南边周庄（或叫“周楼”），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对反扫荡斗争进行了总结评比，对牺牲的同志进行了追悼，进一步增强了干部的斗志。1948年9月25日，我军分区都队和我县基干大队又收复了曹县县城，至此，曹县这个具有五百年历史的古城才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时曹县已基本全境解放。

三)、随军南下江西和西进贵州

(1949年3月31日至1952年9月)

淮海战役结束后,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王耀庭服从革命需要，克服地方观念和家庭观念,积极报名随军南下,支援江南新区。曹县、定陶两县的南下干部共同组成了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共132人。定陶县县长肖光任中队长，王耀庭任政委。1949年3月1日到月末集中在地委学习约一个月。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干部在晁氏祠堂设的集训基地

1949年3月31日，在菏泽县晁八寨参加南下干部誓师大会后，即随人民解放军二野第五兵团南下江西,我南下二大队负责接管江西上饶地区,我六中队负责接管江西横峰县。经随军长途跋涉于5月13日顺利到达目的地。这时因工作需要中队长肖光同志已调走,由李济民同志任县长，王耀庭任县委书记。横峰县城较小，但群众觉悟很高，过去是革命老苏区,根据地党群众关系很深。所以,我们在横峰三个月,便顺利完成了接管任务，建立了县、区、乡三级人民政权组织，组建了县大队和区队武装，进行了征粮、收税、修路运煤，支援前线和收缴敌人武器弹药等工作，并举办了区乡青年积极分子学习班和中、小学教师训练班。由于战形势发展迅速，不久党中央毛主席又发出了向西南进军的命令，原冀鲁豫南下支队全体人员便随二野五兵团西进贵州，负责接管贵州普定县。1949年9月27日下午，从江西上饶出发，11月27日到达普定城内,历时两个多月，跨越湖北、湖南两省,爬山越岭、涉水跳壑，靠着一双铁脚板,行程三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又到达了目的地。自1949年11月底至1952年4月,王耀庭任中共普定县委书记,为了加强党政军一体化领导，146团政委席汝林同志从1950年4月下旬到1951年1月去抗美援朝，任中共普定县委第一书记。在这一期间，先后组织完成了接管任务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开展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并开展了"三反”运动。在接管工作中,建立了县、区、乡三级政权机构,配备了干部。之后又先后建立了县政协、县农会和县妇联。组建了地方武装力量和工、农、青、妇各级组织。

王耀庭于1950年8月、1951年4月和1951年12月分别参加了贵州省委召开的第一、第二、第三届党代会,围绕开展上述五大任务、三大运动和"三反”工作，认真组织贯彻了省三次党代会的精神，推动了各项任务的完成，特别是针对当时普定地区土匪活动猖獗，经常骚扰我政权机关和杀害革命干部的情况。重点开展了清匪反霸斗争。1950年元月,先后成立了县区清匪委员会,由县长、区长任主任,并专门召开政协会议，研究剿匪问题,制定剿匪措施。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这一斗。为了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加强对剿匪斗争的领导,根据上级指示,于1950年4月中旬成立了县剿匪指挥部，由驻普定县的二野17军146团副团长焦剑侠同志任指挥长,县长宋廉同志任副指指挥长,王耀庭任政委。在剿匪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我们认真贯彻“军事打击，政治争取与充分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带领全县党政军民与土匪展开了生死搏斗，又经过三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到1950年12月共消灭土匪班长以上人员两千余名，匪首均被我军民活捉后处决。退押的果实及时分给了群众。通过清匪反霸,减租(未展开而转入土改)退押，巩固了革命政权。

完成五大任务之后,我们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1951年3月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分期分批进行了土地改革，同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也做了大量工作,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扩军任务。为贯彻省委第三届党代会的精神,我们于1952年元月底开展了“三反”运动。“三反”刚结,土改尚未结束，因工作需要，1952年4月王耀庭调安顺地区人民政府任合作科长。

四)、向工业进军

(1952年10月至1978年10月)

为响应党中央“向工业进军”的号召,王耀庭于1952年10月初调往重庆市（当时是中央直辖市，归西南局直接领导）工作，任中共重庆市委兵工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兵工党委撤销。1953年12月调到重庆市江北区，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委委员。1954年12月任区委宣传部长，区委常委，并提为行政级13级。1955年10月兼任区委“肃反”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并兼任“肃反”办公室主任。在市委兵工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主要负责中央直辖几个兵工厂的宣传教育工作，经常深入工厂了解情况，密切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在江北区工作期间，在全区的宣传教育、肃反和文教卫生部门党组织的建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曾先后出席重庆市1954年3月和1955年6月的两次党代会，以及江北区1954年4月和1954年7月的两次党代会。1956年11月调到四川省德阳市工业区工作,任中共德阳工业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因中央在德阳的几个工厂和几所航校缓建，王耀庭于1957年8月调到四川威远煤矿任矿长、矿党委常委。在煤矿工作的一年中,王耀庭经常深入井下,并认真贯彻干部下井跟班劳动的制度，和矿工打成一片。由于矿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全矿干部、工人的共同努力,月月完成或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1958年8月,因中央一机部在德阳建厂,德阳工业区恢复并扩大了建设规模。王耀庭便被调回德阳工业区，任中共德阳工业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和德阳工业区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并兼任建委文教处长。在此期间，王耀庭协助工业区党委和建委积极贯彻上级的一列指示。组织党委日常会议，加强了与省地主管部门，中央两大厂及建厂单位的联系。为推动德阳工业区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960年9月,德阳工业区撤销。王耀庭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德阳重型机器制造学校任校长。1961年5月，该校改为一机部西南重型机电学院(由一机部第二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景晓村兼任院长)，王耀庭任学院办公室主任。1962年9月西南机电学院撤销后，王耀庭在四川省成都干部疗养院疗养浮肿病三个多月，于1963年5月王耀庭调到一机部第二型机器厂工作。在德阳重型机器制造学校任校长期间，兼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当时尚未成立党委)。在主持学校全面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了合格人才。该校改为西南机电学院后，为学院的建设四处奔波而努力工作。1963年5月调到第二重型机器厂工作后，开始任厂教育办公室副主任，分管职工教育、职工培训、职工业余大学、夜校等工作，并兼任职工业余大学夜校校长。1964年初教育办公室改为教育处后,王耀庭任厂教育处处长职务，兼任处党支部组委员，并在教育部门开展了“四清”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到工具车间劳动了五年。上来（恢复）工作后,因患有肺结核和关节炎病,并为顶替一个孩子,便于1978年10月按国务院的有关职工退休暂行规定，办了退休手续。1979年国发(78)104号文件下达后。王耀庭于1979年8月，按该文件的规定改为从1978年10月离休。离休后，由厂党委组织部老干部科和离休党支部直接管理。离休后头两年，协助厂教育处办过几期高、初中毕业生的补习班，后因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陆续发生，并日益严重，加上1985年不慎将右腿摔坏，就未再干什么工作。

回顾自己的一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走上了革命之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但在工作中也产生过挫折和错误，“现在我已是年逾古稀之人，虽然疾病缠身,但子孙满堂,六个子女中,有五个子女和三个孙子参加了工作，我乐观主义思想很强，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做贡献。”王耀庭说。

1949年11月王耀庭随军西进贵州，至1952年4月，任中共普定县委书记，并兼任县大队政委和县政协主席。

来源：资深媒体人journalist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