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京剧院最早在淮海路,淮海电影院对面,现在那房子已经拆了。拆房子的时候我们青年团还去义务劳动,挺难拆,都是挺好的东西。要是搁在现在,那就不能拆了,应该就是保护建筑了。那时候我们喜欢玩,一下班就去对面淮海电影院上面打台球。周院长跟我说《义责王魁》的时候,京剧院
上海京剧院最早在淮海路,淮海电影院对面,现在那房子已经拆了。拆房子的时候我们青年团还去义务劳动,挺难拆,都是挺好的东西。要是搁在现在,那就不能拆了,应该就是保护建筑了。那时候我们喜欢玩,一下班就去对面淮海电影院上面打台球。周院长跟我说《义责王魁》的时候,京剧院已经搬到绍兴路9号了,大概在60年代初就搬过去了。一直到我去北京去拍《智取威虎山》电影之前,都还在绍兴路,等拍完电影回来,就在东平路了。
演现代戏的时候,上海京剧院的一、二、三团形式上还在,实际上已经打乱了,成立了剧组。除了我和四姐演出《红灯记》之外,那时候几个团都停止了演出,投入到现代戏里了。整个京剧院就由各个剧组挑人,无所谓团不团了。虽说京剧院这时候还在绍兴路,排戏都在外面,比如延安路陕西路儿童剧场什么的。
我最初参加演《智取威虎山》是在1964年,那时我跟中国艺术团访问西欧演出刚回国。
1958年,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小说刚出来,挺好看的。那时候,不光是京剧院,其他的文艺团体都一样,都想表现我们的时代。这不是谁去动员的,一团李仲林,纪玉良他们就搞了《智取威虎山》。它是最早的《智取威虎山》,也是后来定稿那个本子的雏形。两个本子差别还是很大的。最早还是按照小说里面写的,是以写少剑波为主。什么定河老道、蝴蝶迷,这些角色戏里面都有。1964年加工了一次,删了一点,定河老道还保留着。这个戏到北京去参加六七月份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红灯记》、《奇袭白虎团》、《六号门》、《黛皓》、《节振国》、《红嫂》这些后来很流行的现代戏,都在这次汇演中演出了。上海演出的大戏就是《智取威虎山》,还有四个小戏《战海浪》、《柜台》、《送肥记》、《审椅子》。《送肥记》就是四姐他们创作、演出的。那时候我们还在国外,等我们回上海,汇演已经结束了。领导上没有提其他戏,就说《智取威虎山》要进行加工、演出,另外要年轻人接下来。这样,我和孙正阳调到一团演出《智取威虎山》,接替李仲林和纪玉良先生,我演少剑波,孙正阳演杨子荣。这是我第一次演这个戏。
那时一团负责人许锦云同志,我们也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率领我们到大场防化连去体验生活。我们第一次在操场集合后,防化连队也集合好了,一位排长跑步到许锦云面前说队伍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许锦云用上海话说,请同志们示范,听上去好像在说"请同志们'吃饭'"。我就站在他旁边,跟他说请这么多人吃饭,他两月工资也不够。
我第一次和解放军近距离接触,三个月时间,感触很深。我所在的班是排长带的,我和排长对口跟班。战士练兵回来,排长就去挑水让战士们洗脚,每夜跟着去查房,细心地检查每个战士,轻轻地为他们盖被。有时在生活会上互相提意见,官兵是平等真诚的。这使我真正认识到在解放军队伍中,官兵除了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之外,最重要的还有兄弟之情,这种认识对我演好解放军是极为重要的。
这次下连队,我出过不少笑话。到部队第二天半夜赶上紧急集合,我们虽然按照部队的规定,临睡前把衣服按顺序放好了,可是一听到号声就手忙脚乱,一拉衣服全落到地上,屋里什么也看不见,穿上内衣找不到外衣,穿上裤子找不到袜子。集合好一看,真像一群散兵游勇,什么洋相都有。第一次打靶,我的靶子上只有一个三环,其余子弹全打在旁边靶子上,真弄不清楚怎么会"正打歪着"的。
