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许多同龄姑娘一样，我有过美好的爱情幻想，那些从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的故事，总让我相信爱情会甜蜜而长久。

＂老婆子，你笑什么？孙子生下来，你不应该高兴吗？＂我爸皱着眉头，看着对面笑得合不拢嘴的婆婆。

＂高兴啊，当然高兴！不过比起这个，我更高兴的是咱家小志终于可以翻身做主人了！＂

1986年的春天，我正躺在县医院的产床上，浑身疼得像是被车轮碾过。

窗外院墙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语被风吹得啪啪作响，走廊里飘散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

产房的天花板上，一盏白炽灯闪烁着微弱的光，偶尔会因为电压不稳而忽明忽暗。

我生下了一个六斤二两的男孩，全家人都说他长得像他爸，尤其是那双浓眉大眼。

可就在这喜悦时刻，婆婆那句话却在我耳边炸开了锅，一瞬间，产后的疲惫和心中的委屈一起涌了上来。

我叫张丽华，今年二十四岁，是县棉纺厂的一名女工，手巧嘴甜，在厂里算是出了名的。

和许多同龄姑娘一样，我有过美好的爱情幻想，那些从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的故事，总让我相信爱情会甜蜜而长久。

然而现实给了我一记重拳，让我明白了生活不是像《篱笆女人和狗》里那样简单。

我和刘志明是通过厂里组织的＂五一＂联谊会认识的，那天，广播喇叭里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大家围在操场上跳交谊舞。

那时他刚从技校毕业，分配到县机械厂当钳工，铁饭碗端在手里，是不少姑娘眼中的好对象。

他说话温柔，目光清澈，总爱穿一件褪了色的蓝格子衬衫，走路时微微含胸，显得有些腼腆。

记得第一次和他说话，是他问我借工厂食堂的饭票，那时候凭票吃饭，票不够可就只能饿肚子。

我害羞地低着头，从挎包里掏出一张递给他，却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被周围的同事看出点什么来。

＂谢谢同志，明天一定还你。＂他接过饭票，笑着说，露出整齐的白牙，在当时能有一口好牙的可不多见。

后来，他真的在第二天还了我饭票，还附送了一包大白兔奶糖，用红色的塑料袋包着，系着一个小蝴蝶结。

那时候，一包大白兔奶糖就够我们年轻人激动好几天的，一毛二一包，工人月工资才四十来块，能舍得买糖的，心里肯定有谱。

他那腼腆的笑容像春风一样温暖，让我的心怦怦直跳，回到宿舍，我把那包糖藏在枕头底下，晚上睡觉前偷偷拿出来看一眼。

我们的爱情就这样悄悄萌芽了，像春天里偷偷冒出的嫩芽，虽然微小，却充满希望。

每到下班时间，我总能在厂门口看到他倚着永久牌自行车等我，那辆自行车是他家东拼西凑攒钱买的，在那个年代，拥有一辆自行车也是小康生活的象征。

我们一起骑车去沿河的堤坝上看晚霞，河边杨柳依依，时不时有钓鱼的老人向我们投来会意的目光。

我们一起在厂区的露天电影场看《五朵金花》，坐在带来的小板凳上，肩并肩，在黑暗中偷偷牵手。

他带我去街边吃炸油条和豆腐脑，一碗三分钱的豆腐脑，撒上葱花和辣油，可香了，吃完嘴上油呼呼的，他会笑着递给我一张干净的手绢。

那时的幸福很简单，不似现在的年轻人需要房子车子才能定终身，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足以让心花怒放。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刚刚喊响，我们这样的工人家庭虽然不富裕，但日子也过得有声有色。

刘志明每月工资四十多块，我三十来块，除了每月寄回家十块钱孝敬父母，剩下的足够我们偶尔改善一下生活，去百货大楼买块蛋糕庆祝生日。

两个人加起来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了，县里的老师都才五六十块钱一个月，我们很快就确定了关系，并开始筹备婚事。

谁知，刚过完订婚那天，问题就来了，就像平静的水面上突然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一圈圈涟漪。

婆婆刘大娘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一辈子没出过县城，对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她的思想就像她那双被农活磨得粗糙的手一样，始终无法变得柔软。

从一开始她就不喜欢我，嫌我是城里人，娇气，不会做家务，看我穿着带花的确良衬衫就直摇头，说＂像个花蝴蝶似的＂。

更让她不满的是，我对她提出的各种要求总是难以适从，比如早上五点就起床烧水，或者用冷水洗衣服省煤气钱。

＂彩礼不能少于八百，再加一台缝纫机，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婆婆在提亲那天，把要求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语气里满是不容商量。

