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悖论：最开放包容的唐朝，竟然是中国历史上冥婚最为盛行的时代。在那个胡姬酒肆、异域风情遍布长安的盛世，在那个女性可以抛头露面、甚至登基称帝的王朝，死者与死者的婚配却成了社会风尚。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从繁华京城到偏远州县，冥婚仪式如影随形。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悖论：最开放包容的唐朝，竟然是中国历史上冥婚最为盛行的时代。在那个胡姬酒肆、异域风情遍布长安的盛世，在那个女性可以抛头露面、甚至登基称帝的王朝，死者与死者的婚配却成了社会风尚。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从繁华京城到偏远州县，冥婚仪式如影随形。

唐朝的开放，从来都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唐，这个新兴王朝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胡人可以在朝为官，异族可以通婚联姻，外来宗教可以自由传播，女性的社会地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就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一种古老的习俗却悄然复苏并迅速蔓延——冥婚。

冥婚并非唐朝的发明。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为死去的子女寻找配偶的记录。《礼记》中记载的"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始有之"，实际上就包含了某种形式的冥婚观念。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习俗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更加盛行，成为贵族阶层维护家族声誉的重要手段。

唐朝建立初期，李渊为了稳定政局，对前朝的各种制度和习俗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

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更是以"兼容并蓄"著称，他的开明政策为各种社会风俗的并存提供了空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冥婚开始在唐朝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

627年，一件震动朝野的冥婚案例为这种习俗的复兴开了先河。当时的宰相房玄龄的次子早夭，房玄龄竟然为死去的儿子寻找配偶，并举办了盛大的冥婚仪式。这件事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最终太宗李世民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实际上就是一种默许。

房玄龄的做法很快被其他贵族效仿。长孙无忌、魏征、李靖这些开国功臣的家族中，都出现过类似的冥婚案例。这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们用自己的行为为冥婚习俗提供了最权威的背书，使得这种原本只在民间流传的做法开始向上层社会渗透。

更为关键的是，唐朝的宗教政策也为冥婚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支撑。佛教在唐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念恰好与冥婚的死后世界想象相互呼应。道教同样如此，道教的神仙思想和死后升仙的理念，都为冥婚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到了武则天时期，冥婚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武则天本人虽然以女性身份登基称帝，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但她对传统习俗的态度却相当保守。

690年，武则天为自己早夭的女儿太平公主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冥婚，新郎是一个同样早夭的王公子弟。这场皇室冥婚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向标，从此冥婚不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是堂而皇之的社会风尚。

武则天时期的宫廷记录显示，从690年到705年的十五年间，宫中举办的各种冥婚仪式多达数十场。皇室成员、宫廷大臣、地方官员，都将为死去的子女举办冥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风气从宫廷向民间扩散，很快就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开元盛世的到来，为冥婚习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

713年，玄宗李隆基开始亲政，唐朝进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开元时代。经济的空前繁荣、文化的高度发达、社会的相对稳定，都为各种奢华仪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冥婚作为其中的一种，自然也搭上了这趟盛世的快车。

开元年间的冥婚，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仪式，而是演变成了一门精致的艺术。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当时长安城中专门从事冥婚服务的行业已经相当发达，从占卜师到礼仪师，从服装制作到墓穴设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

最为典型的是725年发生在长安的一场冥婚。当时的户部尚书宇文融为自己十六岁病逝的女儿寻找配偶，最终选中了同样早夭的太常寺卿韦嗣立之子。

这场冥婚的准备工作持续了整整三个月，仅仅是新娘的嫁妆就动用了数百名工匠，耗费白银万两。婚礼当天，参与仪式的宾客超过千人，场面之盛大完全不亚于活人的婚礼。

这种奢华背后，反映的是唐人对死亡的独特理解。在唐人看来，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终结，而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既然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还要继续生活，那么为他们安排婚配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观念与佛教的来世观、道教的仙界说相互融合，形成了唐朝特有的死亡美学。

冥婚的仪式流程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标准化。首先是"相亲"环节，双方家长会通过占卜师来确定两个死者是否匹配。然后是"提亲"，与活人婚姻一样，需要正式的媒人和聘礼。

接下来是"迎亲"，虽然新郎新娘都已经不在人世，但仍然需要举办盛大的迎亲仪式。最后是"合葬"，两个死者会被安葬在同一座墓穴中，象征着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结合。