这时候四姐在排《海港早晨》,是从淮剧移植过来的,当时还不叫《海港》。四姐搞得不顺利,她很着急。最初的本子主要写党组织、老工人教育青年工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什么暗藏的阶级敌人。江看过后,认为突出了中间人物,要求修改成突出英雄人物和海港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个戏的情节没有多少矛盾冲突,整出戏写不出东西来,实在难为编剧。四姐虽然在京剧舞台上表演了几十年,但是对舞台外面,尤其对政治十分陌生。为了演好女支部书记金树英,当时不叫方海珍,这个名字是1965年剧本修改后改的,她到码头去体验生活。没多久,四姐憋不住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码头工人有几个是女的?偏让女人当书记,惹得领导很不高兴。四姐跟我说,《海港早晨》搞不上去,很难搞,要我到《海港早晨》饰演徐宝昌,就是后来韩小强的原型。那时徐宝昌戏不少,有两段他思想斗争的唱段挺好听。我就脱离《智取威虎山》了。
一天,我们在共舞合演出日场《海港早晨》,说给领导审查。演出结束,全体演员在后台集合,听"客人"意见的传达。当时,我不知道"客人"是谁,更不知道她说话的分量。那天,只感觉整个化妆间气氛很紧张,有点搞不懂,只知道"客人"对这部戏不满意,指责《海港早晨》是"中间人物"论,理由是剧本突出了"中间人物"、青年工人徐宝昌。批评四姐讲的《海港早晨》硬骨头难啃",说她对现代戏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也被点到了,说演得挺好,可是又批评"把唱得好的演员调来演中间人物,简直是鬼迷心窍了,居心何在"。我胆子大,当场就问四姐,"中间人物"是什么问题?她向我摇摇手,让我别说了。我说你干嘛那么紧张,但是从发呆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极其紧张和恐惧。
会议结束,大家默默散去。我陪四姐从后台出来,路上她轻轻地对我说,她恐怕完了。我劝她不要想得这么严重《海港早晨》确实不好搞,说句硬骨头难啃也不为错。说咱们对现代剧没感情,这没道理。四姐摇摇头说:"你不懂。"最后分手时,她语气沉重地对我讲:"小弟,咱们好自为之吧。"。四姐到北京汇演,演了出《送肥记》。演完总理接见了。她就问总理,我这是不是"中间人物"。总理就笑,说你怕演中间人物。
这样,《海港早晨》不排了,四姐也休息了,我们童家都下来在家待着了。那时候报纸上批判学术权威、文化名人的文章很多了,斗争的气氛很浓,但是还没有到写我们大字报的程度。
1964年,童家真的不顺利。大哥患肾病住院一年多,四姐每月的工资全部给他买人参了,最后还是中年去世,去世时只有四十四岁。
《海港早晨》、《智取威虎山》这时候都在改编,需要重新选演员,我们童家在京剧院是被冷落的家族,无一人被起用。这段时间,我和南云自己烧饭做菜,倒过了一阵团圆的安闲生活。两人晚饭后经常遛遛马路,看看电影,也算补上结婚前没有恋爱过程的一课吧。现在看来那时浪费的时间,倒为以后开小饭馆打了点基础。
这时候正好碰上中国京剧院到上海演出《红灯记》。有一天四姐跟我说,领导想学《红灯记》。那《红灯记》中演李奶奶的高玉倩从小在我家长大,早先她演青衣。四姐说,领导说了,现在高玉倩改老旦了,就让我也去演李奶奶。我说,那也没问题啊,总比待着好。我想四姐聪明,挺有才能,大嗓也好,什么都能唱,不妨试一试,有活干总比闲在一边好。
上海京剧院的《红灯记》,第一个扮李玉和的是沈金波,四姐饰李奶奶,杨春霞演李铁梅。我在戏里扮演喝粥的群众,只有一句台词:"嘿,硌了!"后来沈金波被选中,到《智取威虎山》里演少剑波,李玉和改由小王桂卿担任,他也是唱武生的。他一上升,我也升级了,提升了一步演交通员。再后来,小王桂卿又调到《海港》剧组去演大队长刘大江,高志扬这个名字,也是1965年时改的。可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我提到"李玉和"的岗位上了。
导演是中国京剧院的骆洪年同志,以前演小花脸,在《野猪林》里演陆谦,排练中他对我要求极为严格。这个戏上演了,在送行会上他对我说,他看惯了大块头,当时一见我,就想你们上海京剧院没人了,怎么弄个小瘪三来演李玉和。他去跟领导上说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京剧院实在没人了,就这块料了。排到最后,他说,没想到你还行,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去演出了。我确实瘦小,与钱浩梁(后改名浩亮)又高又大相比,我俩反差太大,导演有想法很自然。我至今依旧非常感谢他,没有他的大力帮助,我不可能演好李玉和。排练当中,我找钱浩梁去学,以前我们就认识,在中国戏校是同学。他住在天蟾舞台,去找他时回话说,钱浩梁同志还没起来呢!那就是不见的意思呀!就拉倒吧,反正咱们就这么演出了。每逢礼拜天休息一天,演六休一。