那年月，八百块钱可是普通工人一年多的工资啊，相当于现在的几万块，远远超出了我们这样小职工家庭的承受能力。

我爸妈倒吸一口凉气，面面相觑，爸爸手里的那根＂大前门＂烟都忘了吸，就那么夹在手指间，烟灰长长地掉在地上。

＂阿姨，咱们现在都讲究新风尚了，彩礼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年轻人过得好。＂我妈试探性地说，声音轻得像是怕惊动了谁。

＂哼，什么新风尚？我们老刘家的规矩就是这样！不然，门都没有！＂婆婆一下子把脸拉得老长，＂我们村里，王家娶媳妇都给了一千呢！＂

刘志明坐在一旁，手足无措，只会偷偷看我，眼神里充满歉意，却不敢在长辈面前说什么。

最终，爸妈东拼西凑，硬是凑齐了这笔钱，他们借遍了所有亲戚，连我那正在学校当老师的舅舅也支援了一百块钱。

爸爸还向单位预支了半年工资，那段时间，我常常看到妈妈偷偷抹眼泪，在灶台前一边煮饭一边擦泪，爸爸的白发似乎一夜之间多了许多。

结婚那天，我穿着租来的红色绸缎旗袍，坐在贴着大红＂喜＂字的三轮车上，心情却很复杂，既有对新生活的期待，又有对未知的恐惧。

结婚后，我搬进了刘家那个只有五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水泥地面，砖木结构，冬冷夏热。

客厅、卧室、厨房挤在一起，墙角的水泥地面因潮湿而发霉，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霉味，混合着院子里柴火灶的烟熏味。

婆婆和公公住东屋，我们住西屋，中间只隔着一道薄薄的木板墙，说话稍微大点声，对方就能听得一清二楚，毫无隐私可言。

我们的卧室里摆放着一张木床，床上铺着粗布床单，枕头是婆婆亲手缝制的，里面塞着稻壳，睡觉时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枕套上有一股淡淡的霉味。

墙角放着一个木头衣柜，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柜子里挂着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两套工作服、一件过年穿的新衣，还有婚礼那天的衣裳。

刚开始时，刘志明对我还算体贴，每天下班回来会帮我一起做家务，扫地、劈柴，有时还会偷偷从单位食堂带回一个馒头给我当夜宵。

有时候，他还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县里最大的百货商店橱窗前看看，虽然买不起里面的东西，但看看也是一种小确幸。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被婆婆的话左右，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冷淡下来，像是一根蜡烛，被风一点点吹熄了光亮。

＂小华，我妈说你昨天煮的饭太硬了，她牙疼。＂一天傍晚，他从厂里回来，站在厨房门口，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小华，我妈说你洗衣服不够干净，衣领子还有污渍。＂第二天，他又带回了婆婆的＂批评意见＂。

＂小华，我妈说你...＂第三天，他依旧如此。

每天听到的都是＂我妈说＂开头的话，刘志明像是变成了一个传话筒，不管我做什么，在婆婆眼里都是错的，仿佛我天生就不会持家，不会做饭，不会洗衣，不配做一个好媳妇。

我尝试着改变，早起晚睡，努力学做家务，但婆婆的挑剔却从未停止，她像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评判者，而我则是那个永远达不到标准的学生。

＂你这个城里姑娘，就是不知柴米油盐贵，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连锅都不会刷干净！＂婆婆总是这样数落我，声音尖利，像一把刀子往我心里戳。

一次，我洗完衣服晾在院子里的绳子上，婆婆却因为我没有按照她的方法——内衣内裤挂在里面，外衣外裤挂在外面——而大发雷霆。

＂整个院子的人都看见了！多没面子啊！我们老刘家的名声都被你毁了！＂她冲着我吼道，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和刘志明吵了起来，情绪激动之下，声音不自觉地高了起来。

＂小华，你小点声...＂刘志明紧张地看了看隔壁房间，生怕婆婆听见。

＂我声音怎么了？我就是要说出来！你妈天天挑我毛病，我做什么都不对！＂我已经忍无可忍。

＂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刘志明试图安抚我。

＂我妈把你当亲闺女看，你就这样对她？＂最终，他不但不帮我说话，反而指责起我来，皱着眉头，一脸的失望。

我气得直哭，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你睁开眼看看，哪个婆婆把媳妇当亲闺女？她天天挑我毛病，我做什么都不对！＂

