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以尖锋起笔破空而来，中锋行笔力透纸背，收笔回锋处蓄势待发，似闻金石相击的清越之音。与流水线作业般的官刻碑版不同，这卷手稿在规整中暗藏灵动，一字之中笔画收放有度。
当唐人加上唐楷加上唐诗会是怎样的呢，此书卷正是敦煌出现的手抄本唐诗，是由千年前唐人用唐楷抄写的唐诗，里面抄录了孟浩然等当时名人名流的诗篇。
他以尖锋起笔破空而来，中锋行笔力透纸背，收笔回锋处蓄势待发，似闻金石相击的清越之音。与流水线作业般的官刻碑版不同，这卷手稿在规整中暗藏灵动，一字之中笔画收放有度。
这得从公元十世纪说起，也就是大唐的中后期，当时由皇室主导的抄经热，在那一时期诞生了许多经卷名篇和不同书体的书作，他们都将这批文献封存于洞窟之时，他们选择的是以空间换时间的保存策略；直到1900年才被世人重新发现。
《诗歌残篇》的双重价值在这种循环中获得新生：作为诗歌载体，它补充了文学史的缺环；作为书法真迹，它修正了艺术史的认知。二者相互滋养，共同构建起更为立体的唐代文化图景。
在长安城的寺院与秘书省之间，这些无名氏以笔墨为生，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文化传承的关键节点。《诗歌残篇》的作者正是这样一位身处体制内却超越体制的艺术家。
当我们将这件作品与同时代的官方碑刻对比观察，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九成宫醴泉铭》的森严法度与《祭侄文稿》的情感宣泄之间，抄经生的小楷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这种书体也被称之为——写经体。
来源：周老师历史小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