1965年《红灯记》上演期间,有一天休息,下午我跟南云说,今天我们就去淮海路溜达一下。我们好久没逛了,就去了。正走过陕西路口,襄阳公园还不到一点,一部黑色轿车呜一下开来停在我们身边,我一看下来的是我们京剧院二团领导李俐同志。她拽着我,就说走走走。我问上哪儿去,她说你别问。我一想,领导拽我走肯定就是有事,就跟南云说,你别紧张,我回得来就是了。
车一直开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了后台,我一看那阵势,各省市唱老生的、唱武生的人不少,很多都认识。我就说哥儿几个今天干嘛来了,他们就说考试来了。我还纳闷考什么呢?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唱一段。我想了想,就唱了《定军山》开头的黄忠西皮二六的那段。因为这段什么都没有,是很平淡的小段子。我当时觉得我的命运也就定在这儿了,上海京剧院已经给我定调子了,加上四姐的关系,我们童家已经犯错了,再怎么唱也不见得就考得上。
我唱完就下来,在后台候着。文化局局长孟波就到后台来问,你还能唱一段么?我说唱什么?他说你能唱一段《法场换子》吗?我想,这是余派的戏啊。余先生就有这个唱片。就说好的,我就唱余先生唱片二黄三眼那段吧,就又上台唱了。
刚回到后台,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来说,首长要见我,领我到了前台。前台很暗,在那儿我见到一位短发,戴着眼镜,说话声音很细的女首长。看出她就是谁时,我心里一跳。她坐在前面,我一看,认识她。但是,这一天我第一次和她面对面接触了。未见其人,已经领教其言,她就是在共舞台后台传达中点我和四姐名的人,要格外小心啊!她就问我:"你是唱余派的?"我想了半天,就回答说:"我不是唱余派的,但是我有点喜欢余派。"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不敢说不喜欢,也不敢直截了当说喜欢,只说自己一知半解。她又问我有没有资料。我说过去听过十八张半,但是现在唱片也没了。她还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告诉她在学演《红灯记》。临走时她说,如果需要什么资料,她可以送一些。这次说到这了。
见面时间虽然很短暂,对我来说却好似过关一样紧张。回到家里,我告诉南云经过情况。她比我更紧张,要我注意自己的脾气,可千万千万别惹了她。
没过几天,又该我们演《红灯记》了。我化好妆穿好戏装,像往常一样到上场门去拿红灯做开演前准备。只觉得后合有些异样,从来没见过这场面,上下场门那里都是穿蓝制服中山装的,也不是警察,又不像发生了什么事,就都在那待着。平时头遍铃一响,我就在上场门候场了。那天我觉得后台是个是非之地,少惹事为妙,就到穿衣间去候场。团长李俐找到我,说客人来看戏,别出错。她不关照还好,这一说我顿时觉得今天的戏不好唱。我对她说,这话你跟我说就行了,我知道了,不过你可千万别跟我姐姐说。我怕她紧张,到时候演不好。实际上我也紧张,上场门摆着刀具、红灯什么的我去拿,这些穿中山装的同志来回在那转悠,这也难受啊。
我也不敢和四姐说,她知道了会比我更紧张。说心里话,头两场我自己都觉得很僵硬,松弛不下来,脑子里顾虑实在太多了。后来我想这样演下去非得砸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由它吧!也许这就是我和四姐最后的舞台演出了。想开后便无所畏惧,一如既往,视台下如无人之境,很快放松下来。
那场演出基本上还可以,演完了说是领导来看大家,让演员等在台上。这时,我才告诉四姐。她好像等待宣判一样,低声问我今天她演的有毛病没有。我说有没有毛病都演完了,顶多咱童家今后不演戏了。领导上台与演员见面了,没理会就在旁边的四姐,走到我跟前时,她说你别净吃别人的饭,要有自己的创作。这意思就是说,我演的都是人家的戏,倒不是批评。说完,她就走了。我心里说我不吃这个饭,吃谁的饭啊?你让我不演就不演,不吃就不吃。没对我们的演出挑剔什么,四姐和我都松了口气,这一关总算平安度过了。