＂你少胡说八道，我妈对你已经够好了！隔壁王大婶的儿媳妇连厂都不让上，天天在家带孩子洗衣做饭，你瞧人家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吗？＂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就像一粒种子，悄悄地埋在了心底的土壤里。

但转念一想，才结婚不到一年，离婚这种事在咱们小县城还是稀罕事，万一闹起来，不定传出什么闲话呢。

再说了，我和志明到底有感情，他只是不够坚强，不够独立，被他妈牵着鼻子走，或许再等等，情况会有所好转。

我想着也许有了孩子，一家人的矛盾会缓和，婆婆会因为有了孙子而对我和颜悦色一些，志明也会为了孩子更加担当。

很快，我怀孕了，当看到诊所里那张小小的检查单，我的心情无比复杂，既有对新生命的期待，又有对未来生活的忧虑。

本以为婆婆会对我态度好一些，谁知她更变本加厉地找茬。

怀孕初期的反应很严重，我经常吐得昏天黑地，却还要照常上班、做家务，早上四点半起床烧水，五点半坐公共汽车去厂里，晚上加班到八点多才回家。

刘志明虽然有时会安慰我几句，但在婆婆面前，他从不敢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像是一个提线木偶，被绳子牢牢地控制着。

怀孕七个月那天，天气格外闷热，我从厂里加完班回来，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脸颊上，手里还提着单位发的孕妇营养餐——一小包奶粉和两个鸡蛋。

推开家门，我发现家里来了个陌生女人，梳着一个大背头，穿着蓝色的确良衬衫，和婆婆有说有笑，似乎是婆婆的什么亲戚。

看到我进门，那女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隆起的肚子上停留了片刻，脸上露出一丝轻蔑。

＂这就是你儿媳妇啊？看着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能生得出健康的孩子吗？＂她用县城方言说道，语速很快，但我还是听懂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提着那袋营养餐，听到这话，心里像是被刀割了一样疼，喉咙紧得说不出话来。

婆婆却笑眯眯地说：＂没事，生了孩子的事就和她没关系了。她那个样子，也养不大孩子。我来带，我有经验。＂

那一刻，我明白了婆婆心里的算盘——她从来就没把我当成这个家的一份子，而只是把我当成一个生育工具。

生完孩子，就该功成身退了，像一件用完的工具，被随意丢弃在角落里，再也派不上用场。

当晚，我把这事告诉了刘志明，希望他能给我一个解释，还抱着一丝希望，以为他会站在我这边，给我信心和勇气。

谁知他却支支吾吾，最后憋出一句：＂我妈就是那么一说，你别当真。她就是喜欢孩子，想帮忙照顾。＂

＂我看她是认真的！你妈是不是打算让我生完孩子就离婚？＂我失控地质问道，情绪激动得肚子都开始隐隐作痛。

＂你胡说什么呢！怀孕的人就是多疑，别胡思乱想了，对孩子不好。＂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不再说话，背影像一堵墙，把我隔绝在外。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窗外，县城的夜晚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工厂的汽笛声偶尔划破夜空，提醒着熄灯时间的到来。

院子里，邻居家的收音机里传来＂新闻联播＂的尾声，然后是熟悉的《歌唱祖国》旋律，随后归于寂静。

我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感受着里面小生命的悸动，泪水止不住地流，沿着脸颊划过，濡湿了枕头，我知道，我必须为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做出决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拖着笨重的身子去了娘家，没敢坐公共汽车，怕遇到熟人，而是一步一步走过了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

走了将近两个小时，脚都肿得像馒头一样，到家时已经汗流浃背，连裙子都湿透了。

妈妈见我一个人回来，脸色苍白，眼睛红肿，吓了一跳，连忙放下手中正在编织的毛衣，快步迎了上来。

＂丽华，出什么事了？这大热天的，怎么自己回来了？志明呢？＂妈妈连忙扶我坐下，给我倒了杯凉开水。

我一开口，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断断续续地将这段时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妈，包括我的决定——生完孩子就离婚。

＂胡闹！＂爸爸一拍桌子，香烟盒都跳了起来，＂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一套！再说了，离婚多大的事啊，咱们小县城哪有几个离婚的？你让爸妈以后怎么见人？＂

＂爸，我已经想清楚了，与其在那个家里像下人一样活着，不如离开。＂我擦了擦眼泪，坚定地说。

＂可孩子怎么办？＂妈妈担忧地问，手不自觉地覆在我的肚子上，感受着里面小生命的跳动。

＂孩子我会自己带，我有工作，能养活自己和孩子。＂我握住妈妈的手，想给她一些信心。

＂不行，绝对不行！＂爸爸皱着眉头，一脸严肃，＂你刚生完孩子，身体弱着呢，怎么照顾孩子？再说了，你一个人带孩子，将来孩子该怎么面对别人？你让他从小就背负＇没爹的孩子＇这个名声？＂