不同社会阶层的冥婚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皇室贵族的冥婚往往极尽奢华，不仅要选择门第相当的配偶，还要在仪式规格上体现出尊贵的身份。官僚世家的冥婚则更注重政治联姻的色彩，通过死者的婚配来巩固或建立新的政治关系。商人阶层的冥婚虽然在规模上可能不如贵族，但在财力投入上往往毫不吝啬，用以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

甚至连普通百姓也开始效仿上层社会的做法。虽然他们的经济条件有限，无法举办过于奢华的仪式，但基本的冥婚流程一个都不能少。许多家庭为了给死去的子女办一场体面的冥婚，不惜倾家荡产，借债度日。

到了天宝年间，冥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风俗，更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有钱有势的家庭如果没有为死去的子女举办冥婚，反而会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这种社会压力进一步推动了冥婚习俗的普及，使其成为盛唐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冥婚习俗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动力。

这场持续八年的大乱，给唐朝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创伤。数百万人在战火中丧生，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社会秩序几近崩坏。在这样的背景下，冥婚不再仅仅是贵族阶层的奢侈品，而是成为了普通民众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手段。

战争带来的大量死亡，为冥婚提供了充足的"对象"。许多在战场上阵亡的年轻士兵，家人无法找到他们的尸体，只能通过冥婚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人生仪式。

更为特殊的是，安史之乱期间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冥婚形式——"忠烈冥婚"。这种冥婚专门为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而设，政府不仅不加阻止，反而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鼓励。763年，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庆祝仪式上，唐代宗甚至亲自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忠烈冥婚，为数百名阵亡将士寻找配偶，并亲自题写墓志铭。

这种官方的支持态度，进一步推动了冥婚在民间的普及。许多原本对这种习俗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开始改变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都认可冥婚的合理性，那么这种做法就不能算是什么陋习，而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和怀念。

780年，当唐朝的政治秩序基本恢复后，德宗李适开始重新审视各种社会问题。在他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首次出现了对冥婚现象的官方表态。虽然这种表态还相当温和，主要是呼吁民众要"理性对待，量力而行"，但这标志着官方态度的微妙变化。

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唐朝统治阶层对社会风气的重新认识。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冲击，他们开始意识到，一些看似无害的民间习俗，如果过度发展，也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冥婚习俗在战乱期间的过度膨胀，已经开始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

但是，官方态度的改变并没有立即改变民间的做法。在许多地区，冥婚依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风俗。特别是在那些受战争影响较深的地区，人们对这种习俗的依赖程度甚至比战前更高。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冥婚这种仪式，死去的亲人才能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息，活着的人才能继续坚强地生活下去。

中唐以后，随着儒学的复兴和社会的理性化，冥婚习俗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785年，著名学者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首次从理论高度对包括冥婚在内的各种"淫祀"进行了系统批判。他认为，这些习俗不仅浪费民力物力，更重要的是违背了儒家的理性精神。韩愈的观点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响应，一场针对冥婚习俗的理论批判运动由此展开。

这种理论批判很快就转化为实际的政策行动。820年，穆宗李恒在即位诏书中明确提出，要"革除陋习，返朴归真"，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冥婚，但其矛头所向已经相当明确。随后，各级政府开始制定具体的限制措施，对冥婚的规模、参与人员、花费标准都作出了详细规定。

更为致命的打击来自于845年的会昌灭佛。唐武宗李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拆毁佛寺，强迫僧尼还俗，这一政策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对冥婚习俗也造成了巨大冲击。因为佛教的来世观念一直是冥婚习俗最重要的理论支撑，佛教势力的衰落直接动摇了冥婚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民间社会的反应也很快跟上了官方的步伐。许多原本热衷于冥婚的家庭开始重新考虑这种做法的必要性。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接受了更多的儒家教育，对传统习俗持更加理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与其为死者举办虚无缥缈的冥婚，不如将精力投入到现实的生活和事业中去。

但是，冥婚习俗的衰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许多偏远地区，特别是那些受中央政府影响较小的地方，冥婚依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些地区的人们认为，无论官方的态度如何变化，为死去的亲人尽最后一份心意都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不能因为政策的改变而放弃。

到了唐末，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和唐朝政权的最终崩溃，冥婚习俗也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包括冥婚在内的许多传统习俗都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新兴的五代十国政权大多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治理方式，对于这些消耗社会资源而无实际意义的习俗，基本上都采取了禁止或限制的态度。

冥婚在唐朝的兴衰历程，清晰地反映了这个王朝从开放包容到理性务实的思想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冥婚习俗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唐朝社会的复杂面貌和深层变化。

来源：历来现实一点号