这以后《红灯记》停止演出了。不久,领导调我去《海港早晨》剧组报到。那时候《海港早晨》已经换了从宁夏京剧团调来的李丽芳演支部书记,给我的角色是大队长。我心想那小王桂卿呢,他不演了就换我。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喜讯。四姐让我演韩小强,江青已经在说,要我演中间人物居心何在。现在又调到那儿,岂不是羊入虎口。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演戏像走钢丝一般艰险。但是,组织上决定了,命不可违。从头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上班前,南云像念经一样劝我遇事要忍,千万不要发脾气。我虽然心烦,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是一个忍字。
报到第一天,马锦良编了段唱腔,让我学会后用录音机录下后送审。随后我参加了追船那场戏的排练,情节就是有人把一包不该装船的化肥被装上驳船,就要装上货轮了,大队长带人乘快艇去追。那时候导演也不是原先的杨村彬,换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章琴。
章琴是山东人,刚开始排的时候看上去很严肃。排练时,我唱完倒板后出场,跑到"九龙口",然后三人组成造型,亮相开唱。刚排到这儿,章导喊停了,问我怎么跑得这么少。我说,老戏都是倒板完了出场,然后站在九龙口亮相,再唱回龙,再往前走圆场,都是这个程式。他就说,你唱戏就唱戏,怎么这样?你就没看见东西吗?上海滩那么多东西,你眼睛里没有,你们就这么唱?
我一看他挺好玩,就拿他开心了。跟旁边两位演工人的演员说,你们就跟着我,我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倒板唱完,我一出来就噌噌噌在台上跑圆场没完。章琴赶紧说停停停,你怎么到处跑,你怎么在台上跑个没完了。我说导演,你刚才启发我之后我的感触太多了,我上台一看:呀,黄浦江浪潮滚滚,你看这大船小船,国内的船,国外的船。你看这些大楼,这个银行,那个银行!我这看不完的景,你得让我看完了我才能唱啊。他明白过来了。吃午饭时,章导坐到我旁边小声说,你就存心逗我吧,你小子整治我。我赶紧申辩,他启发了我,大脑就开始发达,想象力就无法控制啦。他笑起来,说我拿他开心。
《海港早晨》剧组排戏的地方在艺术剧场。我去的第四天,上午刚刚开始排练,剧组领导通知我,上海领导在贵宾休息室要见我。
他问我到《海港早晨》剧组几天了,我告诉他四天。他说,要调我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怎么跑到《海港早晨》剧组来了?我就蒙了,心想这不是由着我来选的啊?是领导把我调来的,没有人跟我说要让我演《智取威虎山》啊?赶紧解释是院里通知我到剧组来的。他又问我:"你是愿意演《海港早晨》,还是愿意演《智取威虎山》?"当时这个语气也不是很温和。这一问,我更莫名其妙。京剧院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从没挑过角色,他的话从何而起,我不知事情为什么如此复杂。脑子里想着这些问题,我没有立即回答,他补充了一句,让我考虑考虑。我顿时清醒过来,难道有谁说了什么?为了避免他的误会,我婉转地回答,现代剧都是表现、歌颂革命斗争历史英雄人物的,我都愿意演,一切听从领导分配。听到这话,他语气缓和下来,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那你就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演杨子荣吧。还让我当天晚上就到歌剧院小剧场去看《智取威虎山》剧的彩排。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为什么把我调到《海港早晨》。
领导走后,我松了口气。作为一个演员,对哪个领导的指示都要服从。《智取威虎山》剧组以前在全国选拔演员,上海京剧院的老生、武生演员都去应试,只有我没这资格。现在,一下子决定由我演杨子荣,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真不知是怎么转过来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到了这个机会。刚开始,我演过少剑波,到《海港早晨》、《红灯记》转了一圈,又回到《智取威虎山》,但是演杨子荣了。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