那个年代，离婚在小县城还是件稀罕事，尤其是有了孩子的家庭，几乎不可能轻易散伙。

邻居李大妈的女儿就因为丈夫打她，闹过离婚，结果被所有人指指点点，连街也不敢出，最后还是灰溜溜地回了家，继续忍气吞声地过日子。

离婚的女人往往被贴上＂不守妇道＂的标签，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没人会考虑她的苦衷和难处。

＂爸，我也不想啊，可我真的过不下去了。＂我哭着说，眼泪滴在隆起的肚子上，像春雨滋润着新生的种子。

＂先别急着做决定，等生完孩子再说。＂妈妈轻轻拍着我的背，安慰道，＂孩子是无辜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平平安安地生下他。＂

就这样，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娘家住了两天，然后被爸妈送回了婆家。

刘志明看到我回来，松了口气，却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问了句：＂身体好些了吗？＂

婆婆倒是嘴上说着＂闺女回娘家是常事＂，但眼神里的敌意却越发明显，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即将被淘汰的旧物。

怀孕最后的两个月，我专心养胎，单位也允许我提前休产假，但家里的气氛却越来越压抑，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让人透不过气来。

直到生产那天，一切都没有改变。

产房里，我疼得死去活来，疼痛一波接一波袭来，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每一次呼吸都是煎熬。

医院的条件很简陋，产房里只有一张旧式的产床，医生和护士的白大褂已经发黄，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胎位图和注意事项。

我紧紧抓住床沿，指节发白，汗水浸透了衣服，身上的布单也湿了一大片，我绝望地想，如果这就是生孩子，那也太残忍了。

而婆婆却在外面和我妈争吵着孩子的姓名问题，声音透过薄薄的门板传来，清晰可闻。

婆婆坚持要给孩子取名＂刘复兴＂，寓意＂光宗耀祖＂，好像孩子生下来就是为了延续香火，为了她老刘家的门楣；我妈则认为这名字太老气，不如叫＂刘星辰＂，有＂前途似锦＂之意。

＂我孙子的名字，当然得听我的！＂婆婆理直气壮地说，声音尖利，有穿透力。

＂我外孙的名字，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我妈不甘示弱，但声音里带着隐忍，毕竟在传统观念里，孙子是爷爷奶奶的，外公外婆排在后面。

正当两人争执不下时，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响亮有力，仿佛在宣告他的到来。

门一开，护士抱着一个皱巴巴的小婴儿走出来，小家伙浑身通红，脸蛋皱皱的，像个小老头，但那哭声却响亮无比。

护士笑着宣布：＂恭喜，是个健康的男孩！六斤二两，母子平安！＂

婆婆一把抢过孩子，眼睛里放着光，像是发现了珍宝，喜滋滋地说：＂我的乖孙子，终于来了！＂

我妈则急忙问道：＂我女儿怎么样？辛苦不辛苦？＂

＂产妇很好，休息一会儿就能出来了。＂护士说完，又匆匆返回产房，招呼着下一个待产的孕妇。

就在这时，婆婆突然对我爸说了那句话：＂高兴啊，当然高兴！不过比起这个，我更高兴的是咱家小志终于可以翻身做主人了！＂

这句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空气似乎凝固了，连婴儿的哭声都显得格外刺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爸皱起眉头，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烟盒，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婆婆笑眯眯地说：＂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呗。孩子有了，咱们家的香火有人传了，你女儿的任务也完成了。小志正好可以找个贤惠的，好好过日子了。＂

她说这话时，语气轻松，像是在谈论明天的菜价，而不是一个家庭的未来。

这一刻，我爸才明白我之前所说的并非无稽之谈，他脸色一变，血色褪去，语气也严厉起来：＂老伴子，咱进去看看闺女。＂

回到病房，我已经被推出产房，躺在一张简陋的病床上，身上盖着一条褪了色的棉被，脸色苍白，像一张白纸。

我看到爸妈表情凝重，便知道他们已经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也许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妈妈小声告诉我刚才发生的一切，我虽然早有准备，心里还是一阵刺痛，如同把一把盐撒在已经溃烂的伤口上。

＂丫头，爸妈不逼你了。你要是真的受不了，咱就离！大不了孩子咱们自己养！＂爸爸少有地激动起来，手紧握成拳，青筋暴突。

妈妈也握着我的手说：＂闺女，委屈你了。咱不能让你这辈子都这么过。想离就离，妈妈支持你。＂

看着爸妈心疼的样子，我反而平静下来，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平静，心里有了决断。

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家里，我永远都不会有尊严，永远都是那个被嫌弃的、不称职的媳妇，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果断离开。

出院那天，我看着怀里熟睡的儿子，心里做了最后的决定，就像下定决心要跳入一个未知的深渊。

他小小的脸蛋，紧闭的眼睛，微微颤动的嘴唇，都那么可爱，那么无辜，不知道自己出生在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里。

我在心里默默对他说：＂妈妈会保护你，会给你最好的爱，哪怕这世界对我们不公平。＂

婆婆一回家就开始张罗着给孩子办满月酒的事，忙前忙后，张罗着请亲戚朋友，准备鸡鸭鱼肉，对我却像对空气一样。

＂这孩子长得真像我儿子！＂她逢人就夸，好像这孩子与我毫无关系。

刘志明也忙着应付各路亲戚，收红包，敬酒，很少在家，更别说关心我的产后恢复了。

每天晚上，都是我一个人起来照顾孩子，喂奶、换尿布、哄睡觉，有时候一晚上要起来三四次，累得眼睛都睁不开。

月子里的女人最虚弱，也最敏感，稍不注意就会落下病根，腰酸背痛，手脚麻木。

我看着窗外的月光，心中的决心越发坚定，那月光冷冷清清，仿佛在无声地支持我的决定。

月子刚过，我就找了个婆婆不在家的时候，正式向刘志明提出了离婚，那天，窗外的槐花正好开了，淡淡的香味飘进屋里，有种说不出的凄凉。

＂你疯了？孩子还那么小！＂他一脸震惊，仿佛从来没想过我会真的离开。

＂是啊，孩子还小，但如果我不走，孩子长大后会看到一个毫无尊严的妈妈。你觉得那样对他好吗？＂我平静地问，声音不大，却很坚定。

＂我妈...她就是嘴上说说。＂刘志明支支吾吾，眼神飘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不只是嘴上说说。刘志明，你心里很清楚，你妈从来就没把我当成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也累了，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说话间，婆婆回来了，她提着一袋刚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菜，看到我们两个面对面坐着，表情严肃，她警觉地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刘志明还没开口，我就直接说道：＂妈，我想和志明离婚。＂

我本以为婆婆会大发雷霆，甩脸子，或者骂我不知好歹，没想到她先是一愣，然后竟然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像是松了一口气。

＂行啊，我就知道你熬不了多久。不过，孩子必须留下。＂她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平静，却透露出一种胜利者的傲慢。

＂不可能！＂我斩钉截铁地说，＂孩子是我生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要带走他。＂

＂你算什么东西？敢带走我们刘家的种？＂婆婆顿时变了脸色，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炸毛了，＂生孩子是你的责任，孩子姓刘，就是刘家的人！＂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清脆而有力，像是在给这场争吵打节拍。

我打开门，发现是爸妈站在门口，爸爸穿着他最好的那件中山装，妈妈则穿了一身深蓝色的确良衬衫，两人表情严肃，态度坚决。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问，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我们来接你和孩子回家。＂爸爸说，声音坚定，不容置疑。

原来，爸妈早就料到今天会有这一幕，特意请了假来支持我，他们进屋后，和婆婆公公摊牌了。

＂孩子是两个人的，离婚后抚养权法院会判，但现在孩子要跟妈妈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爸爸义正言辞地说，语气中带着多年来积累的不满。

＂哼，这事没完！＂婆婆气急败坏地叫嚷着，＂我告诉你们，这孩子姓刘，就是刘家的人，谁也别想带走！＂

我回去收拾行李时，刘志明跟了进来，脸上满是犹豫和不舍，像是在进行内心的挣扎。

屋子里充斥着尴尬的气氛，我默默地将自己的衣物塞进一个旧式的蓝条纹行李袋中，那是结婚时带来的，如今又要带着它离开。

＂小华，真的非离不可吗？＂他低声问，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像是害怕面对现实。

＂如果你能站在我这边，也许事情会不一样。＂我看着他的眼睛说，眼神里满是期待，希望他能在最后关头做出选择。

他沉默了片刻，目光落在地上，终于叹了口气：＂我为难...＂

我微微一笑，不再说话，继续收拾东西，把所有的相片都留下了，只带走了那个结婚时爸妈送的小闹钟，它见证了我婚后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留恋也消失了，就像熄灭的烛火，只剩下一缕青烟，很快就消散在空气中。

一个连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站出来都不敢的男人，不值得我托付终身，更不值得我牺牲自己的尊严和未来。

那天，我带着孩子离开了刘家，暂时搬回了娘家，我没有回头看一眼，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家，从来就不是。

尽管婆婆威胁要闹到单位去，说我＂拐带＂了刘家的孩子，但在爸爸的坚持下，她最终没能如愿。

离婚手续很快办妥了，1980年代的法律已经允许双方协议离婚，而不必像过去那样层层审批，只要两人同意，就可以解除婚姻关系。

法院考虑到孩子年幼需要母亲照顾，判决孩子归我抚养，刘志明每月支付二十元抚养费，那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可以买十几斤猪肉或者四十斤大米。

刘家人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刘志明的大伯甚至扬言要＂绑架孩子＂，吓得我好几天不敢出门，每天上班都是爸爸骑车接送。

单位里的同事对我的遭遇议论纷纷，有人同情，有人不解，还有人说闲话，背地里叫我＂二手货＂，仿佛离婚是什么道德污点。

车间主任找我谈话，用沙哑的嗓音说＂年轻人有矛盾应该多沟通＂，暗示我重新考虑，因为当时单位分房子都会优先考虑完整的家庭。

我只是笑笑，不做解释，低头干好自己的工作，因为我知道，解释再多，也抵不过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孩子，几乎没有一刻属于自己的时间。

好在有爸妈的支持，他们轮流帮我带孩子，让我能喘口气，爸爸甚至申请调到了晚班，这样白天可以帮我照看孩子。

妈妈每天变着花样给我煮补身体的汤，说＂女人生了孩子，身子虚，得好好调养＂，她的爱像一缕阳光，温暖着我疲惫的心。

孩子满周岁时，我给他取名＂张星＂，随我的姓，那一刻，我感到一种解脱，也是一种重生。

爸爸说，既然刘家不认这个孩子，那就别让他背负刘家的姓氏，就让他成为我们张家的希望之星。

我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虽然这么做可能会让孩子将来面临一些困惑和问题，但我相信，爱可以弥补一切。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适应了单亲妈妈的角色，就像穿上一件新衣，虽然不太合身，但总会慢慢习惯。

工厂里的工作很辛苦，每天站着操作纺纱机十几个小时，手上磨出了老茧，耳朵被机器的轰鸣声震得几乎失聪，但我从不喊苦。

我知道，只有经济独立，才能给孩子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才能让我不必在别人的眼光中低头，才能握住自己的命运。

令我意外的是，离婚后不久，刘志明竟然提出要探望孩子，他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小玩具，神情忐忑。

我犹豫再三，最终同意了，毕竟，不管发生什么，他始终是孩子的父亲，这一点无法改变，也不应该因为大人的恩怨而剥夺孩子与父亲相处的权利。

第一次见面时，刘志明显得很拘谨，像是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不知道该如何与自己的孩子相处。

他小心翼翼地抱起张星，眼里满是复杂的情感，既有喜悦，又有愧疚，还有一丝不舍。

＂他长得真像你。＂他轻声说，手指轻轻抚摸着孩子的脸蛋，那动作温柔得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钳工的手。

＂嗯，眼睛像你。＂我客气地回应，确实，孩子的眼睛和他如出一辙，深邃而有神。

＂小华，我...＂他欲言又止，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对孩子好点就行。＂我打断他的话，不想再重温那些不愉快的记忆。

从那以后，刘志明每个月都会按时来看孩子，有时还会带些玩具或者衣服，不多，但也是心意。

慢慢地，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从尴尬变得平和，就像平行线，不相交却也不互相妨碍。

他告诉我，离婚后他搬出了父母家，自己租了间小屋住，那是改革开放后县里新修的集资房，条件比原来好多了。

他似乎变了不少，不再那么优柔寡断，眼神也变得坚定，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不再只是父母的附属品。

＂公司最近效益不好，可能会减产。＂他有次来看孩子时说，眉头紧锁。

＂是不是要下岗？＂我关切地问，那时候＂下岗＂这个词开始在工人中间流传，带着不祥的预兆。

＂说不准，反正现在形势不好。＂他揉了揉太阳穴，看起来很疲惫。

张星三岁那年，刘志明带来了一个消息——他要去深圳闯荡，那个遥远的南方城市，传说中的＂淘金地＂。

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消息传遍全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全国，南方的经济特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吸引着无数年轻人前去淘金。

＂我想去试试，说不定能有出息。＂他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如同一个即将踏上征程的勇士。

＂那挺好的，祝你成功。＂我由衷地说，没有嘲讽，没有讽刺，只有真诚的祝福。

临走前，他郑重其事地留下了深圳的地址和电话，承诺会定期寄钱回来给孩子，直到孩子长大成人。

我没太当回事，只是简单收下了，想着这大概是一张空头支票，毕竟我们早已不是一家人，他没有义务赡养我的孩子一辈子。

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真的做到了，每个月都会有一笔钱汇到我的账户上，金额从最初的五十元逐渐增加到一百元、两百元，远远超过了法院判决的抚养费。

邮局的王大妈每次看到汇款单都会意味深长地说：＂还是孩子爹有良心啊，隔着这么远都记得给孩子钱。＂

偶尔，还会收到他寄来的南方特产和小玩意儿，像是芒果干、椰子糖，还有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具，都是北方难得一见的玩意儿。

张星慢慢长大，上了幼儿园，开始接触更多的孩子，也开始问起爸爸的事，那双像刘志明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疑惑。

＂为什么我姓张，爸爸姓刘啊？＂他天真地问。

＂因为妈妈姓张，你跟着妈妈姓。＂我简单地回答，没有过多解释。

＂可是王明明和他妈妈姓不一样，他跟他爸爸姓。＂孩子不依不饶，孩子的观察力总是让人惊讶。

我蹲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轻声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情况，有些孩子跟爸爸姓，有些跟妈妈姓，这都很正常。＂

我没有隐瞒，也没有抱怨，只是如实告诉他：＂爸爸去南方工作了，他很爱你，只是不能陪在你身边。他每个月都会寄钱来，给你买好吃的，买玩具。＂

孩子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每次收到爸爸的礼物都会兴奋不已，拆开包裹时的那种期待和喜悦，是任何玩具都无法替代的。

有时，他会突然问我：＂妈妈，你恨爸爸吗？＂

问这话时，他总是小心翼翼，仿佛在触碰一个不该碰的禁区，眼神里充满了不安和期待。

我摸摸他的头，微笑着说：＂不恨。妈妈只是选择了自己的路，爸爸也一样。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但都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1995年初夏，我接到了刘志明的电话，电话那头嘈杂的背景音和断断续续的线路，让他的声音显得那么遥远。

他说他在深圳站稳了脚跟，开了一家小电子厂，专门做收音机零件，虽然规模不大，但年产值已经达到了十万元，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他想接张星去深圳玩一个暑假，让孩子见识见识大城市的繁华，开阔眼界，毕竟深圳那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了。

我征求了孩子的意见，他迫不及待地点头同意了，眼睛亮晶晶的，像是看到了心爱的糖果。

＂我真的能坐火车去找爸爸吗？＂他激动地问，小脸因兴奋而泛红。

＂当然，但你要答应妈妈，听爸爸的话，不要乱跑，知道吗？＂我叮嘱道，内心却忐忑不安。

那个暑假，九岁的张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穿着我特意为他买的新衣服，背着一个小书包，独自一人去了南方。

临行前，我千叮咛万嘱咐，心里却忐忑不安，生怕孩子在陌生的城市迷路，或者水土不服。

1990年代初的火车还没有现在这么快捷舒适，从北方到深圳要坐三天三夜的硬座，颠簸不已，我给孩子准备了足够的干粮和水，心里却总是放不下。

两个月后，当我在火车站看到晒得黝黑的儿子扑进我怀里时，那种喜悦无法形容，就像久旱逢甘霖，心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幸福浇灌。

＂妈妈，深圳好大好漂亮！爸爸带我去了世界之窗，还有海边！那里的海水蓝得像天空一样，沙子软软的，摸起来凉凉的！＂孩子兴奋地说个不停，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爸爸还给我买了很多玩具和衣服，说下次要带我去香港玩！＂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相册，里面全是和爸爸的合影，两人站在海边，站在高楼下，站在游乐场里，脸上写满了幸福。

从此以后，每年暑假，张星都会去深圳和爸爸住一段时间，这成了他最期待的事情，每年都会提前数着日子，准备行李。

我和刘志明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像朋友一样，为了孩子，我们放下了过去的恩怨，偶尔还会通电话，聊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他在学校表现得很好，老师说他数学特别棒。＂我会这样向他汇报孩子的情况。

＂那是随你，你不是从小就喜欢数学吗？＂他会这样回应，语气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轻松。

张星十六岁那年，刘志明打来电话，说想接孩子去深圳读高中，那里的教育更好，资源更丰富，对孩子的未来会有更大的帮助。

我思考再三，同意了，尽管不舍，但我知道，这对孩子的未来是有益的，一个母亲最大的爱，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

送走孩子那天，我在车站哭成了泪人，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慢慢开动，孩子的脸在车窗后渐渐变小，直到消失不见。

回到家，屋子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前忙着工作、照顾孩子，现在突然间清闲下来，反而不知所措了，像是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那段时间，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翻出了尘封已久的梦想和愿望，那些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的渴望。

一晃眼，我已经三十多岁，除了工作和孩子，似乎没有其他值得骄傲的事，青春已逝，未来茫茫。

我决定给自己一次机会，报名参加了夜校的会计课程，那是我年轻时的梦想，因为结婚生子而搁置，如今终于有机会重拾。

晚上的校园静悄悄的，只有我们这些＂老学员＂在教室里认真听讲，记笔记，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努力。

两年后，张星高中毕业，被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这是我们小县城少有的荣耀，连街坊邻居都为他高兴。

我和刘志明一起去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那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同时出现在孩子面前，没有争吵，没有尴尬，只有对孩子的祝福。

看着台上意气风发的儿子，穿着笔挺的校服，领取奖状，我们相视一笑，眼里都是欣慰和骄傲，那一刻，过去的恩怨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张星上大学后，我也通过了会计证考试，从车间调到了办公室做财务工作，不用再忍受机器的轰鸣和尘土，收入增加了，生活也轻松了不少。

我开始学着打扮自己，不再是那个灰头土脸的单亲妈妈，而是一个有自信的职业女性，偶尔和同事去看场电影，去趟公园，去新开的百货商店逛逛，日子过得充实而平静。

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说是什么远房亲戚家的兄弟，做小生意的，条件不错，但我都婉拒了，不是不想再婚，只是觉得一个人的生活也很自在，不必再为他人改变自己。

2000年春节，张星回家过年，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刘志明想来看我，不是看孩子，而是专程来看我。

我有些诧异，但还是同意了，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什么放不下的。

多年不见，刘志明变了很多，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年轻人，而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男人，身穿笔挺的西装，头发整齐，举止稳重。

我们在家里的小饭桌前坐下，张星识相地出去买东西，给我们留下独处的空间，临走前还促狭地冲我眨眨眼，像是在说＂加油＂。

＂小华，这些年辛苦你了。＂他真诚地说，眼神里没有一丝躲闪，只有坦诚和感激。

＂都过去了。看到孩子这么优秀，一切都值得。＂我平静地回答，心里竟没有一丝波澜，就像在和一个老朋友叙旧。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这是我这些年存的钱，本来想等星星大学毕业再给你，但我觉得现在给你更合适。你也该为自己活一活了。＂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存折，上面的数字让我吃了一惊——十万元，那在2000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可以在县城买一套不错的房子。

＂这太多了，我不能要。＂我连忙推辞，心想这钱应该留给孩子做学费或者将来的嫁妆。

＂你应得的。＂他坚持道，声音坚定而有力，＂这些年，要不是你坚持离婚，我可能还在那个狭小的屋子里听我妈的话，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是你教会了我勇敢，教会了我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震惊地看着他，没想到当年的决定竟对他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一直以来，我以为只有我从那段婚姻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新生，没想到他也是。

＂你知道吗？我去深圳后，第一次敢跟我妈说＇不＇。她要我回来娶村里的姑娘，我拒绝了。她气得半个月不跟我说话，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他笑着说，眼神里闪烁着光芒，＂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我们聊了很久，从过去到现在，从伤痛到释然，就像翻开一本尘封已久的相册，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已经变成了淡淡的回忆。

窗外，县城的夜空绽放着绚烂的烟花，五颜六色的光芒照亮了每一个人的脸，那是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充满希望和新的可能。

张星回来时，看到我们相谈甚欢，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生活就像是一条蜿蜒的河流，有急流，有漩涡，但最终会流向宽广的海洋。

十几年前那个月子里的决定，看似鲁莽，却让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不后悔，也不遗憾。

因为我知道，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你走了多远，而在于你是否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你成为了怎样的人。

当夜幕降临，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远方的灯火，心中充满了平静与感激。

感谢那个在月子里敢于做决定的自己，感谢父母的支持，感谢刘志明的成长，更感谢生活给了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哪怕这意味着要走一条更艰难的路。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活着，而不仅仅是存在，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自己的样子，无愧于心。

那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却也最正确的决定，它教会我勇敢，教会我坚强，更教会我如何在风雨中依然抬头挺胸，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来源：天涯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